中共最近這一、兩年來,對於國內人的自由和網路的控制、對於異議份子、或者稍微批評一點政府的人,採取很嚴厲的態度,而且越來越厲害,這是一個趨向。我可以舉幾件事情來講。
第一個,我們講劉曉波。劉曉波並沒犯什麼罪,他的《零八憲章》也不過是根據中共已有的憲法,來要求實踐而已。就為這個給他判了11年徒刑,可以說是荒唐到了透頂的地步。
此外還有很多被判刑的,我現在就想起來有一個四川的叫譚作人,他也是在今年的2月9日被重慶中等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了5年徒刑。他事實上什麼事也沒有做,就是談了六四屠殺是不應該發生的,就是以這個罪名,判了他5年徒刑。這兩件事情可以看出共產黨用法越來越嚴厲。
另外對異議人士的自由的限制,也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可以舉兩個例子,像四川的廖亦武,他第13次被否決出國。而且最後一次、第13次,在成都已經上了飛機,還把他拉下來。他去參加的是德國總理批准的一個文化節的文學節目,要他去朗誦詩,結果他就未能出席。共產黨現在已經不顧臉面,已經不在乎外麵人怎麼罵,都不相干。我現在有錢,我總可以制服你。
再有一個也出乎意料之外,這是我在《紐約時報》上看來的。《紐約時報》登一篇文章,講一位姓崔的女學者。我看過她的東西,寫得非常好,介紹過捷克哈維爾的民主思想,也是一個提倡人權的人。但她絕對是一個學者,完全沒有推翻政權的意思,只是她的活動也給共產黨製造了麻煩。
她在今年三月接受哈佛大學的演講邀請,然後又接受在費城的亞洲學會年會的邀請,但是到了最後一分鐘學校不讓走,說她要教課,不能走。事實上就是懲罰她,因為她批評政府,對政府不利。
所以這一些動作都很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從前共產黨只是把異議人士和它不喜歡的人送出來,送出來以後不讓你回去,但是沒有像這樣子的。如上海的馮正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錯誤,多少次到了國門不讓他進,到了上海又把他送回來。
另外是限制學者,而且是到世界上參加重要會議並演講的學者,不讓他(她)出來、不讓他(她)到場,讓他(她)最後只有放棄,這也是從前沒有的。這是最近兩年的一種新的趨向。這個趨向越來越凶,就是給你臉色看。
谷歌的問題也是因為要限制它的自由,因為怕谷歌引起國內異議份子的活動。如果不接受中共的檢查、不接受中共要求的自我約束,就無法生存,逼得谷歌非走不可,最後搬到香港。
這些都是表示它對國內抗議的人群是非常害怕的。如維權律師、維權醫生、維護環保的律師、環保人士,都受到種種不同的壓制。而且用叛國、泄露國家機密等種種罪名,把他們送到監牢裡去。而且坐牢的時間越來越長,從前不過一、兩年的事,現在可以到五年、十一年,這就表示共產黨心裏非常害怕,表面上很凶、說我不在乎,但內心非常恐懼。
這種恐懼就是現在共產黨當權派的心理。這個恐懼心理從哪兒來?我想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共產黨內部有各種各樣的勢力,至少有兩大派勢力。
一派是看到危機很大,如果不進行民主改革、如果不進行三權分立、如果不進行選舉,這樣子政權維持不了多久。完全靠武力、靠暴力維持,是不會長久的。所以這裡有一批人為了黨的利益,也不能不提倡小幅度的緩和的改革。我想,溫家寶就可能是代表這一派。
有些人認為他是做戲,跟胡錦濤那一派、或者其他的保守派在演戲,一個白臉、一個紅臉。事實上不是如此,我覺得溫家寶可能有危機感,因為他自己總理的權力現在也很有限,被限制得很小,什麼事情都不能發揮作用了。所以他要提倡說「民主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這類的話。事實上他也做不到,他沒辦法實行。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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