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科學中,數學不僅是一門基礎學科,它還以自然哲學等文化意蘊參與構建中醫學理論體系,也是賦予中醫學特質的重要因素。
中國是數學的發祥地之一,其成就顯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古代數學研究的對象也是「像」,《左傳·僖公十五年》記韓簡子云:「物生而後有像,像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它以像為主論述客觀事物的有序性,以文辭數字形式為用,循著抽象性與應用辯證統一的道路不斷發展,形成了以有機論數學觀念為理念的非構造性數學體系。明顯表現出重視歸納法的傾向與幾何代數化的傾向,這與古希臘數學的重演繹法傾向和代數幾何化傾向交相輝映。
中醫學一直認定養生保健以「法於陰陽,和於術數」為原則,中醫學理論也應是數的「陽奇陰偶」及「像為主,數為用」的數字抽象象徵的體現。
例如,「1」是「道在於一」,又是五行中腎水的生數;「2」是兩儀,是陰數之始,是五行心火的生數;「3」是《老子》論「三生萬物」的小成之數,《素問·三部九候論》言「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又是五行中肝木的生數;「4」是四像四時四方,是五行中肺金的生數;「5」是天地數的總括,《易·系辭上》謂:「天數五,地數五」,在五行是脾土的生數;「6」是筮法老陰之數,陰爻稱六,又與六合、六律、六呂之數相契,在五行為腎水的成數;「7」是《周易》「七日來復」之數,《傷寒論》有熱病七日轉愈的經驗,在五行為心火的成數;「8」為八卦八風,在五行為肝木的成數;「9」是極數,陽爻用九為老陽,應九州、九野、九候的黃鐘數,《靈樞·九針十二原》言,數「始於一,終於九」,在五行為肺金的成數;「10」是「9」以後晉上之數,在五行為脾土的成數。
中醫學也用圖以示數,即用河圖、洛書表示陰陽、五行間的多元時空關係,人體五臟系列和四時、四方的關係,其在河圖、洛書上的定位規定了臟腑的生理特徵。如腎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北方則主冬,生數一成數六則有補無瀉。明代醫學家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概括了「現九會五」的規律,可以用生成數解說五臟補瀉用藥法則。
古代醫學家在積累大量臨床經驗之後,以哲學和數學為理論化手段,數學對中醫學影響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用數學模型構建中醫學理論。古代醫學家堅信數的規律也是生命活動的規律,把某些數學模型用為人體模型。例如,用有群論特徵的五行模型作為人與自然五大系統的穩態特徵。用有集合論特徵的六經模型來概括時序和熱病關係的證候。《內經》將五行用於表述臟腑關係和特徵,建立了五行髒像論;《傷寒論》把六經用於闡述熱病按病序演變的六種類型的六經辯證。此外,在《靈樞·九宮八風》篇中,還有八卦數學模型的八卦髒像等等。
提出生命是時間函數的科學命題。我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認識到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間和時間。《老子》稱人為「神器」,由「神」和「器」兩者構成。「神」是形而上者能變化妙用的生命機能,「神」體現於時間結構和功能。「器」則是形而下者的形體,包括器官、骨骼、肌肉、肢節等,是人體的空間結構。祖國醫學重神而疏器,生命機能稱為「神機」,對醫生的評價也有「粗守形,上守神」的尺度,把主宰思維並統帥全身生命活動的作用稱為「神明」。
由於對「神」的重視,提出了生命是時間函數的命題。即《內經》多次強調的「神轉不回,回則不轉」的策語緘言。惲鐵樵稱此語為《內經》全書的關鍵。《內經》進一步又提出「化不可待,時不可違」的生命不可逆的特徵。和西醫學重視人體空間結構相比,中醫學重視人體的時間結構,重視生命的過程、節律和節奏,有「髒氣法時」等論述,這是中醫學對生命本質的揭示。
中醫辯證論治講究「套路」,按套路逐步解決複雜的難治之病,其思維方法和傳統數學的解方程的思維是一致的。西方數學,以幾何和形式邏輯的證明定理著稱,中國古代數學家很早就以問題為中心,用解方程的方法解決應用問題,西漢時即有《九章算術》問世,把幾何問題也代數化。東漢張仲景在《金匱要略》中,對於「咳逆倚息不得臥」的支飲,就是分步驟、先後使用小青龍湯、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苓甘五味姜辛湯,再用半夏,再加杏仁,再加大黃等六步成為一個套路,分別解決不得臥、沖氣、喘滿、眩冒、水腫和面熱如醉的戴陽證的。可見,中醫臨床辯證論治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古代數學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數學影響中醫思維方式,既賦予了中醫學特色,也有其負面作用。數學是實驗的孿生兒,中國古代數學沒有經過縮寫階段發展為符號階段,因其重實用而抽象性不強,分析思想不佔主流,形式邏輯不發達,致使在古代,中國數學思想沒有形成推助中醫學向實驗科學發展的動力。主要的問題就是把「和於術數」泛化了。人數與天數有相契合者,按「人擇原理」,有的被採用了,但如果事事都「人副天數」,則擴大了類比的應用,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天有三百六十日,人有三百六十穴」等都不甚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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