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郭沫若為什麼比高爾基懦弱

高爾基從1880年代到1930年代一直反對專制制度。他從1889年到1917年走近和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兩次被捕，一次流放，堅定不屈的《海燕之歌》呼喊暴風雨，企盼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相結合，為此他將住宅都獻出來做了推翻沙皇獨裁政府起義的據點，流亡到美國募集經費，在義大利和列寧合作辦革命啟蒙學校，誤入布爾什維克激進革命的歧路。但1917年十月革命顛覆新生的俄羅斯共和國之後，他辦雜誌堅決反對共產黨領袖集團的獨裁政府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野蠻地改造社會和控制思想，反對《真理報》和蘇維埃的政權私刑與權力毒藥，反對斯大林扣押彼得格勒所有有錢人當人質，批評列寧隨心所欲給人的恐懼感。為此他被列寧「請」出國並被秘密監控7年，期間他繼續譴責蘇共審判式「謀殺」反對黨領袖的國家罪惡，反對迫害知識份子。1928年高爾基被斯大林以可以「每年去義大利過冬」的承諾，「邀請」回國，生活在被克格勃悄然營造的攝影棚似的生活環境裡，試圖改造為蘇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導師，被他洞察後，拒絕給斯大林寫傳記，譴責將警察的暗殺行為栽贓給個人的國家恐怖，抗議集體化運動帶來的大飢荒，譴責政府嫁禍於人、濫殺無辜，等等，絕地反擊使他失去享有去義大利過冬的人權，被像貓一樣軟禁到死，留給警察毫無利用價值的筆記。

郭沫若從沒有過高爾基反專制制度的堅定性和明確性。他10歲以後就生活在中華民國，因享有出版自由而成為新詩旗手。在文化領域裡功成名就之後，30多歲加入國民黨結束北洋軍閥割據統治的北伐軍政革命，任高級軍官，卻在1927年突然背叛北伐，寫《請看今日之蔣介石》反軍政，痛罵蔣介石反共清黨維護三民主義的北伐革命的理智做法是「反革命」，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八一南昌暴亂。蘇維埃1927年暴亂失敗後，郭沫若流亡日本脫共搞學問和研究唯物史觀。抗戰回國後重返國民黨，要求憲政。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發表《斥反動文藝》，充當共產黨反憲政的槍手，罵沈從文是反動派，為共工中國實行極權獨裁鳴鑼開道。此後30年郭沫若一直以筆為槍為旗維護紅色極權專制，官至人大副委員長。

高爾基以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道德良知反獨裁，無論沙俄個人獨裁，還是蘇共政教獨裁，都批判，自始至終50年，誰剝奪和迫害公民自由，就譴責誰，抵抗住了斯大林代表的國家壓迫。而郭沫若在中華民國成名成家，卻反國民黨威權專制，以粉飾共產黨極權專制做高官。高爾基是漢子，郭沫若像太監。

高爾基早年喪父，只上過2年學，11歲開始獨立謀生，在沙俄社會底層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當過學徒、搬運工和麵包師，浪跡和漫遊俄國各地，在經歷中學習，以高爾基筆名發表文學作品蜚聲俄國和歐洲文壇，成為報刊編輯、記者，就這樣靠在俄國社會大學自學成才。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罌粟種更有生命。」高爾基從社會底層奮進所得的真知灼見，比讀院校所得更牢靠，就不會被列寧和斯大林忽悠，故而能堅定明確地抵制蘇維埃以政權「私刑」與「權力毒藥」毀滅知識份子的「愚蠢和犯罪」的缺德行為，能將學習和讀書當作完善自我和追求真理的道路。這使他求知入邪道迷途知返，寧可光明死也不瞎胡混。

郭沫若從成都石室中學到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學貫中西，故而寫詩即成名人，比高爾基輕鬆，都學過馬克思主義。高爾基淺嘗蘇維埃「權力毒藥」，立即排毒和拒絕再服，自認「是一個很差勁的馬克思主義者」。郭沫若1927年背叛國民黨軍政北伐加入共產黨南昌暴亂，擇黨錯誤遭通緝，亡命日本脫共，還戀戀不捨馬克思主義，不僅長期服用唯物史觀思想海洛因，還製造「中國奴隸社會」和「戰國封建論」等冰毒。高爾基以正見抵制獨裁。郭沫若求邪知不排毒，在邪道上越走越遠：以騷魂錯罵歷史證明清黨正確的蔣介石是「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褒獎毛澤東「黃梁」的別字「梁」簡化了「粱」字。高爾基取自社會大學的真知給了他反獨裁的灼見，郭沫若正規學校畢業卻成了極權專制的御用文人。

郭沫若極看重功名利祿，得到後生怕失去，高爾基卻不。不求而得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導師」桂冠，在他心目中遠不如1908年在小說《懺悔》將基督教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的造神嘗試：以個人主義升華的集體主義精神為神。列寧對此非常憤怒。高爾基這是無神論者乾枯的心靈在尋覓神水滋潤。所以當他聽到蘇共計畫把所有圖書館裡的《聖經》、《可蘭經》下架，就打算放棄蘇聯國籍表示抗議。高爾基的社會主義創建者，不是「理想化的」群眾、民族、階級、某黨、某集團，而是不可代表的個人責任（一粒胡椒子）由私心的懺悔（罌粟化）中覺悟的對世界的關愛精神。正是這種來自基督教的懺悔意識，支持他以人道主義良知去糾正錯誤，追求道德真理。

郭沫若不相通道德真理，如同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他是依據馬列主義邪知和毛澤東思想宗教般的信仰，謀取到共工中國首席弄臣並維持到底的。郭沫若12歲，科舉制廢除，私塾小學和石室中學給他的儒家知識也就沒成信仰。中華民國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反儒家禮教為中共黨宗教開路，同時也為郭沫若接受以猴子和生產力為神、階級鬥爭為道、共產革命為德的馬克思主義開路。故而郭沫若參與南昌暴亂可謂歷史安排他去日本研究唯物史觀，研製「中國奴隸社會」和「戰國封建論」等冰毒。馬克思主義拿生產力和階級鬥爭這兩個社會現像當本質，當神，當道，以佛學看來就是心不正而生的魔幻，郭沫若卻信以為真，勢必把馬恩列斯毛的紅塵訴求當成真理。所以他在武漢、重慶兩次以信佛的陳銘樞的表字「真如」對嵌字聯，對以「真有人古，誰為真宰」之上聯的下聯「如是我佛，此即如來」，對桂百煉（陳銘樞的佛學老師）的辭世嵌字聯「真理唯馬克思主義，如來是桂百煉先生」。從對嵌字聯這件小事，可看出郭沫若敬馬克思主義為宗教卻以佛為遊戲的態度，所以步入崇拜極權的邪道魔路爭權奪利。

郭沫若中年遊戲佛教，更青年時期就拒絕禮教，使郭沫若這位20世紀的多情騷客，彷彿身載19世紀德國文豪歌德20世紀的遊魂，轉世來到中國，個人生活隨心所欲，早在1912年就做得出跟父母包辦的妻子張瓊華新婚五天之後就離家不離婚的絕情事，1937年能斷然不辭而別在他流亡日本孤寂時給他身體舒適、精神安慰、生兒育女的妻子佐籐富子，還能在1938年始亂終棄於立忱之後馬上與其妹妹於立群同居，後娶為妻子第二次犯重婚罪也無所顧忌。缺禮教約束，郭沫若管不住下半身而隨心所欲地跟彭漪蘭、於立群、黃定慧等女性同居可為大膽，卻對共產黨極權統治者斯大林、毛澤東頂禮膜拜，叫斯太林「爸爸」並高呼萬歲，硬把毛澤東「黃梁」的「梁」之錯別字當成無心中簡化了「粱」字加以辯解，奴性十足到了文革時期居然主張將自己幾十年寫的「幾百萬字」的作品「全部燒掉」，奴性十足到眾目睽睽下向江青獻詩，對革命魔女極盡阿諛奉承之詞。1950年代之後，郭沫若幾乎所有的寫作都在逃避恐懼遊戲晚年，混在共工中國成了活魯迅。

高爾基雖然沒加入俄羅斯東正教，但在社會大學中習得的辨別善惡的標準始終在心裏，以基督教的懺悔意識支持他的人道主義良知去追求道德真理，有力量超越私情跟列寧、超越特權跟斯大林代表的蘇俄和蘇聯國家恐怖主義抗爭。郭沫若與生俱來的反叛禮教的騷動靈魂，跟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宗教思想相結合，最終被中共宗教組織以特權買下，安定在充當紅色文藝槍手和馬列毛主義宣傳旗手位置，以博學老年和魯迅第二的資歷輔助中共，命定沒有錚錚鐵骨惟有當極權弄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