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為何操控反日遊行(圖)

數千人參加了這場抗議活動（看中國配圖）

在中日撞船的「釣魚島事件」發生一個月後，10月16日東京發生反中國的遊行——其中最值得重視的內容是強烈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獨裁，要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這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接受《南方人物週刊》的採訪所說有若合符節處——與此同時中國的成都、鄭州、西安、武漢、綿陽等地也相繼發生了反日遊行。日本是民主國家，遊行是可以「事先張揚」的公開行為，因此國內一些高校的學生會在提前得知日本人有反中遊行後，隨即在官方的授意和放縱下，採取了針鋒相對的策略：你遊行，我也遊行，不僅遊行，我遊行的人數和城市比你還多，以期在參與人數之眾的氣勢和廣泛性上，蓋過日本的反中遊行。日本反中遊行訴求多元，中國反日遊行目標單一（這正是遊行被官方授意且被操縱的證據之一），從中你就不難感受到真正的遊行和被遊行之間的實質差別。中國官方這樣應對的目的何在呢？這是值得我們深入觀察和理性思考的。

眾所周知，中國是個沒有遊行自由的國家，無所不在的變態維穩，非常私秘的小規模遊行或者個人抗議之控制都易如反掌，更不用說要通過各種通訊或網際網路聯繫眾多人以組成的遊行了。東京的反中遊行來了個「事先張揚」，那麼國內官方的學生會也在官方的授意和縱容下通過QQ和人人網來了個「事先通知」、「共襄盛舉」。傻瓜都知道，遊行如果沒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許可的話，公安機關可以格抓毋論。但成都、鄭州、西安等地的遊行，警方雖然如臨大敵，監控人數眾多，依舊放任學生前去遊行，這說明他們是在用一些聽話的學生來「代表民意」。但在一個月前的9月18日，雖然有不少媒體報導北京會有公安局批准的反日遊行，但最終不了了之，除了少數圍觀者外，根本沒有什麼遊行隊伍。這說明哪怕在中國官方抗議逐漸升級，在日本用國內法延長扣留船長詹其雄的劍撥弩張的時刻，只要官方不讓你遊行，你就沒辦法遊行，因為格抓毋論，可以使反日遊行者徹底歇菜。

一看你日本有自發的民意要反中，那我中國官方無論如何也要弄點「被民意」出來與你抗衡，不然無法向國內激起的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交待。因為你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說釣魚島是你固有的領土，但另一方面卻不准民間保釣人士到釣魚島去表達自己的心聲，如此公然的矛盾所積累的不滿，沒有一個發泄的渠道，對中國官方的統治合法性大有傷害。因此抓住一個日本反中遊行的機會，趁機來個反日遊行，以便收一石三鳥之效：讓民族主義情緒濃烈的學生主體得到一個發泄和釋放的機會、繼續給日本一點顏色瞧瞧——你看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反對你們，你們得小心點才行——同時也藉此轉移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所引起的話題發酵和民間飯醉活動。由於中國沒有遊行自由，所有民眾包括學生從來不曾有過正常的遊行訓練，在官方的放縱下，就時有打砸搶的行為發生。這種打砸搶的暴民行為，不僅讓日方對其在華企業利益憂心忡忡，而且給官方以污名化民眾遊行並且繼續阻止民眾自發遊行尋找藉口。

還有更猛的料在後頭。據近日《朝日新聞》旗下的週刊透露，六年前中日之間曾簽訂有釣魚島密約，其核心內容是中國不讓保釣船出海、日本則不羈押人。大抵今年菅直人班子上臺後，外交部門不知有此密約，日本人扣船扣人，致使中國官方惱羞成怒。中國民間保釣人士李義強在10月19日接受自由亞洲電臺採訪時說，他相信有這樣的「密約」，並且從各方面來論證這個「密約」的真實性，這種變向承認日本實質性管理釣魚島的「密約」，被李義強這樣的民間保釣人士視為賣國行為。由於日本沒有「遵守」這個密約，中國官方因此短時間內高調宣布各種制裁辦法，抱括取消許多交往，同時對稀土出口採取限制措施，日本只好先行軟下來。但據說日本方面掌握了中國漁船先撞日本船的確鑿證據，正等待合適的時機和方式公布出來，以正國際社會視聽，看來中日這次糾紛遠未到收場的時候。

雖然10月16日中國幾座城市的反日遊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對日本反中遊行的回應。但由於中國的政府運營和外交政策，在許多方面是暗箱操作，外人不得與聞，故對此次遊行有多種揣測。因為10月16日中央正在開17屆5中全會，在這個比較重要的時刻，居然有「不和諧」的遊行出現，於是難免有中央派系鬥爭的說法出現，這樣的猜測也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派系陰謀論解釋問題總有事實和邏輯上的不自洽。我認為，在二線乃至三線城市的反日遊行，更多的是出於控制能力和後果上的考量。這次遊行都在二線乃至三線城市，既沒有日本使領館，也沒有太多的日資企業（如京、津、滬、穗有太多的日本投資），使得控制日資目標變得相對比較容易。但如此理性的遊行算度，到底是由哪種級別的人發出，並且使其行之有效的呢？倒是令人頗費猜度。各處反日遊行都有程度不等的打砸搶行為，自然並不出人意料，更令人搞笑的是，一些反日青年竟錯把民族主義者崇尚的漢服看成是和服，並且勒令一位著漢服的姑娘當眾脫下，以示羞辱。如此自取其辱，也可以反證出被煽動和控制的反日遊行，其不理性到了何種可笑的地步。

維權人士陳雲飛指出，既然有關方面授意和放縱幾座城市的反日遊行，那麼這幾座城市的相關政府部門，應該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公開這些他們所掌握的遊行內幕，因為這一切並不屬於國家機密，公民對此應有知情權。至於說那些被打砸搶的日貨及相關企業，是如何賠償的，也請一併公開，因為不可以隨便拿納稅人的錢去做賠償的揮霍。鑒於2005年官方主導的反日遊行，出現的財物損壞，最終為官方不經納稅人許可而讓納稅人買單，所以此次民眾對於事後的賠償細節及資金來源，要求公開，自然在情理之中。老實說，在如今群體事件頻發的多事之秋，官方為何在此時授意並縱容幾座城市的反日遊行，其目的並不完全顯明。也許這些遊行只不過是對10月16日日本反中遊行的回應，但是否有考驗公安機關控制群體遊行能力的意圖，以及其間是否有派系紛爭在裡面起作用，則不能完全確定。勒龐、賴希、霍弗等研究群眾心理的學者著作，對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下中國現實中的群體活動，並非沒有借鑒意義。群體事件多了當然對社會並非好事，但「國家不幸詩家幸」，對於目下中國研究社會學、傳播學、政治學等方面的學者來說，卻也是難得的觀察樣本和機會。

2010年10月19日至20日凌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