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30年財富分配不變 不同階層如隔天壤

中國經濟面臨轉折關頭，從全球化坦途流入風急浪高的三峽。

所有的改革都是倒逼的結果，維持原有經濟發展路徑的成本越來越高、高到無法承受時，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1978年是如此，2011年也是如此。

2001年之後的10年，中國經濟的動力是全球化，2010年，金融危機救市大致告一段落，在全球金融危機粉碎原有增長通道後，中國經濟被迫開始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型。

敏感的證券市場淋漓盡致地反映出出口導向型的高增長成果，就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夜的2007年上半年，滬綜指上探6124點，不料這並非憧憬萬點的起點，卻是一個時代的終結——美國潛藏的次貸危機隱患與中國的低人工、低價格、掠奪性開採資源的加工模式走到了盡頭。此後，中國股市一直在低位徘徊，與中國大型企業一樣，股市的成果主要表現在規模擴大而非效率的提升。

過去10年，中國經濟大部分時間是美妙的，高增長低通脹，GDP總量大幅上升。正是從2001年開始，政府財政收入呈幾何級數上升，高房價與社會矛盾被高速增長掩蓋。過去30年間，世界貿易額的增長速度是經濟產出的兩倍，而經濟增長最快的正是那些貿易額名列前茅的經濟體；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經濟規模僅僅5年時間就增加了近一倍，國內生產總值超過兩萬億美元，每年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長。在開放聲中，中國成為貿易強國、能源大國、汽車大國、世界製造業中心……到2010年，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第一大汽車產銷國、外匯儲備達到令人瞠目的2.8萬億美元。

在這輪全球製造業大轉移的過程中，中國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所謂受益，即中國東部地區建立起全球罕見的產業鏈條，方圓百裡之內汽車、五金、電子配件一應俱全，美國的設計隔天就可以在珠三角拿到現貨，中國製造工廠的地位不可動搖。2006年，我國接近入世保護期終點線，各方盤點GDP增速、出口總量增幅等硬指標此起彼伏，WTO總幹事拉米給中國入世後的成績打出A+的高分，貿易對手們承認中國在開放上確有長足進步。

所謂受害，指GDP與外匯儲備高漲，狂歡紛至沓來，外向型經濟的成果延宕了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時間。

在過去的10年，中國經濟是一個不斷自我複製、自我強化的生產體系，由越來越多的資金推波助瀾，經濟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不斷創造產值、換取貨幣，成為各國、各企業、各個消費者的債主。

一股潛流在狂歡合奏中發出刺耳的尖嘯，2005年前後的國有資產流失大討論、央行從2003年開始警告房地產過熱，越來越多的人反思中國出口拿到美元後幹什麼？出口難道僅僅是為了餬口，為了把錢借給消費國消費？而後透支本國接近枯竭的資源、人力，維持本國的低水平人口循環？

全球化金光閃閃的硬幣反面冰冷無情，10年間，強拆現象越來越多，說明政府收入的增加沒有成為民間財富積累，反而不斷以低價掠奪最重要的土地資源，至今仍在以土地兌換民間的真實財富。結石寶寶、血鉛兒童等案例，警示歧視消費者的制度規則、搖搖欲墜的環境已經難以支撐現行發展模式。南水北調等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顯示對資源的調動已經達到極致，中國所有重要的河流上築起大壩、斷成數截，一切為了資源。即便將所有的水流切斷，按照2001年以後的發展模式，也無法滿足經濟需求。2001年以後的經濟發展模式邊際效應越來越低，總有一天會變成負值。已有初步跡象，2009年單位固定資產投資對應的GDP，已經從上世紀90年代超過3的水平下降到1.5，說明國內資金使用效率每況愈下。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驚醒中美兩大經濟體：美國寬鬆貨幣、金融衍生品烘托下的房地產盛況不再，建立在一家一套房產上的美國夢土崩瓦解；中國人驀然回首，驚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與低通脹是外向型經濟的紅利，內部經濟結構從未有過大的調整。改革30年，財富生成機制與分配機制沒有根本變化，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如隔天壤，公務員群體之間存在的隱性世襲加劇社會的不公平感……「機器們」開始思考，透支環境高價進口資源僅為餬口是否值得，透支後代的生存空間就是犯罪，10年間制度改革的滯後說明在GDP追求中，喪失了市場經濟最起碼的風險與成本考量，說明瞭制度性的怠墮與掠奪。

2010年開始、2011年大舉推進的改革，目標是拉動內需，建立強大而具備基礎共識的經濟體。無論是城市化、人民幣國際化，一連串的改革政策出臺無不圍繞內需目標而行。

拉動內需是經濟發展模式與財富分配模式的重新塑造，絕不會輕易成功。

1994年分稅制後以房地產和汽車拉動內需非常成功，最終卻異化為對大多數普通民眾財富的一次洗劫。對於中國而言，如果非市場化的資源配置、畸形的收入分配體系不改變，那麼，由政府強令提高最低工資就會演變成一場通脹下財富重新分配的數字遊戲，由於資本市場的控制權與分配能力極高，最終最低工資制會經由資本市場等通道重新回到富人的手中。除了最近兩年，農民工過去10年上漲的工資，刨去通脹後，並未真正上漲。

資產泡沫是流動性過剩的另類反映。被稱為房地產市場有史以來最最嚴厲調控的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創出新高。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相當於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6%左右，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達到2.7萬億元，佔據了地方財政收入50%以上，中國財政、城市化進程被房地產「綁架」。

為了提振改革士氣，有關方面舉出銀行盈利超萬億、國企盈利超萬億等數據，2010年，納入本月報統計範圍的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主要效益指標創歷史新高，營業總收入、實現利潤和上交稅費三大指標比「十五」末期均實現翻番。但這一數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國企的資源集聚能力，與超市場的定價能力。

經濟開始局部停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偽市場化取代真正的市場共識。中國未來10年改革需要的是公共財政、市場經濟與法治社會，簡而言之，是以前10年中失落的部分。

建立公共財政，需要從財政收支細節的公開做起，在這方面廣州市財政局曾經做出表率，但槍打出頭鳥使改革半途而廢；建立市場經濟規則，是政府不再圈定而是由市場決定重點產業，讓市場資金通過股權、建立實體企業等方式尋找盈利增長點；而法治社會則必須從尊重民法、物權法開始，不尊重物權的社會不可能奠定市場經濟的根基。

如果不能順利渡過難關，中國經濟未來將面臨失去的30年，與日本失去的20年併肩，成為新一輪世界經濟轉型成本的支付者；如果能夠同心協力闖過難關，建立獨立的貨幣體制、以法治主導的市場規則掃除權貴機制，賦予普通國民發展機會均等「中國夢」，那麼，中國不僅將有持續發展的30年，還將有持續健康發展百年的後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