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時農民如何對抗荒唐的政府

什麼能吃的都「偷」

這一年冬季，我來到廣東，繼續農民「反行為」的調查。廣東的「三年困難」，是從1958年底就開始了。據東莞的一位訪談者老郭說：那時就靠偷東西吃了。1958年底還有些沒挖完的木薯、蕃薯，最緊張的就是1959年。有什麼就偷什麼，什麼能吃的都偷。

那時天天偷魚偷蝦吃。河裡的魚蝦都不允許抓，規定是隊裡抓了賣給政府。因為不讓人抓，長得很大。偷，也得夠膽。人多了不行，吃不了也不行，吃完要把蝦殼挖個坑埋起來。還偷地瓜、甘蔗，偷吃完甘蔗渣要拿到很遠的地方倒掉，一點蹤跡都不要給人發現。再沒有東西吃就吃豬，從豬場偷。還偷死了的牛。有一次一些人正挖一頭死了埋在地裡的牛，民兵過來了，鋤頭相撞，就像拉槍栓的聲音，偷牛的人嚇得急忙逃跑，我們就撿了十幾斤牛肉。

1960年招兵，全縣體檢了360人，合格的只有5個，其中就有老郭一個，其他人連90斤的體重標準都達不到。從部隊復員後，老郭做了大隊的幹部。老郭為自己當年的行為辯護：

我在這裡生，在這里長，實際上並不是偷，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我們自己的，但那時人家說成是公家的。我們要生存，不能餓死嘛！這是大地賦予我們的條件，我怎麼不去拿？

當時的另一個辦法，就是瞞產私分。後來廣東搞「反瞞產」，在全國都是有名的。

廣東的瞞產私分

瞞產私分，嚴重起來也是從1959年初開始的，老郭的父親就是當時被查出撤了職的。當時他擔任大隊幹部，有一個隊長要把地塘（晒谷場）上的劣谷分給社員，求得了他的同意。恰巧一個社員偷了生產隊的稻穀，被人發現他有飯吃，檢查到他家，他不敢說是偷的，說是隊裡分的。問題就這樣暴露了。當時這在全國已是一個普遍性的行為。

1959年初的瞞產私分一直驚動了毛澤東，他在廣東省委的報告上批示說：「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並講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話：「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我以為生產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

但瞞產私分在那個時代畢竟是一個貶義詞。廣東省委也不認為糧食已很緊張，反而以為目前農村仍有大量餘糧。於是首先在東莞召開幹部大會，反對瞞產私分，會上報出瞞產糧食4000萬斤，可能還有一二億斤。接著在雷南縣發現瞞產糧食7000多萬斤，相當於原報產量的50％（實際上以後並沒清出多少瞞報糧食）。由此在全省開展了「反瞞產」鬥爭。隨後，由廣東開始的這場鬥爭一直擴展到了全國。

雖然東莞處分了一批幹部，瞞產的現象還是存在。江門一個姓陳的老婆婆說：農民是被逼得太急了。人總是要生存的，要想辦法的嘛。當時隊裡的谷種都放在一戶人家，裝在幾個大禾桶裡。幾個隊幹部就偷扒一些，分給大家。他們也乘此多拿一點。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放在木籠（即木箱）裡，拿衣服蓋上。沒有地方碾米，就想出辦法，把小石磨鋪上草，關上大門，快快的碾。家裡的老人也總是叮囑，一定要藏一點，多藏一點糧食。

儘管瞞產私分是很難的，「私下多分」的現象卻始終存在。我從東莞瞭解到，分糧食的時候，可以把所謂劣谷（即癟谷）分給大家，中間混上一些好谷，以劣谷做擋箭牌。據說一家大約能分到三麻袋（一麻袋好谷能裝140斤）。所有的都是全村來分。

還有珠江三角洲地區糧食分配只計稻穀，蕃薯、包谷、雜糧是可以不算的。所以農民認為：「稻穀多收是政府的，雜糧多收是自己的」，即企圖以多種雜糧，來達到私分的目的。

飢荒過後，「擦邊行為」依然不斷

偷，在「困難時期」最厲害。但飢荒過後，「偷」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偷魚蝦。農民老何說，偷魚蝦要晚上出去，不讓幹部知道。那時為防止人偷，家裡發現斗萁都要沒收，我就用兩根竹竿一個網，不用很多時間就能撈好多魚蝦。別的社員也偷，每個人都要靠這個。

在山西調查時我就發現，農民的這類行為，不能僅以「偷」字來定義。我使用了當地農民所說的詞彙———「抓握」，還有「捎帶」等詞彙。據他們說：紅薯長大了，會從泥土裡露出一條縫來，縫大的紅薯肯定大啦。假裝在地裡走，一手下去，趕緊站直腰，揣在兜裡，有五六條就夠解決一頓了。大白天就可以偷。偷甘蔗得是夜晚。收西瓜時，揀好的，一掌拍開，也可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