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從革命到抗日不為人知的諸多貢獻(圖)

孔祥熙在抗日上為蔣介石帶來許多的幫助

孔祥熙（1880年－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清光緒六年八月初七）出生於山西省太谷縣一個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親孔繁慈，是清末貢生，早年做過票號生意，後開辦私塾授課。其母親龐氏，知書達禮，在孔祥熙4歲時，就親自教他誦讀《三字經》、《論語》，為其啟蒙，但不幸於1886年病逝。
　　
在母親病逝後的三四年中，孔祥熙一直跟隨父親在私塾學習各種儒家經典，因此打下了較好的國學根底。1890年，在父親的許可下，孔祥熙進入美國基督教太谷分會創辦的華美公學讀書；5年後，又經華美公學教師魏祿義推薦，升入美國基督教會在直隸通州開辦的潞河書院學習。在潞河書院學習期間，孔祥熙不僅正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喜歡運用基督教義抨擊滿清朝廷的腐朽統治，並在孫中山組織興中會、從事反清革命的影響下，秘密團結10餘名同學成立了興中會通州分會（對外稱「文友會」），進行反清宣傳。

1900年，孔祥熙因為畢業成績優異而被潞河書院推薦往美國歐柏林大學（OberlinCollege）繼續深造。次年秋，孔祥熙抵達位於美國中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大學，主修理化課程；兩年以後，又兼習社會科學。1905年夏，孔祥熙從歐柏林大學畢業，又考入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著名學府——耶魯大學，並於兩年後榮獲經濟學碩士學位。
　　
孔祥熙考入耶魯大學不久，曾趕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拜見途經那裡的孫中山。孫中山在接見他時諄諄教誨道：「不論興辦任何事業，都得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尤須持之以恆，方可有所成就。至於革命工作，尤應自啟迪民智開始。」這番教誨使孔祥熙大受啟發，他當即向孫中山發誓要追隨其從事革命工作，並要求加入同盟會。孫中山欣然應允。
　　
1907年秋，孔祥熙學成歸國，直接返回太谷故里，創辦了當地第一所中學「銘賢學校」（英文名為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是山西農業大學的前身）。他自任該校校長，兼教史地、體育，並四處聘請外國傳教士及其他人才為教師，開設數學、生物、礦物、國文、音樂、經史等課程，培養德、智、體均衡發展的新式人才，從而為太谷教育事業的近代化作出了一份不菲的貢獻。
　　
1908年，孔祥熙和其在潞河書院就讀時的女同學韓玉梅結為夫妻。3年後，武昌起義爆發，引發了席捲全國的辛亥革命浪潮。山西革命黨人隨即起兵響應，於1911年10月29日光復了省城太原。太谷縣的清廷官吏聞訊後溜之大吉，遂使得該縣陷入了群龍無首、治安失控的無序狀態。與此同時，從太原潰敗下來的清兵又成群結隊向太谷方向流竄，對該縣的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在這種形勢之下，孔祥熙挺身而出，將太谷縣城內的商團團員、巡警及其學生組織起來，成立太谷營務處，自任總辦，承擔起保境安民、維持地方治安的重任。此後，當袁世凱派出一支清軍鎮壓山西革命時，孔祥熙又派出三批學生組成敢死隊，奔赴娘子關抗擊清軍；而他則繼續坐鎮太谷，負責維持地方治安。
　　
孔祥熙是一個富有經商頭腦的人，在他開始走上經商致富之路的得意時刻，他的結髮妻子韓玉梅因染上肺病而撒手西去。這一意外的打擊使得孔祥熙一度悲痛不已，意興闌珊。偏偏在這個時候，國內政治形勢又因為袁世凱鎮壓了孫中山等人領導的「二次革命」而日益惡化。於是，孔祥熙只好壓抑喪妻之痛，追隨孫中山前往日本，從事革命活動。
　　
孔祥熙到日本後，恰逢好友王正廷推薦他擔任東京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他欣然就職，並以此為掩護，替孫中山等人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提供種種便利。1914年7月，孔祥熙協助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並成為首批宣誓入黨者之一。在協助孫中山成立中華革命黨的過程中，孔祥熙結識了著名華僑資本家宋耀如的長女、時任孫中山英文秘書的宋藹齡。兩人於1914年春在日本橫濱結為夫婦。
　　
1915年，鑒於袁世凱陰謀復辟帝制，孫中山特派孔祥熙和宋藹齡夫婦回國，在山西秘密從事反袁活動。這年秋，夫婦兩人順利回到太谷故里。次年元旦，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在北京稱帝。孔祥熙獲悉後，寫下一份《上袁世凱書》，送交報館發表，對袁予以痛斥。在從事反袁活動前後，孔祥熙一面主持銘賢學校校務，一面擴大其商業經營活動。
　　
1916年6月，袁世凱因復辟帝制失敗死去。此後，孔祥熙被軍閥閻錫山聘為山西督軍兼省長公署參議，積極協助閻在山西推行以「六政三事」為內容的村政改革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他立即組織銘賢學校師生予以聲援。1920年，山西發生罕見的旱災，他又出面向華洋義賑會借得100萬美元貸款，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修筑晉西和晉東公路來救災。使得眾多災民安然度過災荒，促進了山西交通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使自己贏得了社會聲譽。
　　
1923年，孔祥熙根據孫中山的指示，赴東北秘密結交奉系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以貫徹孫在當時推行的「聯奉反直」的鬥爭策略。1924年初，他又秘密攜帶孫中山所著《建國大綱》手稿赴北京策反直系軍閥的干將馮玉祥。馮玉祥因此傾向革命，並於同年10月發動了北京政變，使得直系軍閥的統治迅速崩潰。1925年3月12日，受馮玉祥邀請赴北京共商國是的孫中山與世長辭。在孫中山逝世前夕，孔祥熙日夜陪侍其左右，並因此成為著名的《總理遺囑》見證人之一。孫中山逝世後，他又擔任治喪處主任，悉心為其料理後事。
　　
不久，北方政局趨於混亂。孔祥熙乃於1926年春去美國遊歷，並接受母校歐柏林大學贈予的法學博士名譽學位。在旅美期間，他為銘賢學校募集了100餘萬美元的辦學基金。同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戰爭，在短短半年內就殲滅了直系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主力部隊，將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孔祥熙看到這一大好的革命形勢後，於12月從美國趕往廣州，擔任廣東省財政廳長兼廣州國民政府代理財政部長，總攬後方財政事務，支持北伐戰爭。1927年1月，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並於3月增設實業部，任命孔祥熙為該部部長。孔在廣州宣誓就職，但事實上並未赴任。
　　
1927年4月，蔣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國民政府以後，孔祥熙極力勸說時任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宋子文到南京投靠蔣介石，為其當家理財，並和夫人宋藹齡一起促成了蔣介石和宋美齡的婚事。從此，他的政治命運便和蔣介石緊密聯繫在一起。
　　
1928年3月，在蔣介石的提攜下，孔祥熙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工商部長。1930年12月，又改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長。在擔任這兩個要職的三四年時間內，他不僅兩度發表施政宣言，表示要恪守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及建國實業計畫」，以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計，而且在有關專家的協助下，主持制訂了《工會法》、《商會法》、《票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廠法》、《船舶法》、《商標法》、《交易所法》、《保險法》、《工廠檢查法》、《漁業法施行細則》、《農村合作社暫行規程》、《礦業監察員規則》、《中央農業試驗所章程》等100多種經濟法規，試圖依靠法律手段來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另外，他還試圖通過採取一系列經濟政策舉措如厲行工商註冊、創辦工商刊物、籌辦國貨銀行、推進國際貿易、實行關稅保護、提倡勞資合作等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由於對日本侵佔東北採取不抵抗政策（事後由張學良的自述中證實不抵抗政策是由張所下）而遭到國內部分勢力的反對，被迫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孔祥熙為表示與蔣介石共進退，也於同月底辭去了實業部長職務。次年3月6日，在和主要政敵汪精衛達成了權力分贓協議（即由汪掌管行政和外交，而由蔣掌管軍事）後，蔣介石正式復出，擔任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隨後，他委派孔祥熙以「中華民國考察歐美各國實業特使」的名義出訪歐美，實際上是要孔向德、意等國商洽購買軍械、飛機事宜。
　　
1933年3月，孔祥熙從歐洲回國，隨即於4月初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積極協助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實施廢兩改元，以在中國確立統一的銀本位幣制。同年10月，因為反對蔣介石要增加「剿共」軍費等原因，個性剛烈的宋子文毅然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的職務。蔣介石隨即敦促孔祥熙接任這兩個職務，以為他「剿共」內戰提供財政支持。孔祥熙於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長，又於11月初就任財政部長，並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
　　
孔祥熙在就任財政部長之初，一方面明確提出要以「開源節流」為理財方針來解決國家的財政困難，並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強調「有急需增加的新預算，亦不能因節流而停止」，並一再保證要盡力為蔣介石發動的「剿共」內戰籌措軍費，「務期早日肅清匪共」。為此，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圖實行的平衡預算的財政政策，實行擴張性的赤字財政政策來為蔣介石的「剿共」提供軍費。

後來，由於受西方干涉主義經濟思潮和抗日戰爭的影響，他又將赤字財政政策長期化，試圖以此來促進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為國民政府堅持抗戰提供軍費。也就是說，他在長達11年的財政部長任內，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財政政策。而在奉行這一財政政策的同時，他為了維護國民政府的統治，又在繼承宋子文所推行的有關政策舉措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在財政金融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重要舉措。推動了特定時期內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財政金融制度的現代化，又為國民政府建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提供了財力支持和物質保障。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之後，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資格代行蔣介石的行政院長（蔣於1935年12月復任該職）職權。其間，他一邊以處變不驚、老成持重的政治作風，與地方大員和駐蘇、日、英、美等國使節保持密切聯繫，以穩定內政和外交，一邊以確保蔣介石的生命安全為最大目標，協同宋子文、宋美齡等國民黨內的主和人士，竭力遏制以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的武力「討伐」圖謀，最終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後來，他在撰文回顧這一段經歷時說：「余既受命兼代行政院長，自念當此危疑震撼之日，而所有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諸大計，萃於一身，責任重大，設有一著之誤，即將淪國家於萬劫不復，尤苦時機急迫，不容有從容探索餘地。」這番話語既反映了他在西安事變發生後雖力持鎮靜而又不得不倉卒應對的複雜心態，又折射出他為和平解決這一重大歷史事變進而拯救國家命運所作出的積極努力。
　　
1937年7月7日，日本製造蘆溝橋事變，悍然發動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同年10月18日，孔祥熙結束在歐美的訪問，平安抵達上海。此時淞滬會戰仍在激烈進行之中。11月12日上海淪陷，國民政府隨即決定遷都重慶，繼續抗擊日本侵略。同月19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身份移駐漢口辦公。
　　
1938年1月1日，孔祥熙由行政院副院長榮升為行政院長，同時繼續擔任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要職，成為領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行政和經濟事務的最高長官。同月，他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通過的《中央機構調整案》的規定，將行政院所轄機構的數量精簡為七部二委，即內政、外交、軍政、財政、經濟、教育、交通部和蒙藏、僑務委員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前行政院機構龐大臃腫、職能交叉、政出多門的弊病，既明顯提高了行政院的工作效率，又直接促成了國民政府戰時行政體制的建立。

是年3月，他又以行政院長的身份發表了一篇題為《非常時期經濟政策之商榷》的講話，提出「在非常時期，一切經濟設施，應以助長抗戰力量求取最後勝利為目標」的原則，並據此對中國在抗戰時期的農業、工業、交通、外貿等各項經濟建設事業作了政策性規劃。從基本精神上看，他的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隨後在漢口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非常時期經濟方案》的決策藍本，對於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顯然具有方略上的指導意義。

與此同時，他還參與了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中有關經濟建設條文的制訂與研討工作。這一切都說明他在擔任行政院長之後在宏觀政策層面上為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付出了積極的努力。此外，他還在一些具體政策措施上為抗戰時期中國的經濟建設工作付出了積極的努力，如命令有關部門發放工業貸款，協助沿海民營工廠內遷和恢復生產；兼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理事長，以合作社方式組織民眾在大後方發展小工業和手工業；飭令國家銀行大量發放農業貸款，促進大後方農業生產；命令有關部門增加對大後方交通建設的投資等等。
　　
1938年秋，因日軍進犯武漢，孔祥熙隨行政院各機構遷往重慶辦公。次年12月，在政敵的攻擊下，他建議蔣介石親自擔任行政院長職務，而他本人則改任行政院副院長。此後，他為了使國民政府能夠堅持抗戰，於1940年11月提出了「我於外交、軍事、經濟各端，莫不集目標於華盛頓」的對外關係準則，希望通過奉行以親美為中心的外交路線和外交政策來獲取中國抗戰所急需的各種援助。

在他主持和參與之下，國民政府繼1939年從美國獲得2500萬美元的桐油借款之後，又在1940至1942年間陸續從美國獲得了總額近6億美元的四筆借款以及大量的物資援助。這些來自美國的借款和物資援助對於國民政府克服戰時經濟困難並最終奪取抗戰的偉大勝利起了積極的輸血作用，但也使得它在經濟、軍事和政治上日益依賴於美國政府。
　　
1944年6月，國民政府派孔祥熙率團參加在美國佈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會議，而蔣介石則責成他和美國政府商討有關援助中國抗戰的一切事宜。孔祥熙率團到達美國後，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最終為中國爭得了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中的第四席位，並使中國成為國際開發銀行12董事國之一。同年秋，他又奉蔣介石電令，協助以顧維鈞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在美國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為中國爭得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其間，孔祥熙還經過多次交涉，與美國財政當局商妥購買2億美元黃金，用於抑制中國的通貨膨脹和穩定中國的經濟形勢，並使對方同意以2.2億美元結清國民政府為駐華美軍墊付的軍費開支。
　　
1944年秋，由於多年抗戰的巨大消耗和通貨膨脹，社會經濟險像環生，普通民眾的生活困苦。長期掌管國民政府行政和經濟大權的孔祥熙因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擊。在這種情況下，孔祥熙只好於1944年11月自美致電蔣介石，宣布辭去財政部長職務；次年5月和7月，他又相繼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中央銀行總裁職務。至此，孔祥熙和蔣介石在政治上的親密合作關係宣告完結，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結束。
　　
1947年秋，孔祥熙以陪護宋靄齡治病為由，由上海赴美國紐約定居，從此再未踏上中國大陸一步。兩年後，蔣介石退踞臺灣。又一年，蔣介石宣布復任「總統」之職，並聘孔祥熙為「總統府」資政。12年後，孔祥熙因思念中華故土，由美國赴臺北定居至1966年。同年，他改變在臺北頤養餘年的初衷，飛返美國求醫。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突發心臟病在紐約去世，享年87歲。遺著有《二十五年來中國之工商》、《西安事變回憶錄》、《抗戰以來的財政》、《孔庸之先生演講集》等。

（本文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