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專案組是如何搞「林彪事件」專案的

中央專案組是如何搞「林彪事件」專案的，我們以往雖然略知一二，但知道的並不完整詳細。吳法憲回憶錄出版後我們就大致知悉中央專案是怎麼搞的，而冤案又是怎麼製造出來的。邱會作的回憶更使我們得窺全豹，真正瞭解了這一制度的骯髒與黑暗。

（1）「八八事件」大搞逼供信。

8月8日晚邱會作去毛家灣葉群家純屬偶然。葉群那幾天從北戴河回京作身體檢查，尚未回北戴河。而8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等人提及康生的患病。為了鼓勵康生，周恩來命吳法憲當晚去葉群處取來毛澤東當年贈林彪的曹操《龜雖壽》手書，也許康生看過後對其病有所助益。邱會作是在政治局會議後被吳法憲硬拉去的。當時他們幾人只是聊天拉拉家常而已。吳邱二人去葉群家一事周恩來知道的很清楚。但是為了坐實林彪、葉群早就密謀政變，中央專案組對邱會作大搞逼供信，強迫邱會作承認當時葉吳邱三人策劃搞政變，中央專案組四次主要的審問都圍繞這個關鍵問題來進行，甚至殘酷迫害邱會作的家人和子女來要挾。

請看專案組是怎樣對邱會作搞逼供信的。負責專案的公安部部長李震說：「1971年8月8日那天晚上，你和吳法憲一起到葉群家裡，談的是一個重大問題。你只要把這個‘事件’說清楚，對你來講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你們和葉群商議的是重大問題，我們要向中央作專門報告。那天你在場參加了活動，要有你的交待。」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則說：「去年8月8日，你們在葉群那裡密謀，周圍的工作人員為數不少。你們談了什麼，中央已經知道了。現在，與其說是你向我們說清楚問題，還不如說是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把問題說清楚！你說得越清楚，對你個人越是有利，對你全家也越有利。我們說的「全家」的意思是什麼，你一個大明白人，應當懂得！」邱會作對此一臉茫然，全然不知這些人口中所說的「密謀」何指。最後專案人員說「吳法憲直截了當地交待，8月8日在葉群家裡策劃的是陰謀政變。」（頁675－679）

邱會作對此堅決否認，邱會作說：「你們要我交代什麼，我已經明白了，就是要我承認那天我們在搞反革命政變的謀劃。我現在提出三種方法由你們來決定：一是你們寫，我簽字，但要註明是強迫我簽字的；二是我照你們的要求寫，但要註明是那樣寫的；三是我自己寫，只能說自己知道的事。」專案組怕邱會作寫的內容不符他們的要求，乾脆指點邱說：「這個問題不難寫，有三點就可以了。第一，葉群策劃你們準備到廣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動員你們在九屆三中全會上繼續反黨、反對中央其他一些領導同志；第三，你對吳法憲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這樣寫了，我們比較好處理，也有利於中央對你很好地寬大和安排。」（頁679）但是無論專案組使用什麼手段，邱會作都堅決否認搞了「預備政變」之事。邱會作事後感慨地說：「專案人員開始審問我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很有信心，後來非常失望。他們在後期所做的，與其說是搞清事實真相，還不如說是為已經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變’找依據，在取不到預想的收穫時，就急於求成搞‘逼、供’了。」（頁683）而這恰恰就是中央專案組辦案的一大特色：先有罪名，再以逼供信為手段羅織罪證。

（２）其他方面的審查

中央專案的審查還集中以下幾個方面：

1、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中央文革，進行宗派活動；
2、廬山會議上反黨，下山後在九江機場和林彪反黨結盟；
3、1971年9月6日李作鵬告訴我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內容後進行了陰謀策劃；
4、9月12日的活動以及與外界的聯繫，特別是和廣州軍區有過聯繫；
5、在我主持的一些工作中為政變做準備，如借組建基建工程兵糾集政變軍事力量，抓國防工業是為了政變準備武器等等。

通過幾次審查，邱會作發現中央專案組審查的「核心問題」是要找出「武裝政變」的證據，甚至連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具體工作也要往「政變」上面聯繫。比如：中央組建的基建工程兵也被說成是林彪從戰略上搞陰謀，為將來的軍事政變做準備；還有，專案組認為軍委辦事組將林彪嫡系四十七軍調往陝西，把蘭州軍區司令張達志換成皮定均也是為了準備「政變」。實情則是，該軍雖曾隸屬四野，但卻是原賀龍紅二方面軍的老部隊，抗戰時的八路軍三五九旅，王震長期是該部隊領導。難不成林彪要依靠王震搞政變？皮定均也不是林彪部下，但林從皮個人能力考慮，認為皮定均有大戰經驗，故調皮定均為蘭州軍區司令。張達志轉任炮兵司令亦無不妥，更何況那時在邊遠的西北和西藏艱苦地區工作的領導幹部，中央軍委原則上都定期要輪換到內地好的地區或北京工作。此外，中央專案組還追查國防工業從國務院劃歸中央軍委，是為了搞政變提供武器方便，就更屬荒唐可笑了。文革中國家機構體制改革精簡是中央統一部署，1968年周恩來主動提出國防工業交中央軍委來管，得到毛林批准，周恩來更親自提名邱會作為「中央軍委國防工業領導小組」組長，周恩來直接領導邱會作，重大決策都是周恩來提出，邱會作負責執行，何來「為搞政變做準備」一說？邱會作說：「他們在審我，我也在‘審’他們呀！通過對我的問話來分析他們到底想幹什麼？我總是想把真相說清楚，他們對此不感興趣。他們只要證明林彪是‘政變’，自絕於人民就行了，對事情的真實性、合理性不太管，只要搞出來就行。再有，他們對我的審問是誘導性的，朝他們猜想的方向去引，對我說的可以搞清事實真相的細節，根本不注意，特別是我說的那些和他們腦子裡固有概念不一致而又有份量的事，他們聽了很緊張，不是打斷我的話，就是裝作聽不見，有意迴避或立即引到其他話題上去。」（頁684）

總的說來，中央搞的專案秉持一切從政治出發，為政治服務。罪名是「上面」已經定下來的，是無可改變的，下面的專案組只是負責將這些罪名細緻化、具體化。在達不到目的時，就採取逼供信的手段，甚至殘酷迫害受審者的家人，如此種種還談什麼公正、客觀和實事求是。從邱會作的親身經歷，不難看出當年的專案組是如何搞專案的，他們是如何不擇手段入人以罪的，從而亦可看出林彪一案是如何成為冤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