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大家真實的擺攤生活(圖)

看到夏俊峰事件的結果我很難過，因為作為一個擺攤的親歷者和目睹者，我對於夏家的絕望感同身受。夏家一定是悲劇的主角和理應被關懷的對象，這與哪一方喪失了生命沒有關係，任何一個家庭失去親人都會疼痛，比如藥家。

滕彪律師對案理的分析已經絲絲入扣，悲憫而嚴謹，我不再畫蛇添足。我只是看到城管管理者貌似語重心長、「管理也不易」、「文明執法不被理解」這樣的口徑和態度，感到由衷的憤怒，想把我當年所體驗的「文明執法」公諸於眾。底層的擺攤者通常是沒有發言路徑的，記者們的採訪也不過是旁觀描述，甚至城管或公安機構的發言可能更加「苦口婆心」「中肯有邏輯」。所幸的是，我曾真真正正獨立做過幾個月的早點攤子，而且現在能夠學會發出一些聲音，我想告訴大家真實的擺攤生活。因為我唯恐的是：我們這些光鮮的人，沒有那些辛酸體驗，無法想像那個生態環境的生活，容易被「懂得言論引導」的官方矇蔽了雙眼。

那是在99-01年間，我在咸陽讀書，寄居在姨媽家中，他們以賣豆漿油條豆腐腦為生。我每個假期都會獨立在他們之外的地方擺一個早點攤點。我先列出我們的工作時間。

晚上12點-1點，這期間會把油條面揉好，由於炸油條需要「發」（炸漲起來的意思），因此揉麵需要半個小時以上，第二天才能油條又大又好看；

4點起床，揉第二道面，時間半小時，道理同上；

5點30分，一個人起床去豆漿坊買豆漿，另一個人開始裝車趕往攤點擺開桌子生爐子重新清潔碗筷，同時要把油鍋燒滾；
6點，豆漿買回來，開始往蒸籠裡裝豆腐腦碗，同時要開始把豆漿燒開，另一個人要把面繼續揉第三遍，同時開始切成條狀，開始炸油條。

6點半開始有人吃飯，這時需要三個人忙碌。兩人炸油條，另一個人服務上餐。

通常會忙碌到下午1點為止，有的攤點會下午繼續賣涼皮。

在咸陽，一根油條3毛錢，一碗豆漿4毛錢，豆腐腦5毛錢，一天的忙碌通常能賣100到150元，扣除成本能賺50-60元。

在城市某個角落擺攤，最大的辛苦真不是風吹日晒，不是下雨下雪，不是客人賴賬，不是收到假錢，而是不被罰款。在咸陽，對城管隊有一個鄙棄+愚弄的稱呼：「黑狗隊」，攤主之間最常見問候是這樣的：「今天遇到黑狗沒？」「沒有！今兒個生意不錯！」或者「又他媽被黑狗收了！」。

咸陽城管的上班時間是9點左右，9點的時候，擺攤者一定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看是否有城管車呼嘯過來，當然也有無恥的時候——是突然降臨！一些人團團圍住，之後再調個大車過來沒收桌椅工具或罰款。罰款金額通常在500左右。動武的情況自然是常有，但對方人多勢眾全副武裝，通常各個攤主自顧不暇。這些擺攤的工具是攤主的謀生之計，被沒收後重新置辦反而會影響幾天的生意，得不償失，因此通常是不捨得被沒收或損壞的，而高高在上的城管人員是不會考慮這些的，甚至以此為要挾的資本。稍微有反抗或言語敵對，對方一定會推倒你所有的桌椅鍋爐，我姨夫曾經一條胳膊被油鍋燙傷，休息了2個月才好轉。

看到這裡你會問：難道都是野攤子嗎？不，不是野攤子。有收管理費的。費用如下：

1、城管收費；2、市容收費；3、街道辦收費。有的地方還需要給環保所、小區物業或者商場物業繳費。那麼為何罰款呢？城管的理由會是：攤子擺得超出範圍或領導檢查必須罰款；市容理由會是擺攤地面有垃圾或影響了交通。總之，你很難做到兩全其美，因為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例，你永遠是被決策者，而決策者為所欲為。所以很長一段時間為了不出亂子，我們幾個攤主商量，直接幾乎將周圍街道的清潔包了下來，專門雇一個人時時刻刻打掃。

我經歷過數次被團團包圍的場景，你就像一隻待宰的小雞仔，被數十人圍堵其間，唯一的解脫就是交錢。所有的擺攤者，都是逆來順受文化不高的老實人，大家唯一的期盼，就是每月只罰一次就好，超過3次可能就無法承受了。攤主之間還存在各種競爭，大家爭相巴結攤位規劃者或罰款者，送錢送物，免費吃喝。與官（城管或市容甚至街道辦）關係近者，則每日言行都無比囂張，在攤位之間光明正大地惡意競爭。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很難有一絲所謂身處「和諧美好時代」的感受。惡吏與暴民，政府黑暗人性醜陋，一覽無餘。

我對這個時代的信任感，對這個政權、體制的好感與希望，就是在這樣一次次的惡吏暴政中被擊碎瓦解。那年我未成年，17歲。

所以看到夏俊峰事件中，所謂宣傳科科長邵宇之流，姿態高昂，政策口吻地分析整個事件，並定性為「暴民的特例」時，我全然不信。我怎麼能夠相信呢？我這裡不去做「城市管理者合理工作規劃」等任何理性條理的分析，專家們官員們不討論很久了嗎，媒體不曝光很久了嗎？合理性的措施，有一定知識積累就可以分析出來的。但有實施的可能嗎？這其中環環相扣，權力沒有監督，放肆魚肉百姓，已然成為他們得利來源的一個穩妥路徑，不確知是多少，但拿咸陽市舉例，當年一條文匯東路上，前後不過公交三站多的距離，有五處密集的小吃攤位區，每個地方至少有6家個攤位，每家每月500元不開票罰款（如果算上水果攤車、雜貨車等則要翻幾倍）。大家可以算算帳。

我並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但身處這個時代，經歷過那幾年底層的生活，我實在樂觀不起來，我就處於在自己生活領域內積極努力而對體制全無信心的境地。目前我仍在思考，自身能力與話語權並不強大，因此也並沒有去扮演吶喊者的角色，儘管時時小范圍發聲。之所以想把這些事實羅列出來，是想讓大家更真實的設身處地的去考慮夏俊峰這樣一個可憐的漢子，他是被逼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才會拔刀相向？

這個時代中的中國底層民眾，真的都是溫良的順民，埃里克·霍弗《狂熱分子》中描述非常準確：中國民眾不易造反的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得花很大力氣才賺得到一點點維生之資。他們為生活而激烈掙扎，他們得過且過，他們寄希望於下一代的奮起與富貴，因此哪怕艱辛度日，他們也會盡量安分，不會打破現有的穩妥和平衡。

但，我不希望這是長久的畫面，因為我曾經是其中一員，我清楚那是多麼壓抑的狀態與生活，且我有那麼多的父老鄉親也終日以此營生。每念及此，我都會心酸難過。

可什麼時候會結束呢？如果法律與正義常常對立，良知總被無德無恥扭曲混雜，官府永是蔭護權貴，民眾成為得利來源，媒體始終追隨錢權，言論無從自由發布，英雄一直身陷囹圄，精英紛紛更換他籍，那麼，到底什麼才是他媽的體制健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