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蘇聯解體之時，舉世皆歡笑，唯獨遭受蘇俄傷害最甚的中國，響起震耳欲聾的哭嚎。我當時就覺得納悶：被稱為「頭號敵人」，乃至於老毛不得不聯手「萬惡的美帝國主義」來對付的「社會帝國主義」，它的完蛋本該舉國歡騰，就像抗戰勝利、49進城以及「四人幫」完蛋時那樣。怎麼反倒如喪考妣，哭聲震天了呢？
哭一陣也就罷了，悲情總是不該持續太久的。沒料到十年後在《南方週末》上瞧見黃葦町先生大作《蘇共亡黨十年祭》，當時的感覺是：十年後還來哭喪，夠孝順的。於是作文《也談「蘇共亡黨十年祭」》跟進，要義在這句話：「如果說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的悲劇的話，這個悲劇並非一個世界大黨的覆亡本身，而是它居然可以殘害人類的文明與良知達七十年之久！」貼上網不久就被和「諧掉」了。次年11月加了點後綴再貼，遭遇仍不好，一搜索，全是黃先生之大作，拙文僅有被轉帖如「360文庫」尚有殘餘，別的都跟蘇共一樣，亡掉了。
又過去十年，《共識網》頭版頭條居然赫然再現黃先生新作《蘇共亡黨二十年祭》。如今早已無人還記得這個日子，獨黃先生情有獨鍾不忘祭掃，孝心不可謂不深重。唯不知他是否有恆心堅持逢十必祭，一直哭喪到「去見馬克思」那天才罷休。當人性被黨性吞噬，這種「生命不息戰鬥不止」的精神是足夠頑固的。
不要以為我給他扣帽子，這篇新作中黃先生稱：「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事業最大的悲劇，蘇聯黨和人民，已付出慘痛代價。」在他眼裡，列寧下令殺戮數十萬民眾、斯大林殺害數以千萬計民眾都算不得「慘痛代價」，倒是俄羅斯人基本不流血的變革，欣欣向榮國泰民安，反成「付出慘痛代價」了，難道不是人性被黨性吞噬才可能如此不顧事實想事的麼？
俄國總統梅德韋傑夫在今年5月7日答《消息報》採訪時再一次強調：「如果談到應如何評價斯大林時期的統治這個問題，那麼實際上從新的俄羅斯誕生以來，這個評價就已經是顯而易見的了——斯大林針對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雖然說他在管理國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雖然在他的統治下，前蘇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對於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無法饒恕的。」
梅氏此論是基於人性以人權為最高準則作出的評判，而黃先生則不然：「我認為，斯大林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前曾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脫。殘酷的鬥爭煉就了他堅強的性格。」人性與黨性，涇渭分明。或許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沙皇也像列寧主義者那樣踐踏人性，斯大林還可能有「8次被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脫」的機遇嗎？那些「大清洗」的罹難者哪一個不是第一次被捕就殺掉的？即使延至人類文明已經大步前進的七十年代，遇羅克、張志新能有「8次被捕」的待遇麼？斯大林得以「8次被捕」，證明了沙皇時代的人性遠勝於「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時代；證明「蘇共亡黨、蘇聯解體」是人類文明戰勝獸性法則的歷史必然，只有喪盡天良者才會認為是「最大的悲劇」！
尤其是，黃文接著列舉了斯大林及其體制的一系列滅絕人性的罪行，卻冷漠地說成「固然有領導者個人的責任，但本質上是權力缺乏制約監督的制度缺陷的產物。」相反，對「蘇聯解體後葉利欽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則憎惡畢現，人性被黨性吞噬後那種變態心理，躍然紙上。
這種變態心理的順延，自然而然惠及老毛，作者顛倒黑白地說道起「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來。歷史的真相絕非作者扭曲的那樣，國共兩黨大開殺戒的始作俑者即毛澤東是也！1926年12月，正是毛親臨湖南指導農民運動，批判李維漢等「右傾」，指示湖南於次年2月設立「省特別法庭」，大張旗鼓地捕殺「反動文人」葉德輝等三人，拉動了「大革命」時期濫捕濫殺狂潮。仍是毛，為了維護其在江西蘇區的統治地位，無中生有捏造「AB團」冤案，又開內部冤殺先河；再經共產國際推廣，約十萬蘇區軍民成冤鬼，比斯大林「大清洗」還早！黃先生挑了一個「人頭不是韭菜，割錯了就長不出來了」說事，怎麼不拿「反革命殺了一百多萬，匈牙利沒有殺反革命。六億幾千萬人，消滅那個一百多萬，這個東西我看要喊萬歲」來說事呢？怎麼不拿「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來說事？毛之殺與不殺，完全取決於他對形勢的判斷，也即黃先生所謂「慎重」。至於「一個不殺」，從來就沒有這回事。
這裡我們需要再次提及「人命數據化」的問題，斯大林在二戰結束前對丘吉爾說：「死一個人是一場悲劇，死一千萬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據了。」堪稱此論之經典描述。恪守人性者，尊重每一個具體的生命；當人性被黨性吞噬，就如黃先生一般「仁慈」，以「絕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過來」為成就。也不新鮮，無非老毛那個著名的「5%論」之複述罷了。希特勒殺猶太人，德國56.6萬猶太人中被害14.15萬、奧地利185萬猶太人中被害5萬，比斯大林殺掉302萬蘇聯猶太人中的110萬比例還低；波爾布特滅絕種族也只害死柬埔寨不過30%人口，是否都可以說「絕大部分挨整者都挺了過來」了呢？
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多少還有一些人性殘留的話，發展到列寧主義就已經屬於黨性滅絕人性了：「職業革命家」的組織；形成精英領袖層，推舉核心領袖；鐵的紀律即「部分服從整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灌輸教義，禁錮思想；動員和組織群眾，必要時不惜暴力脅迫；組建一支行使暴力的黨衛軍；不擇手段奪取政權。實質上就是一個規模化的黑手黨，組織的利益至高無上。鑒此，人性就是黨性的天敵，黨性只能在消除人性的基礎上才能確立並鞏固，消除得越徹底效果也就越好。這樣，列寧主義就把馬主義的人性缺失擴展成反人類了，在此模式下慘酷的人權災難不是什麼「未能避免」，而是必然結果。
正因為如此，在完成對於以發展馬克思主義人性殘留為宗旨的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批判之後，進入二十世紀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潮流取得一系列進展：從列寧、墨索里尼到斯大林、希特勒，再到毛澤東稍帶金日成、胡志明，延續至卡斯特羅、阿薩德、薩達姆乃至波爾布特，社會主義大旗成了獨裁專制者最理想的招牌，而人權災難也愈演愈烈。這些災難包括斯大林的「大清洗」在內，都是列寧主義反人類秉性注定的必然。
之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得以成功，根本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氛圍同樣具有人性缺失之秉性。從孔夫子的「克己復禮」到程朱理學之「存天理滅人欲」，朱熹要求「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為學」，故中國文人或多或少皆有此情結，蘇俄欽差來中國便如魚得水，從人性缺失向人性滅絕發展順理成章，「徹底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成了崇高目標。
反倒是赫魯曉夫擔綱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蘇共領導層決心以去斯大林化清算反人類罪行，毛說他們「搞修正主義」也好「復辟資本主義」也罷，確實都屬於「走回頭路」，從滅絕人性回歸人性缺失。老毛剛上道尚未成正果，正過癮時蘇共來這一手，於是分道揚鑣，老毛說他們要「丟掉兩把刀子」，似無大錯。毛決心操起這「兩把刀子」繼續前進，做世界革命領袖決心把滅絕人性進行到底。其成果是賴不掉的，儘管既得利益的接班人刻意掩蓋。「大躍進」留下幾千萬餓殍，接著重新揮舞「階級鬥爭」這件反人類利器，繼續搞「四清」直至文革。
黃文向我們複述了鄧公的話：「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公自己又認識得多深刻呢？「解決領導制度問題」充其量不過五十步笑百步，文革之所以算「十年浩劫」蓋因本應整人者卻被整了，所謂「四項基本原則」亦不過從滅絕人性回歸到人性缺失地步就要打住，完全回歸人性黨性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是不能允許的。那一年趙總書記堅持人性反對黨性踐踏人性，下場不妙自不待言，黨衛軍也就滅絕人性捍衛黨性了。
黃先生接下去那些老生常談我們就沒必要跟著他嘮叨了，如同李鴻章是大清的裱糊匠一樣，黃先生也想充當一黨專制的裱糊匠。竊以為，前面我已經從人性之角度把問題剖析過，也就不必跟著去討論哪個窟窿該補哪個窟窿不用補。黃文最後小標題叫「蘇共可以給中共鏡鑒」，一共三項，其一曰「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聽上去悅耳其實空泛。辛亥時中國人就在喊民主口號了，文革之別名也叫做「大民主」，結果呢？民主了百年皆「為民做主」。其二曰「密切聯繫群眾」，具體解釋為「這就是一種眼睛向下的目光，一種心系群眾的情懷，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政治本色。」除了延續空泛之外，還表達了深一層意思：黨在群眾之上，黨性必須控制人性。其三曰「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要衝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滯。」我從不懷疑任何朝代之帝王都想讓老百姓過好日子的，以免官逼民反。李世民不就嘮叨過「載舟覆舟」麼？大清朝廷眼看就要覆亡了還調庫銀賑災民哩！要害在於：既得利益者是怎樣煉成的？黨就是既得利益者之組合。共和國恪守著蘇俄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改革開放不過降低了些許壟斷程度，「舉國體制」至今仍被稱頌，依附於公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層出不窮，只需看看那些落網的貪官與日俱增就該明白，誰衝破誰的阻滯還是個未知數。
黃先生的文章說到底是基於黨性而作，本無可厚非。只是，在今日世界，任何政黨要存在、要執政都必須回歸人性，為實現人權而努力。游離於人性之外，甚至敏感於人權二字，出再多高點子也無濟於事。當然，我黨現在奉行的還是蘇俄那一套，黃先生一再探討蘇俄經驗，大抵是為繼續堅持這一套修補些皮毛而獻策。只想告訴黃先生的是：背離人性迎合黨性是不可能想出什麼好點子的，蘇俄傳授的一黨專制本身，就已經把自身置於岌岌可危的地位上了，每日裡憂心忡忡生怕被別人拱下臺。當年曹操罵孫權勸他稱帝，說是想置其於火爐上烤。閣下如今效仿孫權，無異於置這個黨於火爐上。
黃文也提出一個頗有價值的問題：「很多俄羅斯學者後來都曾提出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俄國在19世紀能出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世界一流人才，十月革命時能出以列寧為代表的一批傑出革命家，後來幾十年就很少出人才，只能出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等平庸之輩？」俄國人提問是有資格的，人家畢竟還出了肖斯塔科維奇、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奈克等享譽世界的一流人才，他們抵禦著黨性之侵蝕，洋溢著人性的光彩。「許多俄羅斯學者」只是覺得還不夠，遠不如沙俄時代。中國人學舌就很不自量，若還存譏諷之意，就有無恥之嫌。自打49年黨性吞噬一切，我們連一位拿得出手的人才也沒有，只有比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更平庸，但卻更趾高氣揚之輩。
愛因斯坦在《文明與科學》一文中說：「要是沒有這種自由，就不會有莎士比亞、歌德、牛頓、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要是沒有這些自由，大多數人會過著被壓迫和被奴役的牛活，就像在古代亞洲的龐大專制帝國中所過的生活那樣。只有在自由的社會中，人才能有所發明，並且創造出文化價值，使現代人生活得有意義。」自由是人性之高端境界，愛氏或許不知道或許留了些面子，亞洲這個龐大專制黨國其專制無孔不入的程度更甚於古代專制帝國，人性被黨性吞噬殆盡，只能出「兆山羨鬼」、「秋雨含淚」之流，不可能出其他。
所謂蘇聯亡黨，其實無妨「辯證」地看：無論戈爾巴喬夫，無論葉利欽，也無論普京，乃至於新俄羅斯政壇那些活躍份子，都是蘇聯共產黨的黨員，只不過各打另外旗號走向人性之路罷了。我在十年前那個帖子裡已經告訴過黃先生：「戈爾巴喬夫答記者的那段話：在任何情況下，即使蘇共下臺，也決不能動用軍隊鎮壓人民。」「僅此一點，不僅戈爾巴喬夫是偉大的，蘇共也以它最後的明智，獲得應有的尊嚴。」今天無妨再明確些說：蘇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至少勇敢地承擔了對歷史所應負的責任，您沒有資格嘲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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