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土改時期的血腥

內容簡介：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幾十萬人，這個帳嚴格說來應當算在鄧小平門下，因為整個土改時期，鄧小平主政西南。該文記述了四川土改時期的血腥狀況，講述人不僅全家在土改時遭到迫害，反右期間他再被打為右派。

講述人：劉雨濤（1923年生）

採訪、記錄：譚松採訪

時間：2007年2月2日

地點：四川省廣漢縣

一

我出身在四川省崇慶縣（今崇州）一個耕讀傳家的知識份子家庭。明末清初，我的祖輩從湖北麻城縣孝感鄉遷來四川（註：古麻城的孝感鄉在如今湖北省麻城市的鄰縣紅安縣城關鎮一帶）。我的高祖父——爺爺的爺爺——年輕時是打長年（長工）出身，他在一個姓高的地主家幹活，地主看上了他，把女兒嫁給他。我高祖這個人很勤奮，也很老實。

我們沾高家的光，就這樣起家（以前家裡瓷碗上面還有「高」字）。到我曾祖父和祖父時，家裡就有點錢了，但是祖輩們一直都保持勤勞的本色，我爺爺就打長年，到80歲了還在操田——放水灌田。

「解放」前我沒有呆在家裡，在外面讀書。1940年春，我考上了四川省成都中學高中部。那時，我很喜歡讀文史哲方面的書籍，認為現代中國很需要具有哲學思想和愛國熱情的知識份子。我以北宋理學大師張橫渠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作為自己的座右銘。1943年秋，我考上了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指導我的教授是赫赫有名的方東美先生、宗白華先生、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還有著名的國學大師蒙文通先生。蒙先生後來很不幸，文革時他是四川大學的教授，紅衛兵把他鬍子剪了，鬥爭、毆打他，我見他臉上被打得青一塊紅一塊，身上有沒得傷就不知道了，他很快就被折磨死了。

土改時我在崇慶縣中學教書。我父母被抓起來關到大隊部，說我們家做了很多違背農民利益的事，要賠償——賠20擔米。當時一擔米是320斤，值200元，20擔米就是6400斤，4000元錢，父母賠不起。我被從學校叫去，我剛說一句「農民弟兄們」，馬上就被打斷：「不准喊‘農民弟兄’！要喊‘農民老輩子’。過去你喝農民的血汗，農民供養你上了大學，農民是你的老輩子！」我只得喊「老輩子」，並答應賠錢。當時教師工資是200斤米一個月，我根本賠不起。我妻子很好呀，她把她的100多個銀元，還有金戒指、金項鏈等等全拿出來折成價，再加上親友們寄來的錢，才把這4000元錢交清。

但是，他們還不滿足，還要壓榨錢。他們把父親吊起來打，雙手吊爪了（即扭曲變殘）；母親也被吊打，她的右手遭吊脫臼了。土改工作隊挑動農民鬥地主，鼓勵農民動手打。工作隊的那些人，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農民就是他們的幫凶。

我有個妹妹高中畢業後在崇慶縣料場（音）小學教書。那天，農民武裝隊背著步槍，押著我母親到料場小學找我妹妹拿錢。她的手是被吊斷了的，一路走一路呻喚（呻吟）。剛到那兒，農民就喊：「打地主！打地主！」母親怕得不得了，受了很大的刺激。妹妹沒得錢給她，母親又被押回來。回來後，她越想越害怕，越想越絕望，已經沒得錢了，交不出還要吊，還要打，怎麼辦？

我父親關在大隊部，每天是我妻子提個篼篼（籃子）去給他送飯。「解放」前我們家鄉的老人，婆喊媳婦是喊「女」。那天母親說：「二女，今天你不要給爸爸送飯，我去送。」天快黑的時候，母親提著篼篼出去了。她穿過幾塊胡豆田，到了小河邊放牛吃水的地方，用事先準備好的一根繩子把自己的手腕綁住，另一頭繫在樹枝上，然後身子翻過來，將頭埋在水裡，強迫自己嗆水而死。她用繩綁住手腕，是怕水把屍體沖走。

後來他們放了父親，我們全家被趕出來，遷到河邊上一個農民家裡。

二

再說個事，是我親眼目睹的。曾國藩當年曾有四大弟子，其中之一叫黎庶昌。黎庶昌曾在多個國家擔任公使和參贊，比如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等。黎這個人特別喜歡書，也特別喜歡買書。他在海外十分注意蒐集已在中國絕版或失傳的中國古代典籍。他一生蒐集了善本書共6000多冊。黎庶昌後來曾任重慶道臺，相當於今天的重慶市市委書記兼市長，最後他終老於成都。

黎庶昌去世後，他的子孫打算將他的藏書出售。他們找到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彭舉（雲生）、歷史系教授蒙文通和葉秉誠等人商談。蒙文通他們到黎庶昌的寓所參觀了全部藏書，認為很有學術價值，書又很完整，但是以他們的財力，最多只能購買十多二十部，這樣就會使這套書殘缺不全，喪失了它完整的學術價值。蒙文通提議，物色一位家庭富有的藏書家，將這套書全部買下來。

不久，崇慶縣一位大紳龔澤浦到成都旅遊。龔既是崇慶縣擁有一千多畝田的大地主，也是酷愛藏書的文化人，他與彭舉和蒙文通教授都有交往。經彭、蒙、葉三人的說合，龔澤浦以3000個大洋買下了這套書籍，並搬運到崇慶縣中南街他的家裡。

這套書我見到過一次，那是1947年7月。當時彭雲生、蒙文通等著名學者到崇慶縣講學，他們就住在龔澤浦家裡。我在聆聽了蒙先生對經學的講解之後，又到龔澤浦家向蒙先生進一步請教。在那兒，有客來拜訪蒙先生，說到某一部書，龔澤浦就從書庫中取來一個長方形木匣，其中藏有十多冊書。這正是黎庶昌從日本帶回來的一部善本書，每冊書上都有明清兩代名人鑑定的印記，十分珍貴。

「解放」後搞土改，龔澤浦被抓起來，要他交錢退押，龔澤浦交不起，說錢都花銷了。交不起就打，打了後他回家用藥酒擦身；第二天又打，又用藥酒擦。龔沒辦法，只得賣書。華西大學故意卡他，只出150擔米的錢。太便宜了，正常情況至少要值500擔。龔澤浦捨不得，不願意賣。這下好了，土改工作隊的人乾脆給他定個罪名——「惡霸地主」，並以這個罪名一槍把他打死了。龔澤浦死時50多歲。我記得清楚，那是1951年冬天。

他死後，他的全部財產被沒收，其中，那批十分珍貴的藏書被四川省圖書館用幾輛大卡車拉走了。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丈夫無罪，懷璧有罪」。這句話說，你本來沒罪，但如果你身上揣了一塊璧玉（璧是玉中最好的），你就有罪了。龔澤浦之死，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呀！

三

我的伯父也是被槍殺了，他也是地主，同我們住一個院子。啥名字？劉祖宣。往事不堪回首，我都不想給家人講這些事。共產黨掌權，冤枉死了好多人。

四川省土改中冤死了幾十萬人，這個帳嚴格說來應當算在鄧小平門下，因為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正是在整個土改時期，鄧小平主政西南，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在他的過左政策下，四川土改搞得很血腥，有幾十萬冤魂，債主就是鄧小平。1997年他去世後，美國之音說鄧小平一生有八大罪惡，早年（1949年前）的四個我記不清了，1949年後的四個中第一就是土改；第二是積極搞反右鬥爭（當然，毛澤東是第一罪魁）；第三是提出四項基本原則，鎮壓要求民主自由的人（如關押魏京生）；第四是1989年他以軍委主席的身份下令用坦克機槍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總之，他繼承了毛澤東的專制獨裁。

1957年反右運動，在會上叫我們幫助共產黨整風，給共產黨提意見。我根本沒敢提母親自殺、伯父被槍斃的事，半點都沒提，我只對黨要反的「宗派主義」表示了贊同。

我1950年到1952年10月在崇慶縣中學教書時，學校對教師在政治上分好幾個等級，等級低的，不管他們業務水平如何，都受排擠。學校有民主同盟的教師，這些人都非常有能力，但只因為他們是民盟成員，就把他們統統調走了。1957年我提出當年不該這樣做，把這些有本領的人擠走是教育的損失，也是崇慶縣的損失。我因此被劃為右派，說我要分裂共產黨。我說：我一個書生，關心教育，我咋個分裂得了共產黨？幸好我沒提土改的事，如果提了，我就會被劃成極右，以後那幾十年的日子，就會更悲慘了。

採訪後記

半年前，從劉雨濤先生的兒子劉紹坤那兒讀到《劉雨濤文存》和他的專著《山海經與三星堆文化研究》，同時也聽說了他家在土改時的不幸。

半年後到廣漢，去拜望劉雨濤先生，見他比書上的相片蒼老了許多，也虛弱了許多。不過，老人思緒仍然很清晰，記憶力也好，尤其是擺談中流露出很深厚的史學功底。

他談起自己這一生，情緒很低沉。1957年當右派後，劉雨濤先生被從講台上趕下來，不是到食堂勞動，就是下放勞改，當年的寒窗苦讀，數十年的寶貴光陰，統統都被「改造」完了。他在《劉雨濤文存》的前言中很酸楚地寫道：「我是一位沒有出息的人，沒有多大成就，辜負了唐君毅先生、蒙文通先生、彭雲生先生等老師和前輩對我的殷切期望。五六十年來，我僅僅存留幾十篇詩文和一部專著而已，實在是愧對師友了！」其實，也許正是因為學哲史的劉先生那些年少寫了很多文章，他才活了下來。

晚上，同劉紹坤一塊兒吃飯，他提起他一家幾代人的不幸，憤憤不平：「我十來歲就被趕出學校，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他一家三代，土改時奶奶被逼死，反右時父親被勞改，他本人文革中被逐出校園……與「共和國」幾乎同齡的劉紹坤，想起這幾十年，情緒激動是很自然的。

我在採訪時，剛好傳來劉紹坤的兒子劉棟獲得碩士學位及正在爭取到美國攻讀博士的消息。看來，劉家被強斷了的「書香」，又有希望續下去了。

（補記：劉棟已於2007年7月赴美攻讀博士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