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記這死去的十個青年

我要寫一張死亡名單，以慰藉那些死於一九六一年冬的不安的靈魂。這是和我一同勞教的十個右派青年。當年我還是一個青年人，而他們比我更年輕，他們都是純潔的大學生。但是他們都因飢餓死於勞改農場，有的死得極為悲慘，像清華大學的學生郭道宏，就是「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他的死，當時被當作「反抗政府的下場」來「警告」所有在飢餓中掙扎的勞教分子們，強迫我們忍受、馴服。我的良心告誡我，不要忘記他們，只要我還活在人間。

我卻是倖存者。所有活過來的右派都是倖存者。到了一九六二年，雖然我們一個個骨瘦如柴而面孔又都腫得圓圓的，雖然我們連走路的力氣都沒有了，但我們呼吸到了春天的空氣。我們終於熬過了一九六一年的冬天，那是一個多麼淒愴多麼可怕的冬天啊。

那是死亡的冬天。飢餓使人全身浮腫，而後奪走人的生命。在那麼大的一個勞改農場裡，誰也不會去關注那每天夜裡被匆匆抬走的死者叫什麼，他們是些什麼人。

災難最先降臨到年長者、體弱者和患病者的頭上，我認識的文藝界的朋友，像戴著「胡風分子」帽子由電影局送去勞改的老演員黃若海，戴著「歷反」帽子由北京人藝送去勞改的老演員戴涯，還有我在兒童時代就認識的桂林「新中國劇社」的老藝術家姚平，也戴著右派帽子在農場勞教，他們都在這個冬天靜悄悄地死去了。

但是更壓迫著我的心靈，使我悲哀和痛惜不已的，是一群如花年華，本應享有美麗人生的年輕學子，竟一個個在飢餓中痛苦地結束了生命。為了我們的後代永遠不再有他們的悲慘遭遇，我有責任把我所能得到的有限的幾張公安局當年內部登記的死亡名單抄錄下來，留給未來。

一、郭道宏25歲四川隆昌人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1953年考入）

右派罪行：他辱罵領袖，說「人都是自私的，毛主席也不例外」，「黨員有黨性，沒有個性」。他說，「黨不能領導一切，黨要退出科學藝術部門」，「現在的社會和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統治一樣，有聖經、等級制度統治，是黑暗的。」

61年12月12日，他不忍飢餓，企圖逃跑，爬電網即觸電死亡，倒斃在離電網一米處。

二、姚有餘21歲浙江吳興人北京工業學院學生

右派罪行：整風中他說「黨天下是客觀存在，胡風問題、肅反運動在法律面前是說不通的。」1958年1月9日中午，同學在飯廳廣播他上述右派言論，他大怒，當即摔了兩個碗遂往外跑，同學們阻擋他，被他打了二人，用腳踢了一人。態度頑抗，堅不低頭認罪，定為極右份子。

突因腹痛死於清河農場，埋葬在於家嶺西村南公墓。

三、謝繼先23歲河南靈寶人北京礦業學院學生

1960年12月31日8時半體弱死亡，埋「584」西公墓13排4號。

四、黃恩孝23歲江蘇江浦人北京大學二年級學生，物理系氣象專業。

右派罪行：整風時說，「陰毒的人民日報編輯部，對民主自由看不順眼，一方面不報導民主運動的情況，一方面有意識消滅民主運動。」

1961年2月11日重度消瘦死亡，埋584公墓166號。

五、張行陶24歲江蘇海門人清華大學學生

右派罪行：貼大字報要公審肅反幹部，「組織法庭公審犯有逼死同學罪行的直接負責者」。鳴放會上書面發言「黨員是踏著別人腦袋做墊腳在向上爬」。煽動群眾鳴放取消班上黨團領導。

1960年11月29日晚心臟病死埋福田村南鹽場地公墓

六、朱祖勛22歲浙江人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
右派罪行：誣蔑黨是特權階級宗派集團。

1961年3月15日晚7時腹痛死亡葬584西公墓17排9號

七、李國光26歲上海人外國語學院學生，下放第三通用機械廠勞動
1960年10月5日12時急性心力衰竭死亡葬於家嶺公墓四排6號。

八、蔡季25歲山東梁山縣人1953年10月入清華大學

右派罪行：1958年送城子礦監督勞動，在礦上公開揚言：我是大學生，我不是右派。1959年12月將一個價值30元的地滾銅套偷走，賣得人民幣一元多，被抓獲，送勞動教養。

1960年12月14日體衰，死於胃病。

九、董恭裕29歲浙江衢州人解放軍第三坦克學校政治系教員
右派罪行：鳴放時期說「肅反後人民內部矛盾更加尖銳化了」、「肅反是官僚主義造成的」，誣蔑政治主任是「缺乏起碼人道主義精神，變相的國民黨作風」。

1960年7月29日晨6時心力衰竭，死亡。葬於家嶺西村南公墓。

十、許雨銘27歲福建安同人浙江大學機械系畢業後到北京航空學院任助教

右派罪行：對黨懷有刻骨仇恨，聽到同學唱「社會主義好」的歌曲時，要把歌詞改為「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吃不飽」。

八屆八中全會公報發表後學習會上說：「現在生活這麼苦，勞動這樣緊張，真正體會到了苦戰的苦，原以為苦戰三年後可鬆口氣，現在指標修改就拖長了。」

消瘦浮腫1961年1月27日晚死亡（清河三分場，埋於北磚窯63號）

我只想說一句，這些表格上登記的都是他們死亡時的年齡，如果往前推算一下，人們就會嘆息，他們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多麼年輕，有的還是一個孩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