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科書裡的木馬病毒(組圖)

教育篇：雲蒸霞蔚的民國教育

西南聯大（辦學時間1938∼1946年），中國抗戰時期被迫遷入雲南，由北大、清華、南開組合而成。（維基百科）

辛亥革命行動的本身，就是在啟迪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1912年，中國就有500多種報紙；民國建立之初從掃除文盲做起，人才輩出，即使在抗日硝煙中，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又是諾貝爾獎摘果的金秋時節，然而大陸人對此早已心灰意冷，不過在老一輩人的記憶中，中國離諾貝爾獎臺並不是那麼遙遠。民國清華大學的教授們，假如他們當年不回國，很多可能已經得到諾貝爾獎了。

清華物理系的開創者葉企孫，「清華學堂」畢業後留學美國，師從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P．W．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年），1921年他就用X射線法獲得全球最精確的普朗克常數值，時年23歲。1926年他成為清華老物理系的唯一教授，當時該系老師、職工和學生總共只有10人，他一人就給學生上20多門課，為大陸培養了首批物理人才。

中國教育家、近代物理先驅葉企孫（1898∼1977年）23歲時就用X射線法獲得全球最精確的普朗克常數值。（維基百科）

吳有訓，1922年跟隨導師A．H．康普頓（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年）攻讀博士學位，成功驗證了對近代物理學發展具有轉折點作用的「康普頓-吳有訓效應」，1926年回國後，康普頓因此獲得192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趙忠堯，1930年在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R．A．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1868∼1953年）的實驗室做博士論文時，他率先觀測到正電子併發現反物質。兩年後他的同學C．D．安德森（Carl David Anderson，1905∼1991年）公布了關於這一結果的進一步研究，從而獲得193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安德森在晚年承認，他的獲獎歸功於趙忠堯。

還有師從愛因斯坦研究廣義相對論的周培源，師從居里夫人（Marie Curie，1867∼1934年）研究核物理的施士元，為世界電機工程開拓了新方向的薩本棟，曾參與研製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被譽為「中國居里夫人」的吳健雄等等。

周培源（1902∼1993年），中國理論物理學家、流體力學家。（維基百科）

薩本棟（1902∼1949年），電機工程學家及教育家。（維基百科）

「中國居禮夫人」吳健雄（1912∼1997年）。（維基百科）

中國為何不再出大師呢？

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的錢學森，晚年多次質問前來探望的中共領導：為什麼1949年後中國再也培養不出世界級大師呢？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的話也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我是美國科學家，不是中國科學家。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必出於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環境是培育科學家的必要條件。」

令人心酸的還有1998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崔琦的一番話。他出生在河南農村，是家裡的獨子，1951年12歲的他隻身到香港讀書，這一走就成了永別，父母在大飢荒裡都活活餓死了。央視記者曾問他：「如果媽媽沒有送你出去讀書，你如今會怎樣？」記者以為他會講教育改變命運、感謝媽媽的話語，崔琦卻說：「我寧願媽媽沒有送我出來，因為家裡有個兒子情況會大不一樣。如果我留在農村，或許我一直不識字，父母也許不會餓死了。」不過現實可能會讓這位善良的兒子失望。

如今大陸人普遍認識到，今日中國科技的落後，不是經濟落後，而是制度缺陷。一個意識形態一元化的社會，一個金錢至上、急功近利的學術界，一個連諾貝爾網站都屏蔽的國度，怎麼可能產生諾獎呢(諾貝爾獎)？

言論自由的出版業

回憶當初的民國，《臨時憲法》確立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僅1912年中國就有500多種報紙，即使在袁世凱篡權奪位後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報紙倖存，人們可以在報上稱袁為「袁棍」，評論他「為善日少而惡日多」，無論袁如何掌控輿論，都不能將這些不和諧音消除。然而90年後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報》總經理喻華峰被以貪污行賄罪判處12年徒刑，執行總編輯程益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們敢於講真話。相比之下，中共還不如袁世凱。

在出版業上，民國時期幾乎沒有什麼大影響力的官方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始終是龍頭，加上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這些民營出版社，基本上覆蓋了中國的出版業，當時中國最好的報紙是民營的《大公報》，儘管有打壓，但無論是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還是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這些黨派報紙都不是當時的主流。

那時在金融業也是以民營為主，「南三行」、「北四行」都不是政府資本，企業上基本也是民營一統江山，所以才會有榮氏兄弟、範旭東、盧作孚這些被稱為「紡織大王」、「棉紗大王」、「火柴大王」、「化工大王」的民營企業家，整個民國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人才輩出的民國時代

民國從建立之初就首重教育，政府從掃除文盲的識字運動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再到1934年新生活運動，教育一直是民國的百年大計。中國直到1902年才出現新式學校，1922年出現大學，即使在14年抗日硝煙中，國民政府依然把教育放在首位，當時軍隊都把房子、糧食優先保證供應給學生和老師，甚至張作霖、閻錫山等地方軍閥都重視教育。1939年四川軍閥劉文輝曾下令：「凡是縣政府大樓修得比學校好的，縣長馬上就地正法。」據統計，在1931年至1937年間，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民國時期中國出現了一大批世界級大師。比如由於日軍轟炸而被迫遷入雲南，由北大、清華、南開組合而成的「西南聯大」，不但培養了大批理科人才，也造就了很多文學上的頂尖人物，如汪曾祺、穆旦，翻譯家何兆武，還有在美國的國學大師何炳棣、社會學家楊聯升等。

1999年中共建國50年之際，給23位科學家授予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無論是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還是鄧稼先、朱光亞等，這些人基本全是民國時期培養的人才。據不完全統計，單只在1920年代，中國物理學家就取得了14項居世界領先水平的科研成就，1930年至1933年間，就有16項。

教科書裡被植入的木馬病毒

除了尖端科技外，當今大陸的普及教育也是遠遠落後於民國。拿學校教材為例。1904年民營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推出了從小學到高中的系列《betway体育手机网 教科書》，橫跨所有的學科，非常完整系統。1922年又推出了更成熟的《新學制教科書》。這些書籍沒有任何的意識形態痕跡，跟全球文明世界站在了同一水平線上，從形式到內容，都跟國際社會和孩子的需求非常吻合。大陸很多老人感慨地說，民國時期一個小學生的水平都比文革時的高中生強，其中教材佔了很大因素。

中共執政後，把大量共產黨的「黨文化」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塞進了每個中國人幼小的心靈。舉例來說，翻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六年制小學教科書」的《語文》第一冊，第一課就是兩句話：「我是中國人，我愛五星紅旗。」是啊，我是中國人，這是理所當然、無需論證的，不過馬上就是一句「我愛五星紅旗」，於是被要求背課文的孩子們都記住了，愛五星紅旗就跟我是中國人一樣，無需證明，每個人都必須做到，木馬病毒就這樣被悄然植入了每個中國人心中。

百年前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批評中國傳統史學的四大弊端，認為人類的文明史不應該被簡化為權力爭鬥史。2006年秋季，一套按照新文明史觀、由蘇智良教授主編、歷時6年、曾試用3年、並通過了嚴格審查程序的新編高中《歷史》教材在上海全面投入使用，然而僅僅一年後這本教材就被廢止了。面對這樣的悲劇，有識之士感嘆，為什麼一個行政部門就能夠這樣輕易地槍斃眾多編寫者的心血呢？是什麼讓培養兼具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識的「新公民」夢想「碎落一地」呢？

主角、配角和「群角」

大陸歷史學家傅國湧在多年研究辛亥革命後發現，以前他的視線主要集中在辛亥傑出人物上，如孫中山、袁世凱、黃興、宋教仁、蔡鍔、梁啟超、康有為、陶成章、章太炎等主角，後來發現，沒有隆裕太后等配角的妥協，也不會有辛亥革命的不流血，最後他發現，每個人都在參與歷史，那些沒有留下姓名的普普通通的個體，他們起到了「群角」的關鍵性作用，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應該結束滿清帝制了。

「群角意識就是公民意識，這是中華民族最匱乏的一種意識。一個社會能否順利地完成不流血、少付代價、不經過大規模動盪的和平轉型，就是要依靠民間社會的進一步的發育，培育出大量的具有群角意識的新一代公民。」傅國湧如此總結辛亥百年變局留下的經驗。

公民教育是最關鍵的

其實，辛亥革命行動的本身就是在啟迪和培養中國民眾的公民意識，不過這裡我們不得不提到一位被譽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的民國精英、出生在四川的晏陽初。1920他留美回國後，立志不做官不發財，要將終身奉獻給勞苦大眾的教育。他針對千百年來佝僂在這塊土地上的農民「貧、弱、愚、私」四大病，提出以「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結合併舉，「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連環併進的農村改造方案。

假如沒有戰爭，他在河北定縣的實驗會有更好的成果。即使這樣，據1980年代統計，定州（即定縣）是河北省內唯一一個無文盲縣，當年晏陽初引入的良種棉花、蘋果、白楊、良種雞等，至今仍然廣受農民歡迎；中共1970年代普遍推行的「赤腳醫生」計畫、1990年代的村官直選等政改試點，無不是在重複當年的定縣經驗。1949年國民黨在臺灣的農村建設，也大量借鑒了晏陽初的經驗，不過由於他對中國農村改造實行的是以教育為主的改良方針，這與中共推行的疾風暴雨式的暴力革命大相逕庭，加上他是基督徒，與無神論的中共格格不入，因此很多大陸人只知道「南陶北晏」的陶行知，而不知晏陽初。

晏陽初對農民的教育中，最強調的是公民教育，他認為，「公民教育在於養成國人的公共心和合作精神，使他們無論在什麼團體，都能做一個忠實而有效的分子；同時要在人類普遍共有的良心上，發掘出一個公民的批判力和正義心，使他們都有自決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張。

百年後對照這個標準，我們自認是團隊的好成員嗎？我們堅持了公義良知嗎？這都是現實留給我們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