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什麼？（中）

第二部分：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什麼？

在第一部分結尾我強調過，歷史教科書給我們灌輸了什麼這個問題，並不是太重要，因為在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思想是無法完全遮蔽的。關鍵的是在第二個問題：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什麼？我們今天重點講講這個問題，這個要害。因為我們本來擁有什麼和我們應該擁有什麼這兩個問題並不是每個人都清楚的。尤其是後面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我們是不清楚的。我想談談三方面的喪失：第一，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第二，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歷史感；第三，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道德感；下面分別展開。

首先，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理性，喪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

我還是從上面提出的「假如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問題說起。這樣的說法，不僅出自我們老百姓，也出自我們的學者，知識界也有這麼說的。這個說法的問題在哪裡？我認為，它來源歷史教科書長期潛移默化的影響，來源於歷史教科書對我們推理能力的摧殘。我想先請諸位同學談談你們的認識。

（同學討論，此處略）

我這裡僅僅只給大家提供一個思路，並不準備提出我自己的結論。就是我們不能把時間的先後關係和邏輯上的因果關係混在一起。因果關係是一種多元關係、是多因多果的。看看邏輯學的東西就知道，因果關係很多時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多因多果關係。要建立一種直接的因果決定論（原因決定結果）在邏輯層面看似簡單，但在事實層面，尤其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層面卻是十分複雜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學界，也一般只提統計學上的相關，一種概率性的正相關關係，而不談所謂的因果關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更沒有絕對的一一對應的因果關係存在。所以所謂的因果關係往往是指某種概率性的歸納與假說，統計學上的相關性，這種假說需要證明，需要證偽。

具體來說，「改革開放」的「原因」我們可以找出上百種、上千種來，而「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種；同樣，作為文化大革命之結果，我們同樣可以提出數十、數百甚至無窮數，而改革開放只是其中一種，且其關係遠非那麼直接。同學們已經從幾個層面觸及這個問題：包括這是完全不同的層面，其間沒有必然關係；時間上的先後並不就是邏輯上的因果；糾錯過程並非某種錯誤的結果，乃是其補救，是回到起點等等。但是為什麼我們的專家口中也會說出「沒有文化大革命就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這樣的的話？我認為這跟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的單線歷史敘事方式有關。因為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是這麼單線編下來的，於是我們就把時間的先後順序和因果關係完全混為一體了。所謂的「歷史必然性」其實就是這樣來的。這種謬誤在歷史學上叫做「逆推」謬誤——從結果推導過程，以結果證明原因。本來正常的推理能力是一種開放的思考方式，是對各種原因的探索過程，也就是說對於各種可能條件的探索過程，「因果關係」的追尋只是其中的一種類型。就算是基於上述的命題——「沒有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就沒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必須論證，前件與後件之間的關係：是必要條件、充分條件還是充要條件？顯然，這裡沒有任何構成條件關係的因素在。但某些人卻以這種獨斷的方式，要建立一種封閉的單線的決定性的關係，以證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這種企圖本來經不起邏輯推論的，但卻有市場，說明我們的基本推理能力已經喪失了。

這種邏輯推理能力的喪失正是歷史教科書想要的結果。由於歷史教科書的封閉的單線歷史敘事模式，讓我們喪失了多元判斷的能力；歷史教科書的單線敘事使得我們形成一種單線思考的思維方式，這種單線思維方式如同獨木橋一樣逼使我們按照它所設計的思路思考，得出它要建立的結論，最後落入它所設計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讓我們完全喪失了正常的推理能力，喪失了建立正常的多元而開放式的思考方式。這等於是理性思考能力從我們的思維中被鏟除掉了，等於把我們的大腦切割了一塊，其可怕性是可以想見的。

其次，歷史教科書讓我們喪失了歷史感，喪失了對人類自身的理解能力

有些東西，歷史教科書並不要說什麼，而是通過它的歷史敘事方式與歷史認識方式深深影響到我們的思維，讓我們喪失了基本的歷史感，喪失了認識人類自身的能力。這方面我要強調的是兩個層面：以事實證明事實與以事實證明理論的謬誤。這是歷史教科書的最可怕的禍害，但我們並沒有很好地清理。

我還是舉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延安整風運動是從毛澤東揪住王實味這個「典型」開始的。整風運動中的恐怖這裡沒有必要展開，王實味最後是被我們的安全部門（社會部）用石頭砸死的，這就是延安「肅反」的殘酷性。但有同學就給我提了一個問題，他說毛澤東在王實味被殺掉之後曾經寫了一個批語：「還我王實味。」他就用這個例子來證明毛澤東很人性化、不殘忍。這就是以事實來證明事實，我們很多人就是這麼思考問題的。

有人問：「你說事實不能證明事實是什麼意思？」其實這句話的完整表達應該是兩句話——「事實不能證明事實，事實也不能否定事實。」這兩句話想說明什麼呢？它是說一個歷史事實，或者說任何歷史事實都是獨一無二的。所謂獨一無二就是它有自己特殊的時間、空間和情景。任何一個歷史事實，不管它有多麼小，它都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一種獨特的、具體的——我特別強調這一點——有特定的時間、空間和情景的「具體性」，它是獨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獨立的價值。它的獨立存在本身就是它的價值，它並不要依附別的事實而存在。一個事實不能化約為別的事實，不能歸結為別的事實之原因或結果，也就是說不能被別的事實除盡。這就是我們說的歷史事實的具體性。這是一個層面。

第二個方面，強調歷史事實的具體性也好，獨特性也好，它本身不是用來證明或者需要證明的，而是需要我們的解釋。凡是歷史事實，在歷史學裡不是用來證明，也不是被證明，而是，歷史事實存在需要得到你的全方面解釋，你必須把它當做一個很具體的存在，一個你必須全面理解的事實和存在。這是歷史學的一個基本功夫，就是去解釋歷史事實，這個事實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事實本身的因果，各種環境各種聯繫怎麼來的，它的發展過程是什麼，這是需要解釋的，而不是用事實來證明什麼。歷史學應該說主要是個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證明的工作。歷史學的理解工作，就是要把歷史事實作為一個充滿了矛盾、具有模糊性的存在。這個是我們特別需要注意的問題，因為在我們的教科書裡面任何一個歷史事實的表述都是很清晰的，讓人看了感覺條理很清楚，原因結果很清楚，過程也很清楚，整個都干乾淨淨的，好像也沒有什麼漏洞、沒有邏輯的斷裂，也沒有別的事實需要填補。這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給我們的「幻覺」。但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學人進入歷史之後就會發現歷史事實本身的邊界判斷就很模糊，到底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是很模糊的。它需要我們進行判斷，需要對它做帶有主觀價值的界定。比如在歷史時間的界定方面，我們知道歷史事實是一個連續的時間體，它是沒法隔斷的，也就是歷史時間的邊界是模糊的，強行劃分所謂的古代、近代、現代只是出於某種史學工作的需要，出於某種價值訴求。地理空間的模糊性也是如此。而關於歷事件內部的各種衝突與矛盾，也是處處存在的。以「五四運動」為例，「五四運動」有很多力量存在，不僅有支持者，也有反對力量；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團體，裡面有不同的聲音；甚至「五四運動」的口號都不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提出的，而是一個叫做「國家主義」團體提出的，他們與早期的中共是敵對力量，而組織者也是他們為主體。（就算是中共早期兩位創始人陳獨秀與李大釗，在五四運動之前的1914-1915年間還發生過著名的論爭，李大釗主張，就算是在最專制的國家中受苦，也比淪為亡國奴好，而陳獨秀卻是一個非國家主義著，甚至是將一切罪惡都算到國家之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但這些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就沒有展現，沒有矛盾的存在。在話語方面，大陸教科書把「五四運動」當做現代史的起點，似乎很重要；而臺灣基本上就沒有敘述，為什麼「五四運動」的組織、領導者對與五四是這樣的諱莫如深，而大陸卻是這般的張揚？這些問題其實都值得深思。我曾經在《殷海光的困境》中提出過「五四運動的原生態」，也就是想把這個問題揭示出來，只有回到「原生態」，才能真正理解歷史。

一個具體的歷史事實，必須把它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進行解釋，而解釋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這種矛盾性、模糊性揭示出來。我一般喜歡用「歷史的原生態」這個詞表述。

還有一個問題，因為任何歷史事實首先都是人的事實，歷史一定是人的活動。我們之所以把歷史事實當做一個需要具體對待的過程，意味著把歷史當做一個獨立的主體來對待。而歷史人物在歷史之中是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他處在各種力量的衝突、矛盾之中，但他不一定能夠意識到這種處境。歷史學就是要把人物的這種狀態、他所身處的情境解讀出來。應該說一般歷史當事人對自己的處境不都是那麼清楚的，所以歷史當事人往往會有一種很強烈的命運感。為什麼會有很強烈的命運感？因為對當事人來說他不知道自己的處境是什麼，他不知道這個環境將怎麼變化，他的對立的力量會怎麼運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運作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這些他其實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說他也是一個矛盾的存在體。而且我剛才說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情境這三方面，歷史當事人一旦他所處的情境發生變化，時間、地點發生變化之後，他的判斷、他的心理狀態、他的行為方式也會發生變化，而這個變化跟我們說的人的內在一致性並不矛盾。不能用一個事實來證明一個事實，也不能用一個事實來否定一個事實，從人物的主體性角度講，就是：我們要承認人是一個矛盾體，他是一個對自己不瞭解的矛盾體。要進入這種狀態，就是說我們要進入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你要像他一樣去思考、去感覺，這個時候你才會真正感覺到原來每個人物的那些看起來互相矛盾、讓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實是和他所處的情境變化有直接關係。這就是我們歷史研究者要做的工作。不能把他簡化為一個臉譜，簡化為一個抽象的符號，人類歷史上沒有這樣的人存在，也沒有這樣的階級還是政黨存在。他永遠是一個充滿變化，充滿矛盾，充滿模糊性，一種隨機應變的情境。「事實不能證明事實，事實不能否定事實」強調的也是這種歷史人物的獨一無二性。

但是這個問題並不是很重要，因為我們腦袋清醒的話能夠自己判斷。但有個問題更需要警醒，那就是「用歷史事實來證明一個理論」。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做的工作就是這個，「用事實來證明理論」。歷史教科書用中國近代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來證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客觀必然性」——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之類。歷史教科書之所以變成「思想政治理論」，就是因為它想用歷史事實來證明這個理論的存在。但是我告訴大家，事實它不能證明事實，但同樣也不能證明理論。

可是有人會問，我們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一個真理假如不用實踐——這個實踐我們指的是歷史實踐——來檢驗的話，你怎麼證明你的理論？這個問題我曾經專門講過一堂課，今天我只能簡單地把結論告訴大家：理論和事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實踐層面屬於經驗層面，而理論屬於邏輯的層面，或者說屬於抽象思辨層面，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面，這兩個層面它是分開的。實際上只存在一個經驗的層面，並不存在一個邏輯層面。邏輯層面是我們思考推理的結果。就是說，所謂的邏輯也好、理論也好，意識形態也好，真理也好，都是我們思辨所建構的，而不是一種事實存在。它不是存在，存在的只有經驗。

經驗層面的事實，通過邏輯的歸納可以得出某種規律性的認識，但是這種「規律」只是一種假說，並非「真理」。它是無法「證實」的。打個比方，你從一千個個案中得出某種「規律」，但是假如在第一千零一或者第一千零二個個案時出現反例，那你這個規律就不成立了。儘管你可能很厲害，你能把一千年或者一萬年的歷史全部掌握了，或者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事件，你把所有能夠掌握的資料全部掌握到了，你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來，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所有的歷史事實」是一個什麼概念？剛才我說了歷史事實邊界是模糊的，邊界是模糊性的意味著你無法「確定」「所有的歷史事實」，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窮盡所有的歷史事實，既然不能窮盡，就意味著你的歸納永遠是一種不完全的歸納。不完全歸納自然不能證明你這個規律。所以說，所謂「規律」、所謂理論或「真理」是不能用歷史事實來證明的，它的證明有自己的途徑。

依據邏輯推論建構起來的理論（真理）與我剛才所說的「規律」是有差別的，我們把前者稱作「真理」，它不是從經驗裡面推出來的，而是演繹的結果。真理的證明與經驗事實無關，而只跟邏輯推理有關。我們認為，凡是宗教、道德、意識形態之類的東西屬於真理，因為它表述的不是事實，乃是道德命令，是一種「應然」而非「實然」。

比如盧梭的「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個句子我們認為是一個真理，一個「不證自明」的真理，它就不是對事實的描述，而是人類應該如何活著的道德訴求，一種道德律令。其實像馬克思主義也好，自由主義也好，各種主義也好，其實都是從這個層面，我們認為它是真理還是不是真理，我們只能從邏輯上判斷它是對還是錯，成立還是不成立。大家看了哈耶克的東西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從經驗層面去否定社會主義理論的，而是從邏輯角度，就是從邏輯上你得不出這個結論，那麼你就不成立。

而任何邏輯都有一個邏輯起點，一個「不證自明」的理論基礎。這個邏輯起點是什麼？我認為，這就是某種價值建構，某種最基本的價值訴求。這種價值是不需要證明的人類的基本價值，或者說是某種人類的道德底線，缺少這個底線人類就很難被認作「人」。

那些以事實來證明理論的行為，其實是對真理的誤解。如果真理可以以事實證明，自然也可以以事實否定。真理的絕對性就成了空談。

舉一個例子，假如說中國近代一百五十年的歷史證明了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這個社會必然由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們馬上可以找到一個反例：那麼蘇聯的歷史是不是否定了這一點呢？這就出問題了。所以說我們的事實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定它。理論和我們的具體實踐之間雖然有關係，但不是證明和被證明的關係，這一點要弄清楚。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就在做這個證明工作，就在用歷史事實來證明某個理論，其實它是證明不了的，只能暴露某種權力對歷史的閹割。歷史教科書在中國成為「思想政治理論」，唯一能證明的就是權力對歷史的強姦。

「近代史綱要」這個東西也不是我們的發明，而是蘇聯人。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就開始撰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個東西是斯大林用來建立自己絕對權力、獨裁統治的工具。而毛澤東呢，在延安時期，他別的書讀得不多，但這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卻來來回回讀了二十多遍，幾乎能夠背了。他為什麼熟讀這本小東西呢？他從中悟出了什麼？說到底，就是悟出了「權力鬥爭」的把戲。悟出了通過篡改歷史來打擊對手、控制他人、建立自己絕對權力的把戲。延安整風運動樹立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力，而其主要工具就是毛澤東親自主編的「黨書」。整風期間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句話，「黨書一出，他們就一個個投降了。」「黨書」是什麼？黨書就是《「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這本「書」當時是作為秘密文件發給黨內高層的，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歷史教科書」就是這樣被用來當做權力鬥爭的工具，被當做「思想政治工作」，而真正的歷史於是便消失了。

這就是歷史教科書做的事，它讓我們喪失了什麼？不是事實、也不是理論，而是讓我們喪失了對歷史的理解能力，讓我們喪失了對人類自身狀況的理解，這才是一個更可怕的地方。這不僅僅涉及到知識狀態，它更涉及到我們的生命狀態，如果我們不能理解歷史，我們自然也就不能理解人類；我們不能理解人類，其實也就無法理解我們自己；而不能理解自己其實就是失去了自己存在的依據，我們就是這樣被歷史教科書所控制，成為某種思想的奴隸。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