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虛構沒有現實荒誕(組圖)

攝影 梁辰 劉浚

閻連科沒想到的是，自己屢次談及的都市桃源生活，這麼快就結束了，在他的計畫中，他還打算寫一部以「711號園」生活為藍本的《瓦爾登湖》。

11月30日，因自家小區遭遇強拆，閻連科在微博上發表《致總書記和總理的一封告急信》，將「所目睹和遭遇的強拆事件，簡要地報告給你們」。

在信中閻連科寫道，三年前他在北京豐臺區花鄉世界名園小區（711號園）用稿酬和籌借款購得一處房屋，今年7月接到正式通知，因修北京萬壽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家在內的39戶人家將被拆遷。

這封公開信引起了一番波瀾。同情和聲援者眾，但意想不到的是，質疑聲音也接踵而來。

閻連科被指責，「逃」到美國邁阿密書展以躲開文代會，卻稱讚總書記在會上的講話「處處散透著對中國文學和當代作家的期冀和暖意」，信中「尊敬的」、「打擾了」等措辭，被指姿態過於卑微和諂媚，擺脫不了體制內語態的影響；更嚴厲者指責他做法投機，平日不為百姓拆遷事件發聲，如今捍衛私產卻大作聲勢……

一個作家的維權行為，正在演變成一場對閻連科作為文人、中產精英、知識份子的價值立場與社會責任的爭論。

「我這一生都覺得自己是一個做錯事情的人」，因為當初對土地的逃離，而逃避了為父輩親人分擔生活重任，閻連科對父輩一直充滿愧疚，這種贖罪意識也是他在多個場合的自我表白。眼見鄰居的房屋在推土機中化為瓦礫後，他說，「包括我在內，每個人都是被扭曲的人。」

在這場紛爭行將沸騰發酵之際，閻連科對《南都週刊》記者表示，在長達幾個月的抗爭後，自己已經很疲累，他早已搬離被拆遷住所，公開信也是他對抗強拆事件的最後一次用力。

你諷刺生活，生活也在諷刺你

在文學評論界，閻連科身負中國文學荒誕現實主義大師、禁書作家等多項標籤。

早在2004年，小說《受活》出版後不久，閻連科轉業至北京作協。此後，他陸續寫出了嘲弄個人崇拜與專制禁錮的小說《為人民服務》、反映河南愛滋病村現狀的《丁莊夢》以及記錄五十年代大躍進時期飢餓與無序的《四書》，這些作品的命運，都比較坎坷。

北京五環附近的咖啡館裡，採訪進行一個多小時後，閻連科的身子逐漸縮向沙發靠背。查出脊椎錯位已經17年，如今他每年都要跑一次西安，找老中醫針灸。

生為農民之子，26年部隊生涯，令閻連科形成了極自然的生物鐘，晚九朝六。上午八點到十點，他對著用小木板支起來的電腦工作兩小時後，一整天的創作就結束了。

「有時候我是有意去逃避現實，比如住到那個園子裡。」 在花鄉世界名園小區購房兩年來，閻連科在園中侍弄花草，播種施肥。

其間，他創作力猶如井噴，交出兩部散文、兩部文論以及一部長篇小說的成績。其中，包括計畫於明年出版的14萬字散文《711號園》，閻連科將這段世外桃源般的經歷，描繪為「我一生最奢侈的生活」。

弔詭的是，這部描述都市桃源生活的作品，還沒來得及出版，前來拆牆推土的機器已經開進了家園，原本平靜規律的生活戛然而止。

「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打響拆遷整治的攻堅戰」的條幅遍佈小區，十幾個身穿黑色制服的小夥子堵在門口，彷彿「文革」風潮重現。閻連科無心創作，搬回了二炮部隊於2003年分給他的那套五環外的房子。

自今年5月初次收到拆遷通知，這半年來，閻連科曾幾次與拆遷辦聯繫，試圖通過正常渠道商談。作為小區居民中「開發商最好的朋友」，閻連科說自己屢次婉拒勸拆飯局：「你們誰都別做我的工作，我一定不是這裡的釘子戶，但也一定別指望我帶頭拆掉。」

鄰居們寄希望於閻連科作為知名作家的話語權：如果拆遷及賠償背後沒有黑箱操作，為何拆遷辦不肯提供居民所要求的「會議紀要」？真相是什麼？

在與媒體談作品《四書》時，閻連科忍不住針對拆遷一事發了一個牢騷，並被法國《世界報》、美國《紐約時報》報導出來。每天對住戶進行簡訊轟炸的拆遷工作人員責怪他，「閻老師，你這個拆房是自己家裡的事，為什麼每次來都帶一個記者？尤其你不應該鬧到國際上去。」

一次次面對媒體回顧拆遷戰，閻連科早已疲倦。「包括我和那裡住的人，要求都非常簡單，你把拆遷的文件給大家看一下，就好。現在任何通知、文件不給你看，什麼都不告訴你。」

在閻連科的筆下，曾創作出各種荒誕：人物的身體能化作肥料滋養大地；被解放的人隱匿在地道中狂歡；懦弱的知識份子向偷情的妻子與領導撲通下跪；為湊錢而賣皮的村民，褲管裡的蛆蟲像豆子一粒粒往下掉；象徵著專制主義、監督知識份子改造的「孩子」，架一把鍘刀對眾人說「把我的頭給鍘下吧」……

劉劍梅教授稱其創作「不斷地重寫‘受苦人’和批評社會的不公平」，其怪誕、誇張、驚懼與恣意的特質，也將閻連科帶入世界文壇高度。

但面對拆遷，閻連科感慨：「任何虛構故事都沒有現實曲折豐富和荒唐。不管你寫什麼樣的小說，你在諷刺生活批判現實時，生活本身也在諷刺你。」

權力決定的人生

近年來，除去散文、文論方面的創作，閻連科唯一不被禁的小說，只有2008年的《風雅頌》。這本書以某懦弱大學教授為主角，觸怒了一批精英知識份子。

在這本被閻連科視作精神自傳的作品後記中，他這樣毫不客氣地概括自我：懦弱、浮誇、崇拜權力、很少承擔、躲閃落下的災難、逃避應有的責任。

「也許過一段時間，過幾年之後，我會以拆遷去寫些什麼東西。這個經歷對個人生活來說一定是個小小的悲劇，對文學創作而言可能會讓我更豐富一點。隨它去，我屬於那種能迅速接受的類型。我是抱著非常妥協的態度，相對依法辦事，相對差不多就行了。」

但是，11月30日，當閻連科再度來到「711號園」時，竟不免為現場鄰居們的失控情緒所影響，回家後，他將積攢多時的糾結與苦悶，寫成了1500字的公開信。

公開信發布後，身為一級作家、北京市作家協會專業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閻連科也被公眾寄予了「寫一寫拆遷」的期望。

外界習慣強化閻連科的話語權，他本人卻視自己為作協的「孤兒」。他的話語權並非源自體制所賦予的權力，恰恰相反，對權力的恐懼與生俱來。

閻連科十幾歲時，在生產隊翻紅薯秧子，目睹卡車駛過，一梭子彈自革命青年手中的機槍落到田頭。當年挺著一把槍的「革命者」，變成今天穿上黑制服就可以搞拆遷的青年。「那些人就是平時大街上撿破爛，給他80塊一天，穿上制服，被授予某種權力，他就是掌權者，為所欲為，你就會感到恐懼。」

1966年霜降時，閻連科家中耕作三年才揀盡礓石、豐收蕃薯的自留地，因中央一個決定而收歸公有。飢餓留下陰影，為了逃離土地，閻連科在參加高考失敗後，報名參軍，歷任戰士、排長、幹事、秘書、創作員。現實生活中的拘謹與畏怯，在文字裡得到了宣泄與釋放。創作不斷獲獎，從「五個一工程獎」到魯迅文學獎。他所擔任的文職也逐漸達到副師級別。

「隨著年紀經歷增長，會發現，當你嚮往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就會左右著每一個人的命運。一句話一個偶然的事情，甚至非常奇怪的一件事，都會改變你的命運，讓你的人生變成另外一種，變成喜劇、悲劇或悲喜劇，這些都是權力所決定的。」

「你恨不得社會明天就變得公平、正義、透明，這是每個稍微識字讀書的中國人的共同理想，只是每個人關心的方式不同。」 閻連科說。

但是，拆遷仍在繼續。

當文學面對權力，閻連科感到了文學的虛無，「寫作的意義在銳減，不是遞增」，「文學的力量只存在於文學之內，而非文學之外。」

閻連科擔心同行認為他借拆遷炒作，增加曝光率。他承認，當鄰居們忙於梳理文件與通知，「其實我是最不太清楚這些事情的」，他很少上網。

作家所擁有的那點話語權，對解決現實衝突幾乎幫不上什麼忙。談到文以載道的責任感，他又十分較真地把責任卸掉：「我沒有意識到作為作家有什麼責任感，只是希望這樣表達，如此而已。」

當初決定寫《丁莊夢》，也是因為「那些人情感裡靈魂裡是怎麼過來的，沒有任何人去表達，你會覺得作家沒有盡到責任。作為一個河南人，也資助了那麼多愛滋病人，本能地你都願意要去寫它。」

《丁莊夢》完成的那個上午，閻連科忽然覺得，活著也好死掉也好，生命沒有任何意義。

坍塌的烏托邦

「711號園」曾給予閻連科短暫的蔭蔽，也令當初那個為逃離土地而參軍、寫作的鄉間小子，重新找回並承認對土地的眷戀。

上世紀七十年代，這個意識到城鄉差距而自卑自怯的鄉村少年，在高考失利後，將視野投向手邊的革命小說，填補心靈空白。「我不知道這些小說屬於‘紅色經典’，以為那時的世界和中國，原本就只有這些小說，小說也原本就只是這樣。」

如今他保持著睡前一小時的閱讀，關心國外作家的題材，關心大師級作家年老時的筆力，並不斷地更新著對好小說的定義。《挪威的森林》十幾頁就看不下去，《皇帝》裡獨裁者面對生命流逝的無力卻吸引了他。

人大文學院對這位駐校作家的抗拆舉動，反應很平淡。院長孫郁代表學院說：無論怎麼處理，都是閻連科的自由。

今年53歲了，閻連科預期自己最多寫到65歲。《為人民服務》被禁後，北京作協曾給予的包容以及目前中國人民大學提供的寬鬆創作環境，都令他感慨自己的幸運。

「你不寫作，就會在這個國家和人群中消失掉。寫作就是為了找到你在什麼地方。」但閻連科又說，寫作從來不是一件快樂的事。痛苦既源自寫上兩小時就會筋疲力盡的身體—少年時在山裡背石頭，曾壓到一肩高一肩低；也出於對語言模式選擇的焦灼。

彷彿是為了洗脫《為人民服務》中對毛時代話語的濫用，《丁莊夢》創作中的自我閹割也始終令閻連科耿耿於懷，到《四書》時，他報復似的把語言的陌生感發揮到淋漓盡致。

閻連科對語言的探索，如作家李洱評價，它們「繁瑣，黏稠，有眾多的鋪排，有眾多的衝突，層次之間枝蔓纏繞，扯不斷，理還亂」，充分反映了這名小說創作者的野心。

文壇朋友形容閻連科，臉上「充滿了許多老實交織而成的皺紋」；年輕一輩看他「開奧迪A4，用愛瘋4，但攝像機一拍，鏡頭裡還是一張河南農民的臉，有一種悲苦感」。他本人一張嘴就是略帶土味的河南話，語調平和，節奏濃密，偶爾被自我審查打住。說得最標準的普通話，是模仿小區橫幅那句「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打好拆遷這一仗」。

蔣方舟把身邊朋友的故事當笑話講給閻連科聽，兩天後他回一則簡訊：你該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可他自己的新創作卻遲遲沒有動筆，因為無法容忍新小說的語言與上篇一模一樣。「今天追隨你的讀者也無法容忍，已經把你自己逼到了牆角。要麼推開一扇窗，要麼就被逼死在這個地方。」

「711號園」拆遷事件的結果，並不是閻連科最在意的事。寫公開信，呼告民意，是長期觀察積累的宣泄：「就中國來說，我們永遠處在坍塌的烏托邦中，在建造和坍塌過程中徘徊。成千上萬人都在不愉快中生存，是我們無能為力的事情。」

在冬季的北京五環外，地鐵13號線上地站出口處，售賣肉夾饃、烤紅薯和攤煎餅的小販面前升起騰騰熱氣。閻連科常要在傍晚時開車將朋友、記者等送到這裡。

他說，在北京的喧囂中，有兩套房產是非常奢侈的。而更為奢侈的，似乎是小區門口那個收破爛的河南人的生活—

「每天在這裡收收舊報紙、舊紙箱，每天拉一車，唱唱歌，聽聽收音機，而且收入也蠻高的，不需要為什麼事情擔心。我非常希望有像他一樣平靜的生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