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老紅衛兵懺悔？

懺悔是一種力量，是一種感動，它比受審、賠償更能化解冤仇，也更易讓受害方彌合心靈的創傷。懺悔更像早春的太陽，是漫漫長冬之後的一陽復始，溫暖而不熾烈，但它的能量足以使寒冬退卻，冰消雪化。懺悔給人的震撼，1995年德國總理科爾的對二戰中死難者的下跪，比更早的被譽為勃蘭特的「歐洲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更加激動人心，「令每一個局外人都會流淚」。

然而，文革過去那麼多年了，那些老紅衛兵們至今還沒有懺悔，甚至在溫家寶總理痛批文革遺毒的今日，還甚少有老紅衛兵的懺悔表態。

在今天，要老紅衛兵懺悔，非常必要。因為他們跟著父輩推行極權主義，殘害人的自由和基本生存的權利；因為他們以階級鬥爭為綱，蔑視人的基本存在、基本尊嚴，搞族群迫害和滅絕。在中國人要日本人懺悔謝罪的時候，中國人卻忘記了老紅衛兵們不亞於日本人對中國的危害，這是很不公平，很不正義的。

當然，如果僅僅要紅衛兵懺悔認罪，也不一定就公平。因為很明顯，他們是紅衛兵，而「衛」什麼則更值得追究。因為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文化革命，只是這一批紅衛兵就能夠使其聲勢浩大、排山倒海地發生，就未免太高估他們了。

1966年，毛澤東能夠成功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且居然可以以青年人為主體，把整個社會掀翻，是因為經過了17年的變化，尤其是1956年的反右，馬列毛已經培養好了整整一代半人。一代人指的是1966年以前的大學生和1966年時的中學生，而前邊的李澤厚和劉再復們則是半代人如此。這一代半人血液中流著共產意識的血，頭腦中裝置的是共產意識設置好的思維方式。也就是說，中國的環境早在反右以後就已經徹底變了，土壤變了，空氣變了，全部傳統破壞殆盡，整個社會文化荊棘叢生。文化大革命能夠那麼瘋狂地大規模地發生，就因為有這一代半人構成的社會基礎。

有人或許以為，平民子弟和幹部子弟不同，1966年時的中學生與此前的大學生不同，可實際上，他們誰也不比誰強，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不過是有人有條件獲利、放肆，有人卻不得不接受先天的歧視，且不敢放肆。就是那一代人中的最傑出者遇羅克，也是信誓旦旦地說，他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要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書寫歷史，要以真正的「革命者」的身份對抗「出身論」，也是使用那套語言思維方式。更何況，。當時還根本沒有和遇羅克比肩的思想者。

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讀的那幾本書，嚼的那些語言，頭腦中的那些概念、思想，只要稍微反思都能夠清楚地看到，不僅極為可憐和貧瘠，而且全都是教條化、意識形態化的東西。這個意識形態化，說簡單點就是人們現在常說的「假大空」。這個「假大空」不只是一個創作特點、語言問題，而是一個思想方法問題。也就是人的思維，行文，說話方式，都是只知道政治第一，觀念第一，都已經不再會具體地面對問題及表述問題了。這樣的方法就是李希凡評紅樓夢的方法，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的方法，戚本禹的評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方法。到1976年後，同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方法，也同樣是金觀濤們控制論研究歷史的方法，甘陽評述啟蒙和文化問題的方法……以及今天那些吹捧俄羅斯文學、捕風捉影地歌唱蘇俄西方的方法。過去是「革命」、「歷史」、「人類」，現在是依然是微言大義、捕風捉影，見了洋人就吹喇叭。

其實，過去也是見了洋人吹喇叭，那些詞語、行文方式，那些路線，不過都是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派的牙慧。這個幾十年如一日的「吹喇叭」的方法，說到底就是黨文化，黨給人們現在血管注入的血液。

之所以稱「1976年後」而不稱「文化大革命」後，是因為那個文化大革命只是在政治意義上在1976年告了一個段落，而文化上的革命一直沒有終止。看看那些到今天為止仍然是幾近喪心病狂地謾罵傳統，謾罵祖宗的做法，就明白了。馬列共產注入的意識形態化、假大空，抽空一切歷史和傳統價值及內容的血液，在1969、1970後在我們現在這一代人中沒有得到深刻的反省和清除，在1980年代有所鬆動後，甚至就是在當今，一些人已經對此大聲疾呼中，都居然仍舊毫無感覺。這是完全被異化了的一代半人，絕對不止是幹部子弟、老紅衛兵。

這方面最典型地反映的一個例子是北島編輯的那本《七十年代》的回憶文集。它簡直就是一本教科書，一本讓人去看看這代人到現代依然如故地混淆黑白，不知香臭，缺乏思維能力，毫無反省的材料文集。1970年代，對於我們這代正處於青少年時期的青年人來說，除了黑暗還是黑暗，除了痛苦、艱難還是痛苦、艱難，因為誰都知道那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這不僅因為我們身處一個貧瘠的文化沙漠的知識環境中，更因為險惡的社會空氣，以及孤獨的個人的單薄、彷徨。因為當時不只沒有師友，而且也還沒有足夠的、健康的、能夠支持自己找尋正確方向的自我。所以，對於有感覺、有智力的人來說，除了反叛，對社會、對自己徹底的否定，重開新路外，沒有第二條出路。而這種否定一切的反叛之路又像是走在一隻飄忽在空中的獨木橋上，是否能夠經受著各種混亂思想的困擾，走過來，完全要靠自己的感覺和運氣。

如果說40年多年前，我們現在看不到我們現在的愚昧可笑，以為讀《資本論》多麼高級，以為到農村去革命如何不俗，甚至還為自己無謂付出的生命代價沾沾自喜、引以為豪，那無可指責，不是我們現在個人的過錯。但是，如果時過40多年，有的甚至在海外的學院中走過，到現在還看不到自己當初的愚昧可笑，那就完全是我們現在個人的過錯了。

這種把癰疽說成是艷若桃花，實在只是讓人感到遺憾，非常、非常的遺憾。

很多人對於宋彬彬，對於老紅衛兵沒有反省感到憤怒，可是《七十年代》文集中展示的是比宋彬彬的無反省更為惡劣的自詡。而人們卻對這種「自詡」麻木，甚至讚賞。事實上，這些麻木和讚賞就正是宋彬彬們不反省的土壤和基礎。
誰都沒有進行過反省，受共產意識最殘酷迫害壓迫的人對這種黨文化精神和意識形態、思想方法，以及自己以往的愚昧沒有進行過絲毫反省，又怎麼可能要那些得到了利益的人，甚至有些人也真的有了權力和特權並沒有「非常」放肆、野蠻地運用它的人進行反省？！因

此，對老紅衛兵們沒有對那個社會，對自己進行反省，應充分理解的：人家得了那個社會的利。可是受害者、劣勢者們沒有反省，而且從來是沾沾自喜，想來真的令人痛心。

我們現在自己沒有做好，沒有創造出更好的氣氛和壓力，何來總體的進步和推進，更何來對那「一小撮」人的觸動，何來使他們產生鬆動和思索的壓力？只有建立在另外一種價值基礎，另外一套規範上的環境確立，也就是有了另外一種空氣、土壤，那些老紅衛兵，首先是那些心存善念的人才能夠慢慢地啟動他們的反省，否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庫恩的「科學的革命」中所說的規範的轉變。而平行於這種規範的轉變，對於這種社會思想的變化還存在一個科學史問題上的「普朗克定理」，那就是，「一個新的科學真理取得勝利並不是通過讓它的反對者們信服並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通過這些反對者們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

或許最近40多年的所有的歷史都在亦步亦趨地驗證著普朗克定理。那就是，要使社會精神空氣，知識空氣的徹底變化，對1960年代、1970年代文化的徹底反省和拋棄，只有等這一代人死去。這當然不僅僅指老紅衛兵這批人，而且包括所有的造反派在內的其他派別的人。因為所有這些人都還在使用這種六十年代給他們的思想方法拒絕否定自己，因為如果使用了另外一種思想方法徹底否定1960年代、1970年代，並且進行反省，不僅老紅衛兵，就是那些曾經受過迫害的人都不能夠明白，都跳起來反對。

所以，唯一希望的是在人們現在這代人死去前，「個別」的、願意自覺否定自己的人能夠越來越多，這樣正在進行的以及以後的變化就會迅速一些，順利一些。不過，普朗克講的這個徹底變化的確在中國社會已經開始，很多人的變化就是朝著「徹底變化」的方向。因為他們信仰變了，前提變了，根本的變化就或早或遲隨之而來。

老紅衛兵們為什麼不懺悔？當被歧視者們得意洋洋地進行回憶的時候，老紅衛兵們憑什麼要懺悔？！

最近，因為重慶事件，無論是中文世界還是英文世界，對中國文革反省的文章又多了起來。在諸多文章中，北大教授錢理群先生那篇「對老紅衛兵當政的擔憂」。錢先生這篇文章是從紅色貴族們的紅衛兵經歷來談這一群體的政治底色。文章對40-50這兩代人的分類，只有專門研究文革史的人士才會清楚其中的差別。該文主要談了三點：

一、高幹子弟認為自己繼承政治權力有天然的合法性，對權力的過度膜拜（有權就是一切）從「文革」時期至今一以貫之：「老子拿下了政權，兒子就要接過來，這叫一代一代往下傳」，「二十年後的世界是人們現在幹部子弟的」。對思想異己的態度也是毛澤東式的：「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你們敢造反，我們現在就立即鎮壓！這就是我們現在的邏輯，反正國家機器在我們現在手裡」。這些「高幹子弟中的許多人已經成為權貴利益集團的核心部分」，「只有把權力集中在手裡，才有可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二、這些高幹子弟因為「文革」時期曾從養尊處優的環境裡掉入過最底層，並非長於深宮之輩，瞭解中國國情，有些後來還受過高等教育（包括在國外留學），曉時勢，通權變，因而比這輩「文革」時期的大學生更有危機感，救黨意識強烈。錢先生因此歸納說，「這就意味著，由於自身的利益化與官僚化，逐漸喪失改革動力和活力的中國共產黨，有可能在他們的尚有出息的子女這一代，獲得新的改革動力和活力，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國的改革推進一步。」

錢理群這篇文章對於瞭解當今中國的政治動態，以及今後中國是否有自上而下發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等，還是很有幫助的。但因文中老紅衛兵的「紅色貴族」及「紅二代」的動向多發生於今年2月重慶王立軍事件之前，著名時政評論家、經濟學家何清漣分析說：一、以張木生為主的批評聲音，其代表作是由共識網負責人周志興親自採寫的「共識之途——採訪張木生」。該文的一些言辭應該已經超過胡溫等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容忍底線，比如「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二、以中國今天之狀態，正如何清漣2004年「威權統治下的中國現狀與前景」一文中所分析「支撐中國社會的四根支柱，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支撐一個國家的生態基座、標識一國生存底線的就業狀況均已嚴重破壞，只剩下政治權力整合，即高壓維穩，在此情況下，中共不思變革，國家前景堪憂」。

三、所謂「紅色貴族」，只是家庭背景相似，比如父輩與中共建政有關。但就其既得利益與思想取向來說，各不相同，因此並不是一個鐵板一塊、有極強政治行動能力的利益組合。

四、在一黨專政不變的前提下討論中國前途並不具有決定意義。差別只在於權貴統治能夠延續的時間長短而已。比如某個利益群體中的人多活上一、二十年，這對於個人及家族來說，可能具有決定意義，但對於中國社會演變及人類歷史來說，則是一個基本可以忽略的時間差別。

到此，想必也就更深刻地理解到，老紅衛兵為什麼沒有懺悔的更廣泛，更深層的原因了。

馬克思是德國人，很多中國人卻認馬克思為祖宗，連彌留之際都說自己要見馬克思了。但二戰後，德國人卻是很乾脆、誠懇地認錯和懺悔，還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蘭登堡門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組成的納粹大屠殺受害者紀念碑，這使得希特勒後裔也因為強烈恥辱感而決定永不結婚生育，讓那個罪惡家族斷子絕孫。難道日耳曼民族真的比中華民族要優秀？！

勇敢而嚴肅地承擔起歷史的責任，讓暴政永遠斷根絕種，並將始終致力於建設沒有偏見的寬容與開放的社會；——這就是德國人民的懺悔給世界人民的啟迪。而這，又能給中國人一些什麼啟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