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家中信筆一改 武訓立刻變流氓(圖)

行乞興學、道德高尚、廣受民間好評的武訓(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序曲，是毛澤東夫婦聯手，將行乞興學、道德高尚、廣受民間好評的武訓誣蔑成罪大惡極的壞人，鏟除這座旨在開通民智的燈塔。

武訓（1838.12.5－1896.5.24），山東堂邑人，原名武七，「訓」字是後來清朝政府嘉獎他「行乞興學」、「為天下後世訓」而替他取的名字。武七出身貧苦，父母早亡，深受不識字之苦。二十歲時立下誓言，要苦行修學，普及識字，開通民智。他討飯、打短工、變戲法，居不求安，食不求美，終身不娶，服襤褸，臥無枕，錙銖累積，受盡非人的苦難。1888年50歲時辦起了第一所「崇賢義學」，免費讓貧苦孩子入學。第二年，他又在館陶縣辦起了第二所義塾。臨終前的1896年，武七在臨清辦起了第三所義塾。武訓的精神廣為後人敬仰效仿。1944年，大教育家陶行知說：「武訓精神可用三無與四有來回答。一無錢，二無靠山，三無學校教育。有此三無，照一般想法，那能做什麼事？可是他有四有，即：一有合乎大眾需要的宏願，二有合乎自己能力的方法，三有公私分明的廉潔，四有盡其在我，堅持到底的決心。」1951年2月，從1947年7月開始拍攝、孫瑜編導、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公映後，北京、天津、上海三城市的報刊上發表歌頌電影及武訓本人的文章40餘篇，號召人們學習「武訓精神」。2月21日晚，在中南海小禮堂由周恩來和胡喬木出面召集，放映了電影《武訓傳》，參加觀看的有100多位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長達3個小時的放映中，獲得了不少掌聲。朱德表現得最活躍，不時發出爽朗的笑聲，還和導演孫瑜握手，肯定道：「很有教育意義。」總之，對於武訓和《武訓傳》是「好評如潮，口碑載道」[1]。

電影《武訓傳》的主題歌《武訓讚》，孫瑜作詞，章鈞譜曲，歌詞內容如下：

大哉武訓  至勇至仁

行乞興學  苦操奇行

一囊一缽  僕僕風塵

一專一瓦  累積成金

街頭賣藝  市上售歌

為牛為馬  舍命捨身

世風何薄  大陸日沉

誰啟我愚  誰濟我貧

大哉武訓  至勇至仁

行乞興學  千古一人

在孫瑜著《武訓傳》結尾處，還有這樣一段話——女教師說：「我們紀念武訓，要發奮用功來迎接文化建設的高潮；要認識他的勇敢的、典型的中華民族的崇高品質；要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忘我精神。」 [2]這應該是影片結尾處女教師在武訓祠前面對孩子們說的話。

如果中國社會按照開通民智的思路發展下去，毛澤東至私之「以崇拜毛澤東為綱」根本就沒法實行下去，所以毛澤東必然出手誣蔑武訓、陷害武訓、封殺武訓，以儆傚尤。不說別的，就沖《武訓讚》開頭四個字「大哉武訓」、結尾四個字「千古一人」，毛澤東就必然要將武訓消滅掉——千古一人的大哉人物由你武訓當了，我毛澤東往哪裡擺？1951年滅掉了「千古一人」的武訓，到1966年毛澤東享受林彪的稱讚：「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該是多麼舒暢。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撰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人民日報》同期還在「黨的生活」專欄發表短評，通告了中共中央對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組織要求：每個看過這部電影或看過歌頌武訓的論文的共產黨員，都不應保持沉默，都應當積極起來自覺地同錯誤思想作鬥爭。如果自己犯過歌頌武訓的錯誤，就應當作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崑崙影業公司得到指示，立即通電各地，停映《武訓傳》。[3]毛澤東的文章和相關措施如同一串晴空霹靂，震得人們莫名其妙、驚慌失措、失魂落魄。

毛澤東刮起的狂風之大，甚至把郭沫若這麼一個在科學文化考古方面、文學創作方面都有巨大成就的大家、著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變成如同牆頭草一樣的東西——隨風倒。在毛澤東的社論發表10天以後，曾經高度評價武訓為「聖人」、讚揚武訓勤苦推行普及教育的「武訓精神」的郭沫若，時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於6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了《聯繫著武訓批判的自我檢討》。在文章中，郭沫若首先對於往日自己對武訓的歌頌，作了自我批評，然後對武訓展開了違心的批判，特別指出了由於「武訓和我們的時代相隔較遠，歷史的真相模糊了，而又不會加以研究」，就容易被武訓表面上一些刻苦行為所矇蔽。他認為，武訓的以身作則是一種「奴化教育」，「事實上是比奴化教育本身，尤其值得詛咒」。[4]殊不知毛澤東時代億萬人必須忠於毛澤東的教育，才是真正的奴化教育，使得億萬中國人不但奴於身，而且奴於心。

1951年6月，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聯合組織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進行了20餘天的調查。所謂調查，主要是個形式，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證實毛澤東5月20日社論已經捏造出來的結論。在調查團中，最關鍵的成員是毛澤東的夫人江青。調查團成員、當時堂邑縣委書記段俊卿回憶說：「江青一到堂邑就明確告訴縣委，調查就是為了證明武訓是壞人。」縣委沒辦法，只好作動員，明確告訴被調查者「只能揀壞的說」。當調查團一再強調武訓是壞人時，老百姓不理解，有人問：「怎麼土改鬥完了地主，又鬥開武訓了？」

毛澤東很重視調查團上報給他的「調查記」，在各個部分都改寫，還加了一些段落。最後由毛澤東修改定稿。毛澤東定稿的《調查記》，極盡誣蔑武訓之能事。《調查記》最後結論說：「武訓是一個以‘興學’為手段，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1951年7月23至28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武訓歷史調查記》，後來又單獨出版了小冊子，從而把對武訓和《武訓傳》的批判推向了最高潮，也為武訓和《武訓傳》的性質定了案[5]。袁晞以歷史資料為根據，總結起來一句話：「毛澤東坐在家中信筆一改，武訓便被扣上了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三頂大帽子。」[6]有心看看毛澤東創作《武訓歷史調查記》真相的人，閱讀袁晞著《〈武訓傳〉批判紀事》即可。

註：
[1]蓋軍：《中國共產黨八十年歷史紀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482頁；邱石：《共和國軼事 第3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6頁。
[2]孫瑜：《武訓傳》，上海：上海新亞書店1951年2月初版，附錄第1頁，正文第194頁。
[3]蓋軍：《中國共產黨八十年歷史紀事》，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頁。
[4]馮曉蔚：《批武訓：毛澤東與郭沫若的首次政治分歧》，石家莊：《黨史博採》雜誌2006年第3期，第20—22頁。
[5]邱石：《共和國軼事 第3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7頁。
[6]袁晞：《〈武訓傳〉批判紀事》，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7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