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怎樣指揮三反運動

評論：根據自己的感覺下達害人指標，以後成為黨內外慣例。

從1951年11月下旬開始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1952年1月進入高潮，經過短促突擊和猛烈鬥爭，至同年8月結束。

這場運動自始至終都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和直接指揮的，每一步怎麼進行，某一地區、某一單位必須打出多少隻「老虎」（三反運動中，把貪污犯稱為「老虎」。貪污一千萬元以上一億元以下的為「小老虎」，貪污一億元以上者為「大老虎」。當時通行的是舊幣，從1955年3月1日起發行新人民幣，新幣1元等於舊幣1萬元。），都由毛澤東親自下達指標，隨時跟蹤進行督戰，完不成任務則要嚴厲批評並給予處分，由此開創了用指標衡量政績的先例，為其後的各項政治運動樹立了榜樣。後來在「大躍進」中「放衛星」就是沿用了這種做法。

1951年12月30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全黨發布了一道命令，即《關於中央、大區、省市三級一切工作部門向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作三反報告的指示》。這一命令具有非凡的意義，這就把對三反運動的領導權統一集中於中央主席之手，由毛澤東直接充任了三反運動的一線總指揮。當時中央一級、大行政區一級和省、直轄市一級，三級黨政軍機關共有部、委、廳、局數千個，都要直接向中央主席作報告，重大決策和各項政策的制定全部集權於一人，這就實現了高度統一的「一元化」。

由於各部門向中央主席呈送報告的抬頭，一般都使用「主席、中央」的稱謂，此後把主席放在中央之上便成為慣例。三反運動初起，毛澤東對敵情的估計極其嚴重，對運動的部署十分急迫，要求每個單位，都要有「群眾鬥爭的猛烈爆發」，以高壓態勢打開局面。1952年1月6日，毛澤東在薄一波代中央起草的一份對華東局請示的復電中，加寫了一句話：各地如有需要殺幾個貪污犯才有利於發動群眾，亦可殺幾個。

1月14日，毛澤東在對集寧軍分區三反鬥爭情況報告的批語中，又說：像一個軍分區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望各地嚴格注意。同一天，毛澤東對遵義軍分區關於三反運動的綜合報告的批語中，又說：一個分區，一個軍，一個小市，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這是決然無疑的。凡說那裡只有浪費而無貪污，或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萬不要相信。

從1月下旬開始，毛澤東逐一比較各地報送的打虎計畫，對數字高的予以鼓勵並要求不斷追加；對數字少的則嚴厲批評，要求向先進者看齊。如此不斷催促，使各地報送的打虎數字迅速攀升，有的在第二天就成倍追加或者在幾天內翻幾番。

1月22日，在一份發給全軍的電報中，毛澤東提出：有許多單位勁頭不足，空話太多，不能令人滿意，請你們給以批評，嚴令他們限期檢討，尤其注意打一億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軍區和你們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華東中南西南三大軍區系統估計至少有大老虎二百個以上，華東中南可能更多，千萬不要讓他們溜走了。望各大軍區提出一個大老虎的估計數字告我為盼。

1月23日，毛澤東向全黨全軍發出指令，要求在三反鬥爭展開後要將注意引向搜尋大老虎。電報指出：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不論是黨政軍民學哪一系統，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貪污犯（大老虎）。……因此，請你們注意，在每一部門、每一地區三反鬥爭激烈展開之後，就要將同志們的注意力引向搜尋大老虎，窮追務獲，不要停留，不要鬆勁，不要滿足於已得成績。在這方面，要根據情況，定出估計數字，交給各部門為完成任務而奮鬥。在鬥爭中還要根據情況的發展，追加新任務。

1月24日，在對西南軍區三反運動第五週簡報的批語中，又說：每個大軍區系統（包括各級軍區和各軍）至少有幾百隻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敗仗。地方上每個大省也可能有幾百隻，每個大城市可能有一百隻至幾百隻，上海可能有上千隻。中央一級昨天還以為只有八十多隻，今天會報就有一百五十隻，可能達到二百隻。

1月30日，在對華北局關於山西省打虎數目的指示的批語中說：華北局提出像山西這樣的省應有大小老虎一千個至一千三百個，其中應有大老虎一百個至一百三十個以上。我以為這個數目只是一個最低的估計，實際上可能大大超過此數。三反運動中的那些打虎指標，並無客觀的依據，全是主觀臆斷「大膽懷疑」和「推測」出來的，並要求使用各種強逼方法，「窮追務獲」。

1952年1月25日，毛澤東在轉發志願軍十九兵團黨委三反報告的批語中說：照我推測，在一百多萬志願軍中很可能捉到幾百個大小老虎，你們應為此目標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