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馬克思的地方」緣何「都很窮」呢？(圖)

1960年代冷戰形勢圖，紅色為共產陣營國家。（維基百科/看中國配圖）

據一位網友說，他的朋友去德國參觀馬克思故居，與一位門衛閒聊，問：「德國人還信奉馬克思主義嗎？」答：「馬克思是個大學問家，理論的東西我不懂，但我知道，信馬克思的地方都很窮。」看了這一問一答，筆者不由得產生一個疑問：那麼，「信馬克思的地方」緣何「都很窮」呢？

筆者以為這位門衛說的確實沒有錯，「信馬克思的地方」確實「都很窮」。如原東德比西德窮；北朝比南韓窮；大陸比小島（臺灣）窮。而「東西」中的「東」、「南北」中的「北」和「大小」中的「大」，原來（有的直到現在）都是「信馬克思的地方」。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份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76頁）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這個觀點，是幾代中國人都學習過了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即「革命的理論」，詳細闡述了「窮人」之所以受窮，根源就在於「私有制」，就在於在「私有制」下「富人」即「剝削者」利用自己所佔有的「生產資料」去掠奪「窮人」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說：「私有制是建築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築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佔有的最後而又最完備的表現。」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於是，「革命」便在「革命的理論」的感召下「風起雲湧」，多少窮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就起來「造反」、就起來「革命」，用流血犧牲去剝奪少數富人的財富甚至人頭，說少數富人是剝削者，是人民公敵。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起，直到1949年奪權成功的長達28年的時間裏，幹的就是如《共產黨宣言》所稱「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的事情。而從1949年到1977年近30時間，主要是搞社會主義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隨著歷史的發展，時間的推移，在建立起「公有制」的地方，人們並沒有如願以償地看到「革命的理論」所許下的諾言的兌現，相反倒發現，凡是「私有制」所具有的「弊端」，「公有制」不僅都具有，而且「私有制」沒有的「弊端」，「公有制」也能「創造」出來，肆虐社會。「革命」的結果，不僅沒有收穫「共同富裕」，相反倒弄得「共同貧窮」。正如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所說：「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正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窮狀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頁至第11頁）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原來公有制在管理上有兩個致命的弊端：其一，管理缺乏動力。眾所周知，就資本的管理來說，私有制資本的管理者是資本所有者自身，資本的興衰得失對私有者休戚相關，所以管理有動力。而資本是公有的，管理者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資本的興衰得失與管理者的相關性甚小。如果管理者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沒有為人民服務的覺悟，管理就沒有動力。其二，公有制下資本的經營者通常都是由官員任命的，如果他們能廉潔奉公，則能代表公眾利益去經營。否則，就有可能把公有制變成權力所有制，即形式上公有實際上則變成了由官員任意侵吞和揮霍的公權私有制。

「東西」、「南北」和「大小」窮富的歷史證明，在商品經濟發展的社會階段中，資本（資產）的增殖是社會進步的首要前提。而資本增值的最佳資本佔有形式便是資本的私人佔有。一個國家的資本被本國公民私人佔有表現出最大化的資產增殖，這與國與民都是非常有益的。而資本增殖最活躍的空間則在市場上、在民間那裡。資本只有和市場結合，和民間結合，和每個公民個人直接結合，它才會像法術般地創造出人間增殖的奇蹟。而在「信馬克思的地方」，資本都躺在「全民」、「集體」或者「國有」這種極其僵化的機制空間裡，大多數或沉默或昏睡甚至沉澱發霉，哪裡還會增殖呢！

正因為如此，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才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畫、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於是，中國便從1978年起，高舉著「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實，此論已為「私有制」恢復了名份）的旗幟，進行史無前例的「改革的實踐」。雖然取得的成就不凡，民眾的生活普遍得到了改善。但「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的少數人，靠手中所擁有的公權，卻把多少人用幾十年的血汗積累起來的財富劃拉到自己的帳上，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先富起來了，成為社會主義時代的新富人。舊社會富人叫地主、資本家或者壞人；如今的新富人則叫大款、企業家或者「精英」。稱謂不同，內涵迥然有異。

一言蔽之，「革命的理論」就是闡述消滅富人及鏟除產生富人的「土壤」理由的「真理性」；而「改革的實踐」則是重新打造出一批富人及滋潤新富人的「肥沃土壤」。然而，當代年輕的一代，可曾知道，舊富人在「私有制」社會裏所擁有的財富，有的是用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的努力才積累起來的；而新富人在「公有制」社會裏所擁有的財富則是用幾年甚至幾天的時間，不費吹灰之力就弄到手的。

比較「革命」所消滅的富人和「改革」所催生的新富人，讓筆者感慨萬分。如果說舊富人，是「天下烏鴉都是黑」，均系「剝削者」，那麼新富人當中究竟有沒有剝削者呢？我們說舊社會「萬惡」，證據便是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現象的存在。然而，筆者也聽到一些城市老者對當今社會的微詞：「獻完青春獻子孫，獻了子孫養活不了自身」。而一位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則抱怨說：「青年流血，壯年流汗，到了老年卻讓俺流淚。」另一位老農則嘆息道：當年牛呀羊呀送到哪裡去？送給親人解放軍，為的是得到「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可如今，土呀地呀都成了「集體的」，種呀收呀，又得交稅又得交費，比當年的地租還要重，有時說收回就收回，讓你失地失業失保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上輩人將「革命的理論」「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用生命和鮮血去種植和澆灌「公有制」。而下輩人則仍在打著「革命的理論」的旗號，去進行「改革的實踐」。如今，「改革的實踐」已經把「革命的理論」放倒在地，並把它所許下的「承諾」弄得「面目」全非，所端上來的，對少數人來說確實是「榮華富貴」和「花天酒地」，而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則是「苦澀」和「無奈」。

亞里士多德的私有觀認為，人人總是關心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如果所有成年男子都是所有孩子的父親，那結果是任何父親都不管任何兒子。東歐的巨變，蘇聯的解體，中國的貧窮，說明社會發展到今天，人類還沒有找到一種比「私有制」更好的社會制度，被亞當.斯密稱為那只「看不見的手」，是不可以隨便天真地從社會發展身上「砍掉」的。因此，對中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國策，筆者是持贊同態度的。

稍有微詞的是，「改革開放」不能在既不放棄「革命的理論」，也不遵守「革命的理論」，更不承認「革命的理論」的先天「不足」的背景下，「打左燈，往右拐」，用「中國特色」去打造中國的「權貴私有制」，讓「改革開放」動不動就與「權力」搞婚外戀，或於「官場」，或於「市場」的郊外「野合」，生下一群「雜種」——兩極分化、弄得相當多的人「買不起房、看不起病、念不起書」的社會不公和積怨深重怨恨種種。這不僅讓「革命的理論」揹黑鍋，讓它的「初衷」心寒齒冷；也給「私有制」戴上了「綠帽子」，讓它成為人們談質所詬病的「武大郎」。

令人遺憾的是，時下的中國理論界，面對已經被「改革的實踐」所放倒的「革命的理論」，即沒有勇氣去直面它被放倒的事實，也沒有理性去指出它應該糾正先天所存在的「原錯」，以「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卻王顧左右而言他；而對正在前行的「改革的實踐」，即沒有勇氣直面它「跛足」前行的痛感，也沒有理性去指出它應該邁開雙腳，走出「野合」的是非之地，闊步前往人家已經走過的康莊大道，而是睜隻眼閉隻眼，免得擔風險。如此這般，倘若「安於故俗，溺於舊文」確實「可也」。然，要「與論於法之外」振聾發聵振衰起蔽，則「非也」。

如今，誕生馬克思主義故鄉的人們，不再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了；同樣，誕生列寧主義故鄉的人們也不再以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了，而我們的指導思想仍然如故。不知道這兩個民族比中華民族「精」呢還傻呢？

（本文略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