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局言情錄》摧毀北京的「理論自信」(圖)

近幾天中國又爆情色新聞，這一次與以往不同，不是發生在普通的官場，而是中共意識形態產品的一個重要生產車間——中央編譯局。女主角常艷副教授在被其情人——依俊卿局長欺騙的巨大痛苦中，用真名實姓的白描手法自我曝光，揭開了這家「意識形態生產車間」那骯髒的內裡。

這篇情色交易自述的全名是：《一朝忽覺京夢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實錄》，網上流傳的書名簡稱為《編譯局言情錄》，全文長達12萬字。與以往男性官員們的情色日記不同，一是多了些言情色彩，不完全是赤裸裸的性描寫，這大概是事主性別不同的原因;二是出場的人物全為實名;地點及人物關係基本為實寫;第三點，亦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是女事主是將她與男事主的關係放置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國家隊」這個大環境中描寫，讓外界看到圍繞「國家課題」這塊肥肉，「馬研」圈內按權力分贓的那種骯髒生存狀態。

女事主是將她與男事主的關係放置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國家隊」這個大環境中描寫，讓外界看到圍繞「國家課題」這塊肥肉，「馬研」圈內按權力分贓的那種骯髒生存狀態。(網頁截圖)

綜上所述，常艷的《言情錄》之社會意義遠遠超越了以往的情色日記，其中有幾個看點不可不注意：

一、權色交易已成「買方市場」(即買方佔優勢由其定價)，賣方除了色相之外，還得提供金錢，才能獲得買方青睞。

常艷供職的山西師範大學僻處臨汾，她的現階段最大人生夢想就是進入北京。為何她為入京如此不惜代價?是因為常艷所治「學問」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雖說「馬論」的市場銷路並不景氣，除《人民日報》、《求是》雜誌等外，媒體很少為「馬論」開闢專欄。但「馬論」卻有一塊其它領域沒有的大蛋糕，即中共政府每年巨款發包的國家級課題，這些承包點的主要基地在北京。

中南海對「馬論」研究採取的是國家購買的方式，即每年發包若干個「國家級課題」，每個按其重要性配給人民幣若干萬。地處北京的中國社科院、中央黨校、中央編譯局是「馬論」研究的主要承包點。一旦被納入這個系統，除了「錢景」之外，更重要的是有成為「智囊」的潛在可能。即使成不了智囊，有了「北京專家」這個身份，在奉行等級制的「馬論」圈裡，到地方去，身價也不同。

近年來，中國各大專院校對「馬論」博士進入批量生產，供過於求，能夠找到教職已屬不易。從《言情錄》所述來看，凡能擠進編譯局這個圈子的人，除了歷年積累的「學術成果」之外，還得靠關係。而結納關係，除了會鑽營之外，男人靠錢，女人送錢之外還得送上身體。每年拿到課題費後，還得為一些相關人士送上課題費的回扣，大約10%-15%。由此可見，掌握國家課題經費好比辦了一家不錯的企業，世界上能夠保持淨利潤10%以上的企業簡直屈指可數——因此，馬論研究在中國早已形成了一條食物鏈，全國大大小小的馬論研究者都想攀附上面以分潤一二。

常艷對攀附這條食物鏈的「潛規則」瞭然於心，當他與編譯局的掌門人——局長依俊卿「老師」認識之後，就已經隨時準備奉獻自己，從送錢到財色兼送，在她看來都理所當然。她在初期的忐忑不安，不是困惑於「送與不送」這個「原則」問題，而是不太知道如何拿捏分寸與火候。在她送錢之前與同事兼朋友商量，可見這已經是該局的遊戲規則。

常艷還殘留了一丁點女性的自尊。因此，明明是用色相與金錢「購買」編譯局的工作崗位與課題費，但她冀望加點溫情包裝，幻想成為衣局長一段時間內的唯一情人，至少能夠衣某在獵色獵財之後能夠滿足她入京的願望。所以，當她發現她並非衣某人的唯一，而且衣某人並無幫她達到目的的誠意，於是開始產生齷齪，最後導致她憤而開展同歸於盡的網路曝光。

二、生產意識形態產品的「學術」機構早就淪為縱欲之地。

從《言情錄》所述，中在編譯局這個「意識形態生產車間」招收博士後與工作人員，所謂「學術水平」不是主要考量標準，錢與色的份量足夠就行。一批依靠權色錢交易進入「國家隊」的人，主要依靠自己與衣局長的關係圍著「國家課題」經費血拼混日子。自認為學術水平還不錯的常艷在與「衣老師」鬧翻後，大發牢騷：「編譯局的博士後，還不如叫情婦團呢!以後面試，不要比學術，就比誰漂亮，誰會發嗲。為局長獻美妾者，賞!賞官位，賞俸祿。現代版《甄嬛傳》在中共中央編譯局火熱上演，馬恩列斯老人家們已經掛在牆上了，可他們不忍心錯過人間大戲，就差從展覽館蹦出來與局長大人搶女人啦!」

中央編譯局這個「馬論」研究圈，已經墮落成一個揮霍納稅人血汗錢的情色縱欲地。那些不惜奉上金錢與肉體的女博士後們，千方百計擠進這個飯碗集團，全因這飯碗裡面有魚有肉，外表看上去要比工人、農民的飯碗精緻光鮮，雖然男男女女成天忙於各種情色活動，卻能假裝自己是比勞力者高貴的勞心者。

問題是，如果女博士們都爭先恐後地向上司奉上金錢與肉體，就會在賣方之間形成過度競爭。編譯局秘書長楊金海看到女博士後們爭寵並為爭寵落於下風而苦惱之時，不由得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專業術語點撥這些在做夢的女人們：「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顧不過來;孩子少，就盡心，還會有點福利。」

三、《言情錄》摧毀了中共用以自欺的「三個自信」。

《編譯局言情錄》對中共的打擊遠遠超過以往的情色日記與視頻。因為中共一直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規訓中國人的思想，這些意識形態產品的生產者用自身的醜惡見證了中共宣傳的荒謬與虛偽。

我以前曾經說過，在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當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有一種類宗教功能，即它試圖為人類存在的價值提供一種終極意義的解釋。當蘇聯、東歐、中國等國的共產主義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反人道實質之後，馬克思主義已經被覺悟者所拋棄，只有中國還在不厭其煩地念叨馬經，並將馬經中國化。這種中國特色的馬論研究，其實比馬克思主義本身惡劣很多，其欺騙功能當然也差很多。當年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宣傳「國家社會主義」理論之時，他本人多少還是這種理論的信奉者。今天中共意識形態生產車間的主管與生產者，幾乎沒有人真相信自己的產品質量。他們不顧廉恥地縱欲聲色，挾公共資源迫使女博士後們「自願」獻上金錢與肉體，正好證明他們自身除了對肉慾與金錢的渴求之外，已經沒有任何信仰。

《人民日報》等中國官媒最近為了給中共政府壯膽，試圖用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筑就一道意識形態防波堤，常艷女士這本《言情錄》的出現，正好將這道防波堤當中的「理論自信」忽喇喇一下摧毀乾淨。

至於常艷後來發表的道歉信，說自己這篇言情錄是「虛構」。對此解釋，不管各位讀者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