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事件餘波未了，「境外勢力」仍在關注。中國經濟會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出路嗎？
在南周事件中，傳言高層認為此事有「境外勢力」參與。《澳門日報》發表文章談論「審查和境外勢力」。作者凌谷認為，「境外勢力」是一個奇妙的概念，這跟「人民的敵人」一樣，「是個幻化無窮、適意隨心的代詞，指誰打誰，讓人百口難辯。在國內官方用語中，'境內'指中國大陸領土，不含港澳；'境外'指中國海關關境以外，包括港、澳、臺及中國領土之外的世界。所以，港澳居民是屬於'境外人士'，如果說了讓當權者不高興的話，就是'境外勢力'了。」
文章指出，諾貝爾文學得獎者莫言認為，所有國家都存在審查制度，它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直接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作者認為，"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的羅生門，也是境內、境外之別的冷笑話。」「悲哀的是，在改革開放幾十年後，在中、高級公務員的家屬都移居海外多年之後，還視‘境外勢力’為洪水猛獸。這正是這個過時的審查制度造成的嚴重思覺失調。」作者呼籲，「有良知、有魄力的政治家深知審查制度是麻痺社會自我修復能力的毒藥，敢於迎難而上，解除這種可笑可怕的制度。」
南周事件的意義
知名時評人梁文道在香港《蘋果日報》撰文說，關於《南方週末》的一切紛擾，至此畫上句號。報紙照樣出刊，撤走一個本來就由上頭派駐下來監管大家的總編，其他員工不被追究。在他們最後發出的聲明裡面，儘管始終不提庹震的名字，但至少鮮明曝露了監管審查的存在。但是，他說，「以我對國情的認知，這簡直可以說是個令人喜出望外的‘階段性勝利’了。」
對於這場抗議的意義，梁文道認為，首先，「它正面展示了時代的變化。在這場六四以後未曾見過的媒體公開大攤牌行動裡頭，我們可以看見各地媒體或隱或顯的聲援，網路上從豪商明星到一般網民的表態，乃至於直接走上街頭而無所畏懼的市民百姓。即便對掌權者來說，這也是一個太過鮮明的民心風向標。」其次，它給當事官員一個教訓，「一方面，上頭不想風波擴大，於是不願擴大打擊範圍。另一方面，這大概也給了其他地方宣傳官員一個教訓。我不肯定此後媒體形勢會不會好轉，但至少有個希望。我肯定宣傳官員更不好當，要怎麼把握才不會出事呢？」
臺灣學者、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在臺灣《蘋果日報》上撰文指出，《南方週末》可能是中國媒體自由的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不論結局如何，到底中國發生了幾十年來最重大的言論自由運動。因為離奇，有人認定必是中國高層權鬥暗潮洶湧。林濁水指出，「先不論這是不是真的，最值得關心的是《南周》和《炎黃》的憲法夢是不是習的憲法夢──這才是最關鍵所在。」然而，不幸的是現在沒有人的答案是保險對的。一種說法是，「《南周》、《炎黃》都強調分權是自由主義的民主，但習演講卻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是民主集中制，這兩種價值觀南轅北轍，更何況他既在其他場合肯定毛，又說任何改革都不能和過去一刀切」，「那麼多人卻只能那麼不民主心態地把成敗放在習一人身上，而親切、強烈儒家道德意識的他，思想卻那麼的莫測高深，於是期待憂慮兼而有之之餘，只好嘆息，華人的民主路雖誘人，卻注定坎坷。」
中國經濟是否真的已走入死胡同？
《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討論，中國經濟是否真的已走入死胡同？作者劉罡指出，「學術界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對投資太過依賴，這種局面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因此必須扭轉中國經濟的失衡局面，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但問題是，中國的投資增速和消費增速並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係，若降低投資增速，則消費增速也很有可能同步下降，這樣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兩部引擎將同時熄火，中國經濟勢必走入死胡同。」
劉罡說，「中國主要依靠高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不穩定、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但如果把調整經濟結構放在第一位，著力降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今年以來的情況已經充分證明，這種局面下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更加不可持續，中國經濟可能反而會以更快的速度衝進死胡同。」不調結構是等死，調結構是「找死」，中國經濟難道就沒有生路了嗎？有人獨出心裁地為中國經濟指出了一條「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出路，走先發展後改革的「鐵道部之路」，用快速發展造成的既成事實來「倒逼」體制改革。劉罡指出，「要判斷這一理論正確與否，不妨先看看中國鐵道部能否在大建高鐵的帶動下實現扭虧為盈。」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