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著陸：下注最好與最糟

【看中國2013年06月15日訊】最近在拜讀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的新著：《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此時《福布斯》中文版進入中國正逢十年，如何總結過去的十年，展望未來十年？這本書為我提供了一個很有啟發的參考。

我留意到彭文生對中國未來十年潛在增長率做出了兩種預測，在不改革的情景下，將從十二五的7%-8%，經過十三五的5.5%，下降到2020年的5%。在改革順利推進的情景下，上述數字分別為7%-8%，6%-7%，6.5%。

無論如何，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從高增長到緩增長的大轉型，這股轉型背後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麼？人口。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轉變：25-44歲青壯年勞動力人口佔比早已開始下降， 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2012年第一次出現下降，人口紅利在2015年達到頂點， 2025年左右人口總數達到頂點，約13.96億。2025-2035年，中國工作人口將減少7,900萬。當我們說中國經濟規模將會在下一個十年超過美國時，按照目前的生育水平，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比美國還老，那麼未來中國和美國哪個會更有活力？

人口的轉變成為這部著作最有力的分析支點——可以解釋中國經濟中一系列最突出的特點。例如，2000年-2010年，是中國人口紅利的高峰期，此時也正是中國城市化的高峰期。中國人口紅利期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起點更低，但高點更高。所以收穫的人口紅利更大，人口紅利消失時，對中國經濟帶來的衝擊也會越大。而中國2.6億農民工如何安身立命，將成為鑒別中國新一輪城市化真偽的試金石。

回顧一下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奇蹟，幾乎可以說是一個人口的奇蹟，而中國經濟中一切麻煩，似乎也是人口引起的：

-高儲蓄：生產者人數遠遠超過消費者人數，中年人口比例提高。

-低消費：勞動力無限增長，壓低了勞動力價格，而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對於人口流動的限制，加劇了收入差距。

- 高投資：高儲蓄也可轉化為高投資需求，人口紅利階段呈現出「過剩」經濟特徵。

- 貿易順差：儲蓄大於投資會導致貿易順差。

-資產泡沫：一個儲蓄過多、加上相對年輕的人口和高速增長的經濟，會產生較強的風險偏好，推高資產的估值，可能產生資產泡沫。

-房產泡沫：人口結構、高儲蓄下的高風險偏好，以及貨幣政策共同作用的結果。

-人口結構變化與貨幣信用週期：日本70年代、歐洲80年代初，美國80年代中期，生產人口超過消費人口，都是經濟進入過剩階段的根本驅動力。日本和美國都經歷了房地產泡沫的破滅。中國是否也在經歷同樣的貨幣信用週期？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不難得出結論，隨著人口紅利的「漸行漸遠」，劉易斯拐點來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生產率下降，創新力下降，儲蓄投資資本存量下降，經濟的潛在增長率下降，消費需求相對於投資需求上升，資產價格下降，房價下降的壓力增加，擴張的貨幣信用週期終結，甚至出現泡沫破滅。

彭文生並沒有陷入「人口決定論」，中國也並不是一個當代版的「馬爾薩斯」世界。人口結構的轉變在不同的國家引發了相同的經濟轉變的同時，在不同的制度下也會導致不同的命運。中國的人口與中國的制度結合起來，產生了人口紅利的「盛宴」，但人口盛宴散去，會落下一桌「殘羹剩飯」嗎？作者看來，如果不對現有的制度進行改革，這樣的結局幾乎宿命般確定。

正如當初中國選擇改革開放釋放了人口紅利，制度的變革會幫助經濟超越人口的命運。彭文生提出的政策路徑為「新中間路線」，即在公平與效率、政府與市場、上一代與下一代、金融與實體、需求與供給等方面進行一系列嘗試的改革與政策調整。

所有這些，對於企業來說意味著什麼？對於投資意味著什麼？作者並沒有給出答案，但我想中國未來十年從高增長到緩增長過渡，我們有理由對前景感到樂觀，但也不能無視在這個漫長的著陸過程中所產生的風險。

改革本身就意味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即使改革能夠推進，中國經濟也可能會面臨一次比較大的調整，不能排除有可能其嚴重程度至少接近於一次「硬著陸」，如債務危機、資產泡沫，尤其是房產泡沫崩潰，甚至交織著社會危機。由於經濟增長降到8%以下，一大批粗放的傳統製造業將無法生存，一批依靠廉價勞動力出口海外的企業也無法生存，而政府治理能力滯後，難以管理好一個更加複雜的經濟。

在這樣的一個波動加劇的時期，對應「新中間路線」，一個最好的策略就是對衝風險，同時下注最好與最糟的時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