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由音生 音生於心

音樂的魅力，超乎我們的想像，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脾氣甚至是秉性。中國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再加上簡化字的出現，使中國人已經失去了自己的根，五千年文明。對一些事情的理解已經趨於表面。

流行歌曲的出現，音樂的氾濫，使得人們不再關注音樂的本來面目，只注重表面的感官享受，無節制的放縱自己的魔性，導致人類道德的進一步下滑。

大凡音的產生，都是出於人類有能夠產生思想感情的心。人類思想感情的變動，是外界事物影響的結果。受外界事物的影響，人的思想感情產生了變動，就會用「聲」表現出來。聲非一種，其中有同有異。同聲相應，異聲相雜，於是產生錯綜變化。把這種錯綜變化的聲按照一定的規律表現出來，就叫做歌曲。心文些歌曲按照順序加以演奏，再加上武舞和文舞，這就叫做樂。

所謂「樂」，是由音所構成的，而其本源乃在於人心對於外界事物的感受。所以，人心有了悲哀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焦急而短促；人心有了快樂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寬裕而舒緩；人心有了喜悅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開朗而輕快；人心有了憤怒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粗獷而嚴厲；人心有了崇敬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正直而端方；人心有了愛慕的感受，發出的聲音就溫和而柔順。這六種聲音並非人們的內心原來就有，而是人們的內心受到外界事物影響才造成的。所以古代聖王十分注意能夠影響人心的外界事物：用禮來引導人們的意志，用樂來調和人們的性情，用政令來統一人們的行動，用刑罰來防止人們做壞事。用禮、用樂、用政令、用刑罰，手段雖然不同，但其目的是一樣的，就是要統一民心而實現天下大治。

凡音，皆出於人心。感情激動於心，所以就表現為聲。把聲組成動聽的曲調，就叫做音。所以太平盛世的音，其曲調安詳而歡樂，反映了當時政治的和諧；混亂世道的音，其曲調怨恨而憤怒，反映了當時政治的紊亂滲亡國之音，其曲調哀傷而深沉，反映了當時人民的困苦。由此看來，聲音和政治是相通的：有什麼樣的政治就有什麼樣的聲音。

人生下來是好靜的，這是先天賦予的本性。受到外界的影響而變為好動，古代聖王制禮作樂，為人們制定出節制的辦法：有關喪服、哭泣的規定，這是用來節制喪事的；鐘鼓干戚等樂器舞具，這是用來調節安樂的；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用來區別男女的；一射鄉食饗，這是用來規範人們交往的。用禮來節制民心，用樂來調和民性，用政令加以推行，用刑罰加以防範。禮、樂、刑、政，如果這四個方面都得到貫徹而不發生梗阻，也就具備王道政治了。

樂是從內心發出，禮是從外部表現。因為樂從內心發出，所以誠實無偽；因為禮從外部表現，所以文質彬彬。最高級的樂一定是平緩的，最隆重的禮一定是簡樸的。樂深入民心，就會消除怨恨；禮得到貫徹，就會消除爭鬥。古代聖王之所以能以謙恭禮讓就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正是由於禮樂在起作用。沒有亂民鬧事，諸侯歸服，兵革不用，刑罰不用，百姓無所憂慮，天子無所不滿，做到了這一步，就表明樂已經深入民心了。四海之內，使父子關係密切，長幼之序分明，大家都敬愛天子，做到了這一步，就表明禮得到貫徹了。

樂，體現了天地間的和諧；禮，體現了天地間的秩序。因其和諧，所以萬物都能融洽共處；因其秩序，所以萬物都又有其差別。樂是法天而作，禮是仿地而制。禮的製作破壞了秩序就會引起混亂，樂的製作破壞了和諧就會導致偏激。弄清楚禮樂與天地的關係，然後才能制禮作樂。歌辭與歌曲配合得體，是樂的實情。使人高興喜歡，是樂的功能。中正無邪，是禮的本質。使人莊敬恭順，是禮的功能。至於使禮樂藉助鐘馨等樂器發出聲音，用於祭祀宗廟社櫻，用於祭祀山川鬼神，在這方面，從天子到人民都是一樣的。

說到禮樂的功能，上達於天，下至於地，可以行乎陰陽，可以通於鬼神，無遠弗屆，無微不至。樂顯示創始萬物的天，禮體現形成萬物的地。顯示著不停運動的是天，顯示著靜止不動的是地。一動一靜，就生成了天地間的一切。所以聖人治理天下，言必稱禮樂。　　

凡是邪惡之聲影響於人，人身上的邪惡之氣就與之呼應；邪惡之氣成為一時的風尚，於是淫樂就產生了。凡是純正之聲影響於人，人身上的純正之氣就與之呼應；純正之氣成為一時的風尚，於是和樂就產生了。一唱一和，互相呼應。乖違與邪僻，彎曲與直正，各有各的朋類，這也就是說天下萬物都貫穿著這麼一條理：同類相應。所以君子就摒棄淫溺之情，以調和自己的心志，效法好的榜樣以成就自己的德行。邪惡的聲不聽，雜亂的色不看；淫蕩之樂和非禮之禮，心中根本沒有它的位置；惰慢歪邪的習氣，不讓它沾染身體。使耳目、口鼻、心靈和身體的各個部分都沿著正道，以履行其職能。然後硯發為聲音，用琴瑟來伴奏；跳武舞時手執干戚，跳文舞時手執羽旎，用簫管來伴奏。這祥的樂就能夠展現至高道德的光輝，調動四氣的協和，從而昭示萬物之理。因此，這樣的樂，其清澈明朗像天，其無所不載像地，其終而復始像四時，其周迴旋轉像風雨。雖然樂器的色彩五彩繽紛，但卻井然有序。雖然八音雜奏，但也不互相干擾；樂舞雖富於變化，但也像百刻計時那樣有一定之規。高音與低音相輔相成，十二律互相配合，或倡或和，或清或濁，輪番為主。所以，這樣的樂流行就能使倫類向善，耳聰目明，心氣平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所以說：樂這個東西，是讓人快樂的。但是君子快樂的是得到了仁義，小人快樂的是滿足了私慾。用仁義來約束私慾，其結果是得到快樂而不會迷亂；只顧私慾而忘掉仁義，就會陷入迷惑而得不到真正的快樂。

樂是內心活動的表現。聲是樂的表現形式。文采節奏是對聲的修飾。君子從內心的感動出發，喜愛其表現形式，然後還要講究文采節奏。例如《大武》之舞，首先要擊鼓讓眾人做好準備，然後踏三次步表示即將舞蹈；一曲既了，再從頭開始，以表示第二次出兵才滅掉了商。舞到最後階段又整齊地回到原來的舞位。舞者步伐迅疾，但不慌亂；表情深刻，但不隱晦。整個舞蹈表現了只有武王能夠在其快意之時不忘仁義，完全地施行仁義以利天下，而不是為了私慾。因此，人們不但可以從中看到武王伐封之事，還可以看出武王伐封之義。《大武》曲終，武王的德尊地位也昭然顯示。觀看《大武》，君子會愈益增加其好善之心，小人也會藉以反省自己的過錯。所以說：「治民之道，樂是最重要的。」

樂這個東西，是影響到人的內心的；禮這個東西，是影響到人的外貌的。所以禮注重謙遜退讓，樂注重豐滿充實。禮雖注重謙讓，但也要自我勉勵，以自我勉勵為美；樂雖注重豐滿充實，但也要自我抑制，以自我抑制為美。禮注重謙讓，如不自我勉勵，就會由于謙讓過分而導致禮數有缺。樂注重充實，如不自我抑制，就會由於充實過頭而導致放縱。所以禮講究自我勉勵而樂講究自我抑制。禮做到了講究自我勉勵就會感到快樂，樂做到了講究自我抑制就會感到安寧。禮的自我勉勵，樂的自我抑制，都是為了做到恰到好處，所以二者的道理是一樣的。

音樂和舞蹈，是讓人快樂的，這是人之常情，不可或缺。人有了快樂的事，一定要通過聲音來表示，一定要表現於動作，這也是人之常情。聲音和動作，作為表達人的心情變化的手段，也不外乎就這兩點了。所以人不能沒有快樂，快樂又不能不通過聲音和動作表現出來，對這種表現如果不給以引導，就不能不出亂子。先王認為出亂子是件丟人的事，所以特地制定《雅》《頌》之聲加以引導；使聲的曲調足以讓人感到快樂而不放蕩，使其文辭足以講求義理而不塞窒，使其聲調的曲折與平直、複雜與簡單、剛強與柔和、急促與緩慢足以感動人的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蕩之心與邪惡之念影響人心。這就是先王制樂的原則。所以這樣的樂，如果在宗廟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道來聽，就無不和諧肅敬；在地方上演奏，長幼一道來聽，就無不和洽順從；在家門內演奏，父子兄弟一道來聽，就無不和睦相親。所以，這樣的樂，是審定一個基調以定調和之音，再配上各種樂器表現其節奏，使節奏合成為樂章，就可以用來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諧相處，使普天之下的百姓親附。這就是先王制樂的原則。這樣的樂，聽其《雅》《頌今之聲，純正的思想就會佔據腦海；手執盾斧一類的舞具，練習舞蹈的俯仰屈伸姿態，容貌就會變得莊嚴。按照固定的舞位舞域行進，與樂曲的節奏取得一致，行列就很規矩，進退就很整齊。所以，樂可以說是天地之間最能合同的東西，是協調世間萬物的綱紀，是人情不可缺少的東西。

中國人的智慧來自五千年的文明，學習古文化，是在尋找中國人的根，無論任何人放棄了自己的根，就不會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