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空軍頭號「殺一儆百」典型(圖)

【看中國2014年07月27日訊】我叫李凌，出生於1925年5月，現在已經是80多歲的耄耋老人了。我經常做噩夢，夢境大致相同，總是夢見一下後面有一群惡人拿著刀槍棍棒追我，要打我殺我，我嚇得拚命跑。跑著跑著前面就是懸崖，再也無路可逃了，眼見後面的惡人越追越近，我心一橫眼一閉縱身跳下……一下子我就驚醒了，心還在狂跳不止，半天才能平靜下來。第二天，我的女兒問我：「老爸，昨晚是不是又做那個噩夢了？我聽見你又哭又喊的。」我說：「是啊，又是那個噩夢。」

為什麼噩夢總是揮之不去？那是因為50年前我被打成右派，受盡了摧殘折磨，心靈深處烙下了可怕的陰影。也許現在的年輕人不瞭解那段痛苦的歷史，也許有些人拚命要淡化那個黑暗年代的罪惡；但是，歷史不會改變，罪惡總是要清算的。我一定要把那個噩夢年代發生的事情告訴子孫後代。

我是怎樣被打成空軍頭號右派的

1925年，我出生在廣東省三水縣，父親是小手工業者，家境貧寒。我13歲那年，家鄉淪陷，從此開始了流亡生涯。先是逃到香港，後來輾轉來到大後方雲南昆明，1942年考入西南聯大。在那裡，我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且擔任了地下黨的支部書記。抗戰結束後，聯大解散，北上復校，我隨著隊伍進入北大，繼續從事黨的工作。後來，我進入解放區，調入中央青委（即後來的團中央），接受組織分配的任務，到農村參加土改、支援「解放戰爭」等工作。

1949年，我仍在中央青委研究室工作。不久，領導通知我，建立空軍，需要大批知識份子人才，要從各單位抽調一批優秀幹部到空軍工作。於是，我作為「優秀幹部」之一，被組織選調到哈爾濱第一航校擔任政治教員，並兼任政治部宣傳科、文化科副科長。

1955年，我被調到軍委空軍政治部人民空軍雜誌社，擔任政治組組長。

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作動員報告。他傳達中央整風的精神，號召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共產黨要聽取不同意見，哪怕罵自己的難聽的話也要聽，從中可以發現問題，改進工作。他還檢討說，自己脾氣急躁，常常罵人，影響很不好，希望大家，特別是黨員幹部要帶頭，貼大字報，給他提意見，幫助他改正缺點，等等。

當時空軍黨委要辦一份專門給空軍高級領導幹部看的《整風簡報》，要我們政治組的分頭到空軍所屬各機關看大字報，參加座談會，把大家意見收集上報，登在《整風簡報》上。於是我們分頭到各單位瞭解情況。大家普遍反映說，劉司令員的報告態度很誠懇，很受感動，於是他們打破了顧慮，說出了原來不敢說的心裏話。建築部有一位工程師挨過劉司令員的罵，劉說要槍斃他，從此他就很害怕，不敢見劉司令員。有不少同志都有類似的經歷和感覺，因此希望劉司令員「如冬日之可愛，不要如夏日之可畏」，等等。

有一天晚上，政治組的人回來一湊，許多單位都有類似反映，於是大家說，我們應該響應劉司令員的號召，貼大字報，希望能早日引起劉司令員的注意。把大字報內容湊齊後，誰署名? 這些人過去都因為家庭、歷史等問題挨過整，被斗怕了，都不敢署，就說：老李，你是組長，是我們的頭，又是老黨員，什麼問題也沒有，你署吧! 我們支持你! 我當時只覺得自己是出於愛護黨的忠心，就署上自己的名字。卻不知由此惹出大禍，使我痛苦終生。

這張大字報題為《向劉司令員吹些和風細雨》，因為前些天《人民日報》有一篇社論，題目為《整風要和風細雨》，我們就跟《人民日報》學，而且內容也真是和風細雨。主要是請劉司令員向毛主席學習，少發脾氣，少罵人，所用的語言也幾乎是劉自己檢討時說過的話，只是多加了建築部那個工程師發言的例子。

我的大字報貼出兩三天後，空政大院內就貼滿了大字報，鋪天蓋地，一致聲討我這個右派，把我先後關在地下室和樓上的一個廢棄了的廁所裡；怕我跳樓自殺，還用木板把廁所的窗子釘死，派衛兵在廁所門口把守，開大小鬥爭會，把我像排球那樣摔來摔去。

先定了性，再找證據。這是過去搞政治運動的一個常用手法。劉亞樓、吳法憲他們從我的家庭出身和歷史方面找不到任何毛病，就從我的「現實表現」中找到兩個「罪證」：其一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發展到反黨；其二是有一系列反黨的理論和綱領。

罪證之一：五十年代初期，為了能閱讀列寧、斯大林、高爾基的原著，我刻苦攻讀俄文，1955、1956年我翻譯了兩本俄文書籍並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書名分別是：《成長中的一代》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為了響應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我寫了《論公私合營企業剩餘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定息的性質》一文(此文長約8000字，《大公報》1956年12月23日發表，《新華半月刊》1957年第4期轉載)。

1957年初，空政機關評先進工作者，因我工作一貫表現好，且翻譯出版過書，又有政治經濟學論文發表且被《新華半月刊》轉載，是「向科學進軍」的成果。於是把我選為先進工作者，戴大紅花，到中南海懷仁堂，和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打下敵機的戰鬥英雄們一起受到毛、朱接見。

不想，僅僅過了幾個月，我這個先進工作者卻變成了右派，原來受表揚的先進事跡也被當作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之追求名利的「罪證」。在批判我的大會上有人說我因個人名利慾望得不到滿足，就發展到反黨，云云。同一件事，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罪證之二：劉、吳派人打開我的抽屜，搜出我寫的6篇文章，其中一篇就是前面提到的關於論定息性質的已發表的文章，另外5篇，有一篇是我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筆記，其中對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人和人之間關係的矛盾不會轉化為對抗」的論點提出質疑。另外4篇是關於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當時中宣部辦的理論刊物《學習》雜誌正在開展這個問題的討論，我寫這些文章，是為了參加爭鳴。文章的主要論點是：

1．社會主義社會應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以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2．但又要注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團結；

3．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如科學家、藝術家等或因負擔的責任重，或因貢獻大，應該多分配，但不能過多，否則就會脫離群眾；

4．城鎮的職工勞動創造的價值比農民大，又全是商品性消費，因此應分配多一些，但不能過多；

5．我研究了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文件。文件規定，以後五年職工與農民的收入平均都增長25％一30％。我認為，都能增長固然很好，但工、農的收入基數本來不一樣，如果都按同樣百分比增加，過一定時候，工農收入的絕對差距，就會擴大。工農收入，城鄉差距越來越擴大，會造成很多社會問題，會影響大量農民放棄農業、擁入城市……

上述5篇文章都是初稿，沒有發表。他們把這些文章搜出來，我心中還暗暗希望，領導上可以瞭解，我是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巴黎公社原則(即官員收入不應高於工人)，到共產主義社會工農、城鄉差別應消失，聯繫中國實際研究問題而寫的，不是反黨。可我太天真了！他們把我的這些文章當作我反黨的罪證，當作我的反黨綱領和理論。批判大會上，說我膽敢對斯大林的「偉大著作」提出質疑，真是膽大狂妄；說我關於分配問題的文章是在挑撥領導幹部和群眾的關係，挑撥工農關係，簡直「罪大惡極」。我的罪名因此升格，從右派升為「極右」，亦即空軍「頭號右派」！

在空政大禮堂，在吳法憲的主持下，召集軍委空軍、北京軍區空軍和南苑空軍部隊所有知識份子共一兩千人，開了整整6天批鬥我的「反黨綱領」的大會，不容我做任何分辯。

比起其他兵種來，空軍知識份子特別多。他們是把我當作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個人主義發展到反黨的典型來批鬥的，有「殺一儆百」的意思。發言的都是各部隊的宣傳部長、宣傳科長和理論工作者。

有一天，在散會走出會場時，有一位剛在會場上批判過我的宣傳部長迅速地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對我說：「你的文章都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我們批判你是不得已，是違心的。」說完馬上就跑開，消失在散會的人群中了。這使我感到一絲安慰：到底有瞭解我的人!但我也知道，在當時氣氛下，誰也不敢公開為我說一句公道話，否則，他自己也會被打成右派!

為把我搞臭，劉、吳把我寫的幾篇文章都印出來，裝訂成16開雜誌大小，印發全軍。其中一份也裝進我的檔案袋。在1979年為我平反時，我的這些「罪證」也退還給我。這使我在22年之後還能回憶起當時的思路，撫摸至今還滴著血的心靈的創傷。

我被定性為空軍頭號右派以後，宣布開除我的軍籍和黨籍，每月只發生活費20多元。我心如刀割，天啊! 我忠心耿耿為黨工作十多年，如今竟被開除黨籍!

我還從報上知道，我在白區工作時的戰友，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助理的袁永熙以及清華大學副校長、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都被打成右派! 後來還知道，在校長蔣南翔的主持下，一個清華大學竟打出469名右派份子！四位曾經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除一位倖免外，其餘三位，即費孝通、錢端升、潘大逵都被打成右派!

北大荒勞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958年春，我被兩名持槍士兵押送，發配北大荒勞改。途經哈爾濱，我的同學、好友李曉(李曦沐)聞訊到哈爾濱火車站來看我。當時我是犯人，不能和一般乘客那樣在火車站候車室，只能在霽虹橋下面鐵路邊上一個大約只有二三平米的扳道岔工人的小房子裡等。他千方百計找到這裡，我只能對他哭，有持槍士兵在旁邊，不敢多說話。他也只能鼓勵我要好好勞動，改造自己，就痛苦地告別了。他當時是中共黑龍江省委副秘書長。那時，右派像麻風病人一樣，人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以他的身份來看一個右派，是冒著很大的危險的。誠摯的友誼使我終生難忘。

想起1949年12月，我滿懷豪情，到哈爾濱航校擔任政治教員，在此後數年中曾多次帶領即將當飛行員的學生去參觀，經過霽虹橋，萬萬沒想到幾年後卻以「犯人」的身份哭著在這裡和好友告別。

兩個士兵把我押送到北大荒虎林850農場雲山畜牧場第三生產隊。我的身份是被監督勞動的極右份子。中午到達，還沒喘過氣來，隊長就交給我一把大鐵鍬，命令我按規定尺寸挖土，挖成一方方的大土塊(相當於砌房用的磚塊)。然後疊起來作牆，木結構，茅草作頂，下雨漏水，這便是我們自己動手蓋起來的「干打壘」的住房。床是墊上草的大連鋪，每個人所佔寬度約40—50厘米，睡覺時一個人想平身睡，旁邊兩個人就得打側身。冬天時，幾十個人的大房子，只有一個小火爐，四面透風，外面大風大雪，室內溫度接近零度。每天勞動十五六個小時，累得腰酸腿痛，走路也打瞌睡。開始時，玉米高粱飯還能吃得飽，後來糧食越來越少，一個月口糧標準從30多斤下降到18斤。棒子面粥稀得照得見人影。午、晚飯就是兩三個小窩頭，就一點咸菜，根本吃不飽，真是飢寒交迫。

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隊長、指導員經常訓斥：「你們都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你們不但要用汗水來洗清自己的罪惡，還要向黨交心，互相監督，用行動來證明對黨的忠誠。」這就是號召互相告密。

我記得有一個夏天的中午，我們班被派去鋤玉米，玉米已經長得一人多高了。當時天氣悶熱，大家光著膀子干，玉米的大葉片滿是毛刺，把大家弄得很難受，又熱又累。大家請求班長(也是右派)休息一會兒，班長看著望不見邊的玉米地，怕完不成任務，一次又一次請求，他都不肯答應。大概後來他自己也受不了啦，就同意大家歇一會兒。幾個「右派」圍坐在一起，有人忽發奇想說：這時要有一瓶冰牛奶喝喝就好了。有人說，不必牛奶，有瓶汽水就行，有人說有根冰棍就行，有人說有杯水就行……沒說兩句，班長就吆喝：「起來起來，別在這裡精神會餐啦，快起來幹活!」大家掙紮起來又去鋤地。

沒想到第二天清早集合時，指導員訓話：「你們應當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們是反黨的右派份子，有人還夢想喝牛奶、汽水，吃冰棍，不死心，夢想恢復你們失去的天堂，過資產階級生活，休想!」「我們掌握著你們每個人的思想，誰說過什麼話，我都記在本子上，你們能不能摘右派帽子，就憑我們一句話!」這是對我們的最大威脅。我知道，昨天的「精神會餐」被什麼人告密，作為自己向黨交心的立功表現了。自此以後，我們之間，只有閉嘴，沉默，不管多苦多累，不管內心多痛苦，多委屈，也不敢嘆一口氣，即使對最熟的人也不敢說一句真心話。一群人像一群衣衫襤褸的啞巴。

當時，我們甚至有點羨慕在附近勞動的其他勞改犯。被判到北大荒勞改的大都是反革命，殺人、強姦犯，判了重刑，但到底有一個期限，而我們何時摘帽，則是遙遙無期……有一次，派我們去燒炭，這是新活，誰也不會幹。領導就派一個勞改犯當組長監管我們。對著一片水曲柳、山核桃和可以製造軍用裝備的黃菠蘿木，我們問組長，這些都要鋸下來燒炭嗎?太可惜了!這就惹惱了他：「叫你鋸你就鋸，別說三道四。別看你們過去是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今天你們歸我管!你們能不能摘帽子，就憑我一句話。」這一句話，就像唐僧的緊箍咒，一念起來，使我們人人恐懼。不幾天，大片大片的好林木都被我們鋸倒，燒炭了。後來聽說，農場發不出工資，為了創收，就下令把這些珍貴木材當燒炭材料。炭窯都在山上，燒出來的炭裝在草袋裡，擔到山下，一路上跌跌碰碰，整塊炭變成了碎炭，不值幾個錢，而大片好森林卻毀了！

北大荒確實土地肥沃，千百年沒有墾殖，野草長了又爛了，在地裡形成厚厚的草炭肥，聽說幾年不施肥都可獲得豐收。我們4月間剛一來時，看見大拖拉機拖著兩臺24行的播種機在廣闊的平原上播春小麥，心中確實高興，即使再辛苦，也願為國家多打糧食貢獻力量。但按一般氣象規律，這裡秋天收穫時卻是霪雨季節。我們這個農場的土地太平坦了，有些地方甚至有大片窪地，水排不出去，眼看金黃的麥子泡在水地裡。原來準備用聯合收割機收割的，但因地裡積水，機器進不去，只有靠人割。這可苦壞了我們。每人分配幾十畝的任務，累得腰酸臂痛，抬頭一看，還是無邊無際，一片麥海。完不成當天的任務就不能回去，累極了就只得趴著，跪著割、拔……原來是準備用機器脫粒的，現在機器進不了地，就只好把割好捆好的麥子在地裡堆放成麥垛，割完後用人力背出去脫粒。這時已經割麥一兩個月，麥垛裡藏著一窩窩老鼠，麥粒早餵肥了老鼠，所剩無多。而我們一年的辛苦——竹籃打水一場空!對於農場來說，我們這些右派是不用付工資的，是可以奴隸般地使用的隊伍，小麥失收燒炭補，這就是農場的如意算盤! 但是前面已說過，空毀了大片好森林，燒炭還是所得無幾。

聽說以前就有人認真調查過，認為這裡地勢平窪，而收穫季節又多雨，應該先挖排水溝，再播種，但被認為是思想右傾。於是急功近利，先播種，結果吃了虧。總算使一些人認識到客觀規律是不可違背的，於是決定在冬天不長莊稼時挖排水溝，任務自然又落到我們右派隊伍的頭上。

北大荒土地廣闊，聽說拖拉機開荒，晚上一直往前開不轉彎，到第二天天亮才停下來，再往回開。在廣闊的土地上挖排水溝當然就越挖越遠。生產隊住處離工地十多里甚至二三十里。老右們就不能在生產隊宿舍睡覺。吃飯可以由生產隊送，睡覺則只能隨著工地進度往前進，即隔幾天就要「搬一次家」。這種「搬家」是很特別的。每個「班」(約十來個右派)要搬的頭天下午，監工頭就派兩個人拿著一把大鋸，一把鐮刀到前面幾百公尺外的地方，鋸幾十根一人多高的木頭，再割草把木頭「人」字樣捆起來．搭成馬架式窩棚，再割些草墊在冰凍的土地上。待到天黑以後，這個班的人就陸續背著鋪蓋卷趕到，躺下就睡，這就算搬了家。由於任務重，天不亮就得爬起來，分別拿著鐵鎬、鐵鍬，推車趕到工地開挖。北大荒天寒地凍，真是冰凍三尺，三尺還不止。一大鎬掄下去，在冰層上只起一個小白點，而每人每天的任務是五方土，在大躍進的年頭，隊領導逼著我們「放衛星」，於是任務增加到十方、十五方……「完不成任務不准睡覺!不准吃飯!」「你們還要不要摘帽!」一句話把我們鎮得心驚肉跳，不管多苦多累，跪著、爬著也得干。快半夜了，自己睡夠了的監工放話：「回去吧，今天沒完成的任務，明天補!」大家回窩棚，滿身泥巴，穿著髒衣服和爛鞋子，爬進被窩倒頭就睡，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野外，有時凍醒，寒徹入骨。被窩還沒有捂熱，只躺三四個小時，天不亮就被趕起來幹活。幾個月不洗臉不刷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個個活像野獸!

在這種情況下，我只想快死!

死，是唯一的解脫!是一個叫小安的難友的死給我的啟發。

小安，來自中央某機關的一個右派，年紀很輕，大約只有二十出頭，戴著高度近視眼鏡，身體瘦弱。有一次我們幾個人奉命上山伐木，還要套上牛車把木頭拉回來給伙房燒。這時是初冬，北大荒的山上已經有積雪了，山很陡，路很滑，下山尤甚。我們鋸完樹，兩個人一組，把長達六七米的大樹扛上牛車。小安和另一個難友扛一根，大概因為木頭太沉，又因長期吃不飽，不夠睡，小安一下滑倒，沉甸甸的大樹壓在他身上，他滿臉鮮血，腳也崴了，頓時人事不醒。我們趕緊把他抬上牛車，送回隊部。隊裡的「醫生」(實際上只是個衛生員)說：「沒什麼了不起的!」他給小安抹去臉上的鮮血，腳上塗點松節油之類，就算了事。隊長又趕我們回到山上，把木頭拉回來。後來聽說小安在隊裡呆了兩天，發起高燒，才送到場部醫院，醫生說「晚了，晚了」。不久就聽說他死了。對農場和生產隊來說，死了一個右派，無所謂。可是對我來說使我震驚和悲痛。後來我想開了，這倒是一個永久解脫的辦法，從此我就想法早日結束自己的生命。

一開始想過觸電，但我也知道，觸電不一定死得了，只落得個終身殘廢，而且我也沒有機會接觸到電閘；接著想到跳水，但一則附近沒有河流，二則我會游水，入水後會自然浮起來游向岸邊；我也曾想過像小安那樣，在山上抬大木頭時滑倒，讓木頭把我砸死。但此後就沒有抬木頭的機會，而且小安被壓倒以後，鮮血淋淋的臉孔長期浮在我的腦海，實在太可怕了。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如果我不是在1959年底第一批就摘去帽子調離，如果我在生產隊繼續勞動，我就肯定累死餓死了。因為「大躍進」造成的大飢荒，全國人民都挨餓，都是「低標準，瓜菜代」，我們這個右派隊糧食就更少(一個月只有18斤定量，副食很少，油脂幾乎沒有)，活就更累。據曾和我在同一生產隊勞動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戴煌在1998年出版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一書中記載，許多右派被送去勞改的錦西煤礦勞改隊，1200多名犯人，在「大躍進」後的飢餓歲月，餓死了1000多人!我們這裡的右派隊伍死亡比例略少一些，據一個隊統計，為三分之一左右。

「摘帽右派」仍是右派，就像古代的囚犯臉上刺了字

1959年冬，我和陳瑞金等被宣布第一批摘去帽子，並分配到850農場黨校(後改為機械化學校)當政治教員。這所學校仍然有勞動任務，一到農忙就停課，全校師生下田勞動，每天的勞動時間也在10個小時左右，很累。但到底比在生產隊好些，而且摘去帽子，思想負擔也輕了。讓我當政治教員，那是駕輕就熟。但還是飢餓難忍，晚上時時飢腸轆轆，無法入睡。

我記得有一次春節時，上級發下來十粒水果糖，就是那種一分錢一粒的小水果糖。我真想一口氣吃完，但一想，不行，只能慢慢吃。以後每天餓極時就舔一舔，一直到「五一」才舔完。學校還學習外地「先進」的經驗，搞什麼「雙蒸法」，據說就是將玉米棒子的芯磨碎、摻上糠和玉米麵蒸發糕。第一次蒸熟後再摻點水蒸第二次，看起來，發糕的體積比原來的大些。但糧食只有那麼多，吃下去，一會兒又餓了，這等於自己騙自己。

周圍的農民早把附近的樹葉捋光、樹皮剝光，吃了。大家都知道，「人怕傷心，樹怕剝皮」，樹的皮被剝光，樹就死了。但為一時救急，還是剝了。雖然這樣，因嚴重飢餓而得浮腫病的人很多很多，也常聽說餓死人的事。北大荒的地很多，而且很肥沃，但是過去不准開自留地，說這是「資本主義尾巴」。有的人在房前屋後種了點瓜菜，還被批判鬥爭，後來餓死的人實在太多了，才放寬了政策，准許開點自留地。從1962年以後，飢餓情況有所好轉。

我的學員中有一位原來也是從部隊中來的，到北大荒後，曾在農場場部工作過。他聽過我的政治課，雙方建立了信任。他結業前悄悄地對我說：場部在研究右派摘帽的問題時，看過你的檔案。但怎麼看也不像右派，而且農場要建黨校，需要政治教員，所以就把你的帽子摘了。

我們這個右派生產隊共有四五百名右派，大部分來自中央國家機關，包括文化部、文聯、教育部、一機部、交通部、新華社、大公報等，軍委系統的只有我們幾個人。後來又有幾個退伍軍官因「說錯」話，被打成右派發配到此，這裡的軍隊右派就多了起來。按規定，中央機關來的右派，一般都要回去，或到別的地方繼續勞動或分配其他工作；而部隊來的，即使摘了帽，也只能留在農場勞動或工作。我因此留了下來。

雖然黑暗恐怖籠罩在頭上，但是人間仍有溫情存在。使我十分感動的是，我聯大的好朋友黎章民(時任音樂出版社的社長、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對我特別關心，時時寫信來溫暖我的心，出版了好的新書他也寄來。他知道我在北大荒挨餓，有一次說要寄食品來，我馬上回信婉謝了，我知道全國人民都在挨餓，他也在挨餓，我怎能要他的食品呢!

有一次，我接到我愛人的來信，她那時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當編輯。信中說：春天到了，百花盛開。她帶著兩個女兒到中山公園玩。孩子們到處跑，她自己到樹蔭處找張籐椅坐下來，泡壺茶，看稿子。對中山公園我是熟悉的。接信後，忽然浮想聯翩，一夜之間，寫成一首自度長短句：

暮春三月，寒潮過罷，驟暖京華。一夜驚醒，千樹萬樹梨花。中山園裡，水榭堂前，風景如畫。群鶯亂舞丁香架，煙柳畫橋雪山茶，遊人如織，春裝婀娜。不負那，艷陽天氣，錦瑟年華。

爭得一席地，傍著綠窗紗。一張籐椅一壺茶，斟酌再斟酌，文章傳海內，一字不能差。任孩兒們爛漫玩耍。眼前景物千般好，壓倒群芳，還數那，明眸皓齒，一對姐妹花。

可惜，那人在天涯，不然共泛蘭舟，到柳蔭下，卻問人面好還是桃花?

怎生圖將好景，和這番心事，一一告訴他；又只怕，畫裡的柳絲，系不住遊子的心猿意馬。牽掛，牽掛，越發想回家。

這首自度曲是我一氣呵成的，興之所至，隨意拈來，根本不考慮什麼格律音韻，滿篇都充滿著愉快樂觀的情調。其實當時我內心正充滿著悲傷：被開除了黨籍，前途未卜，今生休矣! 還株連到愛人和孩子們。寫這樣的長短句，也只是想自我麻醉，苦中作樂，自我「精神會餐」而已。其實當時我心中常常默誦的是最能反映我悲苦心情的另一首古詩：「枯魚過河泣，後悔復何及。寄書鰱與魴，相戒慎出入。」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黨中央調整政策。由於我已摘了帽子，為照顧我的家庭，北京市委同意1963年9月把我調到北京通縣麥莊公社任秘書，一直到1978年，在通縣呆了16年。

這期間，我繼續有勞動改造任務，工作主要是催耕催種和做統計。「文化大革命」期間，多次被當作「死老虎」(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批鬥和強迫勞動，常常被打得鼻青臉腫，滿面流血。

1979年，我的右派問題徹底平了反，噩夢年代終於結束了。整整22年啊，人一生最好的時光，就在最黑暗與最痛苦的煎熬中挨過了。而比起許多已經死亡的難友，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都是倖存者。

2007年是反右50年，想起當年我就禁不住心驚肉跳，悲憤滿腔！我要用我的親身經歷控訴那個黑白顛倒、人性滅絕的噩夢年代。今天我的最大心願就是：罪惡一定要清算，教訓一定要總結，讓悲劇不再重演，讓災難遠離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