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和彭德懷的一段淵源(圖)

【看中國2014年08月21日訊】彭德懷在「大三線」的時候，我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大約10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 此之前，即在1959年上半年，彭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我在他率領的這個代表團工作過，臨時職務是翻譯組成員，和他接觸的時間 不到兩個月。回國後這個團就解散了，我卻留了下來主持贈送我軍的資料的翻譯工作。7月份翻譯工作結束，彭的大秘書「彭辦」主任綦魁英大校，叫我到江西廬山 親自向彭匯報資料翻譯工作情況，並請示集中起來的小語種專家們是否解散？於是我上了廬山，鬼使神差地趕上了「廬山會議」的會尾巴，在山上住了幾天，最後跟 著彭下山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我的任務已經完成，隨即我就離開了總參。

1959年下半年在全國開展的反右傾運動，我就因為和彭的這次短暫接 觸，成了重點清查對象，遭到批鬥和離職審查，尤其是廬山之行怎麼也說不清楚。整了半年多，直到1960年4月底才恢復工作。文革結束後，我從我的檔案袋中 看到我被看作是彭德懷的小爪牙，上廬山被懷疑是傳遞密信。當然，這是事過多年後才知道的。當時我只能交代自己和彭德懷素無瓜葛更談不上淵源，三軍團時期我 是小孩，八路軍、一野和抗美援朝時期我是學生，1954年調干參軍在軍內地位很低微，他是軍委副主席，副總理、部長、元帥，如果他有山頭我是山形都沒望見 的人。和彭的接觸完全是工作關係，面對面的時間加起來不到5小時，直接對話總共不到50句。心裏想黨內的鬥爭太可怕了，我是命裡活該，撞到槍口上了，我心 中無鬼，任你們怎麼整，整吧！也許因為我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沒什麼份量，反右傾結案時終於放過了我，沒給任何處分，但把我調離中央軍事機關下放到南昌 320飛機製造廠去當車間主任，讓我遠離京城。

6年之後的1965年，彭德懷到成都任國務院三線建設委員會副主任，上任以後他想起了我，通過軍委辦公廳一紙調令，將我從南昌調到了成都。10月份我從南昌經北京到三線建委報到，先被分配到規劃局任代理局長，1966年1月5日改任彭的技術秘書。

這裡有必要說說三線建設。

好 戰的毛澤東其實心理非常脆弱，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他總覺得戰爭在明天天不亮之前就會爆發，為了在敵人襲擊中國東部，打爛壇壇罐罐之後，還能留下幾件可 以還手的傢伙，於是下令搞三線建設。中國東部為一線，中部為二線，西部為三線，三線建設就是西部建核武、軍工、鋼鐵、機械等行業的企業和設施。沒有論證和 計畫，只有毛澤東空泛的號召：「全國支援三線建設」；「各行各業上三線」；「好人好馬上三線」……

「分散、進山、鑽洞」。到底上了多少項目 誰也說不清楚，花了多少投資至今各說不一，沒有個準確數字，轟轟烈烈地依照毛澤東意志辦事。為了統一指揮三線建設的各路人馬，成立了國務院三線建設委員 會，又叫三線建設總指揮部，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兼任主任也就是總指揮。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長達8萬字的一封信之後，一貫貓戲老鼠的毛澤東，將彭請到中 南海吃湖南臘肉，還說：「也許真理在你手裡」。派彭德懷到三線建設委任第三副主任（副總指揮），分管能源和原材料的供應和協調。毛澤東給了彭德懷一個多大 的官兒呢？我看也就相當於副省級。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三線建委是在西南局建設委員會基礎上組建的，一套班子兩塊牌子，並不是什麼中央機構。在西南局開會 或看演出，首長席上沒有彭的位子，他只能和我們這些一般幹部一起坐在台下或者坐在後排。他的戰友，志願軍第二任司令員鄧華上將其時正在四川擔任副省長分管 農機，行動可能比彭總自由一些。

到彭德懷身邊工作，我實在是一百個不情願，尤其是當他告訴我，是他調我來三線時，我內心真是叫苦不迭，黨內 鬥爭太令人傷心了，59年反右傾鬥爭中我的經歷使我明白，這個人沾不得，我知道再次來到他身邊，對我來說不是什麼好事。沒辦法，誰叫我穿了這身軍裝，誰叫 我入了這個黨呢？

1966年1月5日，我剛剛走進我的新辦公室，彭就讓他的侍從參謀景希珍，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好像知道我的內心活動似的 對我說：「我是有麻煩的人，但我不會給你們惹禍，也希望你們不要再給我添麻煩」；「在我身邊工作是黨的工作要你們做，不是我彭德懷的事要你們做」；「在我 身邊工作，第一條就是要小心謹慎，尤其是你們現在跟著我，你們的言行必須處處注意，我們牆外有耳身後有人喲！」

就這幾句話，說得我膽戰心 驚。我雖不像一般人那樣，認為彭總到三線是東山再起，我認為降級使用是廬山會議後給他的處分。聽他這麼講，我明白了他的事兒還沒有完，想來他自己也明白他 的事兒沒有完。當時在座的除了景希珍之外還有柯柄松上校，他是軍委辦公廳派來隨彭入川的。從彭辦公室出來後，柯柄松到我的辦公室坐了一會兒，對我說要記住 彭總的話，有什麼工作和生活上的需要可以找宋人俊，同時告訴我要注意宋人俊，如果讓宋人俊抓了小辮子，對自己對彭總都不好。還告訴我宋人俊是地方幹部，西 南局派來的，擔任彭總的行政生活秘書，他會來找你的，他說什麼你都聽著，該怎麼對答你自己要有原則，只要不牽連老頭子（指彭總）怎麼都行。沒幾天宋人俊單 獨向我傳達了李井泉的指示，至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彭德懷同志到三線工作是毛主席決定的，毛主席把他交給我，他的工作、安全、生活、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向毛主席負責」。

宋 人俊不知道，1959年在廬山八屆八中全會開會時，我是親眼看見李井泉如何斗彭德懷的。對這位毛澤東手下的「西南王」的伎倆並不生疏。宋人俊要我，當他不 在彭身邊時，要把彭的言行與活動告訴他，他好向李政委（李井泉）匯報。因為有柯上校事先給我打了招呼，我很冷靜地回答了他。後來，我們發現宋人俊不過是拉 大旗做虎皮，他一個月也難得見李井泉一面，根本不存在李井泉聽他匯報的問題。他只是每天寫《工作日誌》，記了些什麼我們不知道，記完了交到辦公廳，當天的 《工作日誌》交上去後再將昨天的那一本《工作日誌》領下來，如此循環往復地記《工作日誌》，實際上三線建委沒有這項制度，因此除他之外誰也不記什麼《工作 日記》。景希珍告訴我，宋人俊記的是彭的行蹤，沒記什麼工作。那個時候我就想，我的工作環境這麼惡劣，都是因為彭德懷，而彭到成都雖然不像吳家花園那樣遭 軟禁，但仍在鷹犬環視下生活。

彭德懷在三線的工作不多，可以說多數時候無事可做。煤炭方面，跟攀枝花鋼鐵基地配套的攀枝花煤礦正在建設，廣 旺礦務局有一個煤礦在建設，其餘的煤礦都是在原生產規模上擴建；電力方面，只有渡口火電廠，龔咀水電站在建。其餘的能源建設項目，都還在各自的條條塊塊審 批過程中，他插不上手。其餘像核武、軍事工業、機械工業甚至農業機械等方面的項目，不許他過問，有關文件、資料也不發送給他。他成天在辦公室看書、聽收音 機無事可做，我們也跟著他閑得發慌。我和柯柄松議論過：毛澤東派他到三線絕對不會是讓他來工作，有點兒像封建皇帝將貶逐的重臣，發往軍臺效力的做法，下一 步將要如何整治他，現在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會有奉詔還朝、東山再起的好結果。我們都希望彭的問題早日塵埃落定，我們也好早日離開「三線」回到軍內。

啟 動文革的《5·16通知》下達後，西南局召集了一次廳局以上幹部參加的會議，傳達宣讀了《5·16通知》全文，傳達了毛澤東在大區領導人會議上的講話，其 中講到彭德懷就是今天的海瑞：「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等。西南局宣傳部長也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劉文珍還在會上點了彭的名，說「右傾機會主義頭 子、反黨分子彭德懷就在我們建委，不批判能行嗎？」當時我想到劉文珍算個什麼東西，沒有李井泉的授意他敢這麼講麼？李井泉未得毛澤東的許可，敢這麼推出彭 德懷來批麼？由於有意安排，彭沒有參加這次傳達會。他參加的是第二天在永興巷三線指揮部的群眾大會，他聽到的只是《5·16》通知沒有毛澤東的講話。

當 我向他轉達在西南局禮堂聽到的毛澤東講話和劉文珍的講話時，他笑著對我說：「這次運動不是針對我的」，「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再燙還是死豬，由他去罷。」 沒過幾天，永興巷三線指揮部辦公大院和西南局裡，貼出了聲討彭德懷的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中有「會理奪權」，「違抗中央指示發動百團火戰」等情節，我是第 一次看見，顯然是有人在幕後指使。還有「授意死黨鐘偉大鬧軍委會議」，「死黨蔡鐵根惡毒攻擊毛主席」等內容，彭總也是前所未聞的。他三兩天出去看一次大字 報，由景希珍和司機趙鳳池陪同，出去之前還向辦公廳打個招呼。8月6日成都後宰門體育場，彭德懷第一次登臺挨鬥，柯柄松和我有幸站在他身後陪鬥。會後回到 永興巷指揮部，彭向我們兩人道歉，說是他連累了我們很對不起，還說毛澤東「到底不放過我，不整倒我，他是不會放手的，我是在劫難逃囉」！還讓我們做好準 備，他現在沒有工作可做，用不著我們了，他會想辦法將我們從他身邊調走。

當年8月15日三線建委第一副主任程子華，建議彭德懷到永榮礦務局 視察，有意讓彭避避風頭。當天由趙鳳池開車，景希珍和我陪同彭到了永榮礦務局，第二天上午開會聽匯報時，聽說造反派要組織圍攻，就轉到曾家山煤礦視察。吃 晚飯時彭和我們還有礦務局的幾位領導，正在食堂排隊打飯，忽然礦上的有線廣播正在播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我一聽心想糟了，這篇文章 去年就登在報上了，今天在這兒廣播是什麼意思？我立即對景希珍說恐怕要出事，如果排隊的工人認出彭總來，會發生什麼結果很難預料。我們兩人將彭總架出了食 堂回到招待所，剛進屋坐下，工人造反派就把招待所包圍了，喊口號要打倒「三反分子」彭德懷，「打倒野心家彭德懷」！彭總腰枕著被蓋斜倚在床上，破口大罵 「黑心腸」！「整人整到死，不搞到亡黨亡國，鬼都不信」！

永榮礦務局龍善培局長和礦務局的領導來了，炊事員也把飯菜送來了，吃飯時我才知 道，龍局長是志願軍的營教導員轉業，礦務局好幾位領導都是轉業軍人，他們得知彭要來早作了準備。永川縣武裝部的部長，帶領部隊在招待所門口站崗，還聯繫了 內江軍分區和江津軍分區，做好策應保護彭的準備。龍局長還對我說，程子華副主任要他保護彭總，在礦上住一個時期。彭執意要回成都，第二天龍局長帶了一卡車 礦警，護送彭到了內江才回去。回到成都後，程子華來看彭，彭拍桌子斥責程子華不該讓他出去躲，他說：「躲什麼？躲個鬼，我彭德懷為什麼要躲？就是一個死 嘛！我不怕，我不檢討，也不下跪求饒」！程子華說：「成都太亂，明著批鬥還好說，就怕有人乘亂下毒手，整死你我不好交代」。彭說：「什麼有人？有人就是一 個人，離開北京我就沒想過活著回去……」

程子華要我看好彭，不讓他出門，有什麼事直接找他，並且告訴我，現在只有他一個人還在主持三線工作，李井泉，閆秀峰等主任、副主任都不來上班了，造反派天天來鬧，要特別注意不要讓他們看見彭在這裡。

9 月份我得到組織部通知，調我到雅安川西機器廠任黨委書記、廠長。這個廠是航空儀錶廠、是當時三機部的三線建設項目，正在建設之中。由於我的任命手續還要經 過在京的三機部辦理，我奉調之後還不能立即赴任。沒有誰來接替我的工作，把文件資料連同鑰匙交到辦公廳就算完事，只等三機部調令一到，我就奔赴雅安。閑來 無事，我一個人逍遙了幾天，思索著這個並非針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麼回事兒？還考慮毛澤東視為死敵的彭德懷最後會是什麼結局？因為我已是彭德懷黑 爪牙了，他的結果如何必將對我產生影響。再就是每天陪他下幾盤像棋，他的棋藝不高，我也是臭棋水平，消磨時間排遣寂寞而已。那時他身邊只剩下景希珍和趙鳳 池兩個人了。他對我說：「你是三機部來，我讓他們還是放你回三機部去，並且要他們把你轉業下地方。對不起喔，因為我這兒你不能呆了，軍隊也不好再干了！」

聽 了之後我心裏一陣酸楚，這個老頭兒在這個時候還考慮如何保護我安置我，好人哪！國慶節當天，我去向他辭行，因為我過節後，10月3日就要到雅安去了。他留 我吃午飯和晚飯，我們下棋談天，我對彭說：「你總以為你和毛主席的分歧可以說得清楚，我看你說不清楚，他也不會給你機會讓你說清楚……這次運動你估計得很 正確，目標不是你，可還是衝向你來了。你和毛主席過節太多，廬山會議上他嚎啕大哭，要和你算毛岸英死在朝鮮的賬，你怎麼能消去他心頭之恨嘛！」

彭 說：「幾十年相處，我知道他給我挽了好多個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開，只有我們兩個人死了一個才解得開，莫辦法的。他處在這個位置上，黨的許多章法就不正 常。1953年整高崗他就想把我搭進去，這次整劉少奇還能不連帶整我麼？這麼大的一個黨，誰也別想一手遮天，他也不行。你信不信？一個人是糊弄不了天下 的」。

我對彭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就不相信黨中央，不信任毛主席了，今天共產黨我也不信了」他很激動地抓住我的手說：「不行！思想認識問題 怎麼想都可以，千萬不要說也不要寫，亂說亂寫你要倒霉的。這個黨也不是我希望看到的黨，主義是不錯的，為窮苦人求解放，為人民服務總不是錯的。你要下去當 黨委書記，要記住自己是幹什麼的，亂說不得喔！」

我沒敢告訴他我早已不信奉馬列主義，我參加共產黨是誤入歧途。臨分別時，彭總送了我一張他的彩色照片，牽著手送我到大門口。

1966 年12月下旬，景希珍打電話要我回成都，他對我說永興巷站崗的衛兵擋不住紅衛兵，彭已經被抓去批鬥幾次了，還在成都地質學院被關了一天一夜。要我回成都幫 他聯繫部隊保護彭，還對我說三線指揮部的頭頭兒一個也找不著，現在是造反派爭著要鬥彭，形勢很危急。我12月23日趕到成都永興巷，正趕上四川大學的紅衛 兵要揪鬥彭，景希珍和警衛戰士護住彭不讓紅衛兵抓他上車。我看雙方雖然緊張對峙，但學生們並不是義憤填贗，好多人擁擠著要看彭德懷是個什麼樣子；我發現他 們8·26兵團的頭頭江海雲在場，我向她說批鬥彭德懷可以，我要向中央軍委請示，批准了你們將人帶走，我們的醫生、護士、警衛要跟了去，你們組織還得給我 們打張條子，健康的人交給你們，你們必須安全的送回來。她竟然被唬住了，幾個人商量一陣就帶領紅衛兵撤走了。幾十年之後，我在四川科技情報研究所碰見江海 雲女士。她說，當時看見彭德懷疲憊不堪，一副老農民樣子我們就不想鬥他了，第二天在永興巷，我們8·26就沒有參加嘛！第二天是24日，北京地質學院的紅 衛兵領袖王大賓，拿著中央文革的批示，來到永興巷三線指揮部，要抓彭回到北京批鬥。我看了中央文革的批示後告訴了彭，他說：「那個婆娘搞的鬼。你替我問毛 澤東，他不發話我不走！」我和景希珍兩人都打電話，毛澤東和中央辦公廳的電話都打不通，我好不容易接通了周恩來辦公室的電話，李福德秘書請示後告訴我： 「由成都軍區派人護送來京」，重複了兩遍。我叫王大賓也聽了這個電話，紅衛兵撤出了指揮部大院。成都軍區余洪遠副政委來了，向王大賓宣讀了周恩來的電話指 示，向彭請示後對王大賓等人和我說，3月25日8次車送彭回京，但幾條街的紅衛兵仍然圍住永興巷不走，余洪遠調了一連人來加強指揮部的守衛，一直到25日 晚護送彭上了火車，部隊才調走。

彭德懷走前那兒天，三線指揮部、西南局所有負責人都不露面，沒有受衝擊和打倒的負責人一個也找不著，應付紅衛兵糾纏，聯繫部隊，以及堵住樓口、過道，保護彭不受衝擊的人，全是三線指揮部的一般幹部，許多人幾天來，下班也不回家，守住彭。

25 日下午，成都軍區扶庭修參謀長帶了一連戰士和4個軍官來到了永興巷，找到景希珍和我，一起替彭收拾行李，一切準備妥當好後，扶參謀長和我陪彭喝茶，景希珍 去領彭的工資。會計廖靜是省委書記廖志高的侄女，她拒絕發給，扶參謀長勃然大怒，帶了幾名戰士親自跑了去，領來2000元交給彭，約相當於彭5個月的工 資。據我所知，這大概是他一生最後一次領工資。他到北京後曾有一次要三線指揮部把工資寄給他，還是這個廖靜就是不寄。當然這是後來的事了。當晚9點鐘，成 都鐵路局廖清泉局長開車來接，我們一行隨同彭德懷到了火車站，在軟席候車室休息，扶參謀長讓廖姓營長和3名軍官及一班戰士和彭見面，當面交待了保衛任務。 11點由重慶開來的8次車進站，廖清泉局長把列車長叫來候車室，介紹給彭和廖營長後，扶參謀長、廖局長、我和景希珍，一同送彭登上加挂的一節軟席車廂，彭 住進了包房，王大賓要和彭同住一房，我讓廖營長把王大賓轟了出去。景希珍檢查車廂後，對我說可以放心了，整節車廂除了軍人之外沒住任何人。扶參謀長、廖局 長告辭後，我對彭說路上不會有什麼問題，從成都軍區和成都鐵路局的態度來看，中央還是保護你的。他對我和景希珍說：「別天真了，哪兒還有什麼黨中央喲，我 不在乎他們保不保護我，也不稀罕誰來保護？」握手再見時，他抓住我們兩人的手說：「再見！還能再見嗎？！」

就這樣彭德懷孤零零的一個人，回北京去了。事後知道，彭回京後立即遭到了軟禁。12月26日我驅車回到了雅安，景希珍到四川省軍區報到去了。

3 個月之後，1967年3月份，我被川西機器廠的造反派拉上主席臺批鬥，給我戴了三頂帽子：「三反分子彭德懷的黑爪牙、修正主義的外國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我雖被造反派奪了權，好在雅安軍分區方司令員，空軍駐廠軍代表雙仁貴保護我，我得以陪方司令釣魚，還花了近兩年時間，研讀共產黨的聖經—— 《資本論》。1969年12月7日，不知是那道衙門的什麼官兒下達的命令，半夜時分將我投進了雅安三元宮監獄，身陷囹圄有個特殊的身份叫做「未決犯」，有 項不叫任務的任務——接受外調審訊，中心內容是：揭發檢舉彭德懷和交待自己與彭德懷的罪惡關係。又因為我頑固不化和死不認罪，升級為單獨監禁，押到廬山縣 苗溪茶場特區監獄，有幸與馬識途、胡風、梅志、張仲良等人成為難友。直到1975年，我帶著「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德懷影響有嚴重的思想認識錯誤」的結 論走出監牢時，彭已去世半年有餘。1978年5月，彭德懷、張聞天追悼會半年之後，我的結論改為「受彭德懷同志冤案影響被非法監禁六年多」。從此我一生的 沉浮，才算是徹底地離開了「彭德懷元帥」。

幾十年過去了，我在彭德懷身邊這一段往事，依然記憶猶新。

彭當年沈重地對我談過： 他與毛「幾十年相處，他給我挽了許多個圪塔，恐怕到死都解不開。只有我們兩個人死了一個，才能解開，莫辦法的！」彭的話彷彿還在我耳邊迴響，但現在毛澤東 與彭德懷兩個人都死了，一個見馬克思去了，一個見秦始皇去了，各有各的歸宿。歷史和自然的規律，把你們的圪塔解開了，但歷史還在繼續，在歷史天平上，兩個 人的是非公道、功罪，人們自會有定評。

 

2008年7月22日  避震時寫於北京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