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港人懂得創新、能夠忍受苦難、積極前進,並重塑自身。不過,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這種能力,足以讓我留在香港。
我們一家戲稱父親為「保險人」,因為父親從事保險顧問一職已有40多年,竭力將任何情況下的風險都降到最低。倘有不測之風雲,他也努力確保家人不受衝擊。
1989年,香港社會對於回歸的前景滿懷疑慮,我的父母買了份最終的保單:舉家移民加拿大。我們入籍加拿大後,才搬回香港。
25年之後,我在考慮是否需要將這份保單付諸行動,離開香港、永久留在加拿大。
最近,我為了進行一項研究,到德國波恩暫住一段時間。同許多於2000年左右移民國外的人士一樣,我通過網上新聞報導、Facebook的帖子以及同家人Skype聊天,得知中央政府就香港特首選舉的決定。
有一天早上坐火車時,我在手機上首次讀到了相關新聞。我情不自禁地感觸起來,在周圍的德國乘客之中,淚水奪眶而出。
在這個重要的時刻,我希望同我的香港同胞在一起。不僅如此,我還因為沮喪而落淚,因為香港的境遇再一次令人失望。
過去幾年,我對香港的希望愈來愈微小。我如今已是而立之年,本應該考慮置業成家。不過,這些人生目標對我都沒有吸引力。若要在香港買房,則意味著要省吃儉用十幾年,然後在偏遠地區買個小得可憐的房子,我討厭這樣。另外,一想到香港本地學校壓力巨大,而國際學校學費又過高,此外別無選擇,我就不想要孩子。
香港到處都是遊客,我和朋友們不再外出聚會了。我也不知道該去哪裡購物:物美價廉的商店消失了,剩下的商店裡顧客人滿為患,買衣服、鞋子及基本必需品都好像打仗一樣。
此外,有跡象顯示中央逐步介入香港事務。 2011年,當局提出推行國民教育;今年6月國務院又發表白皮書,稱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轄權。
即使港人有權普選特首,也未必能夠糾正香港的所有錯誤。不過,至少我們手中有了選票,可以掌控香港存在的問題,並力求解決。隨著中央宣布特首選舉框架,這些希望如今都破滅了。
對於我們這些早年移民加拿大、美英、澳大利亞等國的人來說,我們清楚知道自己逃避的是什麼。暴力和流血事件的影像,銘刻在我們的記憶裡。我們當時認為,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如果坦克駛過落馬洲邊境,我們就能拿著護照逃跑。
我們未能想像的是另一類型的威脅:我們的生活方式受到逐步干預,並不斷被施加限制,以致我們再也無法決定如何治理我們的家。
香港是我的家,我非常關心它。天性使然,我深信港人懂得創新、能夠忍受苦難、積極前進,並重塑自身。不過,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有這種能力,足以讓我留在香港。
離開並不是可以隨便說說的事,而且感覺像是對家鄉的遺棄和背叛。不過我懷疑許多人像我一樣,開始討論是否離開。這並非因為他們不熱愛香港,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所熱愛的家逐漸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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