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鳴】中國實體經濟絕境之人民幣匯率 (上)

【看中國2015年01月11日訊】（連載之四）

第三節 人民幣匯率

一

人民幣匯率是中國經濟的基礎政策，決定其它經濟政策進而決定中國的經濟走向，最終決定實體的興衰。中國基本的經濟政策導向是壓制國內經濟的自然成長，依賴國際經濟循環，或者說外匯政策是決定中國經濟的根本政策，也反映中國經濟模式。其中人民幣匯率作為中國依賴國際經濟的關鍵媒介是外匯政策的核心。外匯政策再通過配套政策，支持人民幣匯率進而指導中國的整體經濟政策。

中國是外匯管制國家，體制決定外匯的歸屬和使用。外匯管制主要包括兩方面：1.強制結匯，外匯進入中國必須交給中共體制，體制再將相應的人民幣兌換給外匯持有者；反過來，體制將所有進入中國的外匯掌控手中，自行決定外匯用途；2.官定人民幣匯率，體制根據自身的需求——也就是從對自己有利的角度，決定人民幣匯率的高低，其中強制結匯是體制確保自身利益的基礎，匯率是體制往自身利益傾斜的分配機制。

人民幣匯率決定利益分配格局，主要包括外貿依存和外資依存兩個階段。中國急需外匯時，通過人民幣大幅貶值刺激出口。出口賺外匯的實體部分，按照人民幣匯率低的比價，將美元換成較多的人民幣，以獲得較高的人民幣收入和利潤。在這個階段，實體換匯的過程中，體制從匯率上有一定的損失，但這和得到的美元儲備相比完全可以接受。隨著出口不斷擴大，中國到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7%，這意味著外貿佔國內經濟的主要部分，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收益來源，此時實體能夠獲得較高的收益，體制則要付出一定代價。體制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開始推動人民幣升值。

2008年後，外資進一步湧入中國，給中國帶來完全無成本的美元,體制有了充裕的外資流入，獲得更大頭的外匯儲備，貿易出口創匯就變成次要因素。體制開始實施人民幣升值計畫，在人民幣升值後，體制用更少的人民幣，從實體出口經濟中獲得更多的美元。

2010年到2014年初，人民幣持續升值，美元兌人民幣從1:6.84元逐漸升值到1:6.05。如果按照6.84元的匯率計算，北京外貿進口總額為3305x 6.84 = 22606億元人民幣，北上天三地的外貿逆差為20773億元人民幣。當人民幣升值到6.05的時候，北京外貿進口成本為3305 x 6.05 = 19995億元人民幣；與人民幣升值前的6.84相比，北京外貿進口數額減少2611億人民幣。

從地域的角度，北上天三地的外貿逆差為18373 億元人民幣，比人民幣升值前的逆差減少2400億人民幣。與此同時，人民幣升值前，粵江浙三省外貿順差為27031億元人民幣，升值後減少到23909億元人民幣，順差減少3121億元人民幣，減少幅度超過11%。

這些數字意味著,實體經濟大規模補貼體制經濟。以美元計，出口實體企業出口相同的產品獲得同樣的收入，但是當美元換成人民幣時實體得到的錢少了，少得到的這部分錢補貼給了體制，體制用更少的人民幣換取更多的美元，進而更多地購買國外產品，體制的外匯消費能力越高，國際購買力就越強。

匯率這隻看不見的大手從宏觀經濟層面以強有力的方式操控著實體的運營，當人民幣匯率政策改變時，直接影響相應的實體企業。符合匯率政策改變方向的實體企業獲得生存發展，違背改變方向的企業則衰落消亡。

實體經濟的變化滯後於匯率政策變化，滯後週期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一是匯率政策變化的劇烈程度，二是實體經濟在過去積累的實力。匯率政策變化越劇烈，違背方向變化的實體衰亡的速度越快，實體的實力越弱衰亡的速度也越快。

實體本該在政策發生關鍵改變時及時調整自身戰略方向和運營方式，對於無法轉向的實體，決策者/擁有者應該當機立斷將企業賣出去或者直接關門，但是實體業主(包括進入中國的外企)往往聚焦於行業或者自己的企業，忽略金融政策對於經濟的決定作用，當匯率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時，不少外企也無法適應而虧損裁員甚至撤出中國，中國本土的實體更弱，大多數批量倒閉少數在艱難困苦中掙扎，例如2005年前獲得極大發展的出口加工業，到2014年大都陷入虧損境地。出口加工業的興衰就是人民幣匯率政策發生變化的結果。

從根本經濟導向上看，中國是壓制國內經濟依賴國際經濟，人民幣匯率成為主導政策。從經濟政策制定/決策者（中央領導人）的角度，外匯是不可或缺的硬通貨，用來購買國際產品；中國生產的產品不需要採購，印刷人民幣就行。

1959年，中國已經大飢荒成批餓死人，高層仍然大筆一揮給茅台酒廠批大量糧食釀酒供領導們消費。領導們享用的紅酒和外國美食、買的電視、看的電影和使用的各種先進家居設備中國都生產不來，只能用外匯購買；另外決策者（中央）吃肉的時候也會給執行者（地方）喝點湯，因為如果執行者不執行決策者的決策，決策者即失去力量。

1978年經濟完全癱瘓，決策者的閉關鎖國玩不下去，只好改革開放。大門打開後，執行者開始瞭解國外狀況，對外國產品的需求急劇膨脹。19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半頭磚日本錄音機和黑白電視機在歐美已經被淘汰，但是仍以高價傾銷到中國，民眾才知道什麼是科技產品，對高端外國產品也產生渴望。

於是，在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下，決策者通過人民幣匯率政策的變化，推動中國進入國際經濟循環。

不論1978年之前的閉關鎖國還是之後的改革開放，決策者的根本目的都一樣，那就是儘可能調動中國的經濟力量，獲得更多的外匯，以滿足決策者和執行者對西方高檔產品的需求。隨著外匯越來越多，需求也不斷升級，決策者和執行者需要更多外匯保證消費。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外匯政策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政策，人民幣匯率也成為中國經濟的導向，進而決定實體經濟。

二

1949年後，中國經濟經歷三個主要階段：進口替代、出口導向和外資依賴（我個人下的定義），這三個階段的名稱，並不是世界普遍意義的概念，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稱謂。在這三個階段中，人民幣匯率政策不同國內經濟模式也不同，決定著中國經濟方向。

第一階段，進口替代，以1958年大躍進為標誌性開端，延續到1978年。在這個階段，人民幣匯率一直保持在1美元兌1.5-2.5人民幣左右。

第二階段，從1978年到1994年，中國從進口替代逐漸向出口導向轉化。在這個階段，人民幣匯率從1.6到8.6，貶值幅度達到4.5倍，期間人民幣保持匯率雙軌制，也就是黑市和官價並存。中國完全實施出口導向政策之後，又維持10多年，到2005年匯率改革，長達8年美元兌人民幣保持在8.27-8.28。

第三階段，從2005年到2009年，中國經濟逐漸從出口導向型向外資依賴型轉變。2010年到2014年初（撰寫本文時），外資依賴成為中國經濟的主導方向。從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間，人民幣匯率從8.27緩慢升值，2009-2010年達到6.83，2010年升值步伐加快，2014年初升到6.05。

1990年代之前，中國決策者主要以進口替代經濟模式為主；1949年之後，體制系統消滅地主資本家階層-以肉體消滅為主導，引發整個社會生產倒退。體制內的人主要是革命出身，只擅長殺人和宣傳，毫無發展經濟的能力，因此體制需要引進外國工業品。中國接受蘇聯的工業體系，按照蘇聯方式自己組織生產，不必用外匯從國際市場購買。

進口替代的經濟模式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整體走向。韓戰後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包括給中國150多項大設備和相應的專家隊伍，在這些專家隊伍的指導下，中國開始轟轟烈烈的工業建設。但工程尚未結束，前中蘇交惡，蘇聯撤走專家團隊，中國土包子沒有辦法只能用土法完成建設和管理。

從整體基礎上看，蘇聯設備和工藝本身也是從歐美偷技術搬設備之後東拼西湊弄出來的系統，蘇聯專家撤走後，中國在蘇聯的框架下進一步東拼西湊。大躍進後，中國把大量曾經在歐美留學工作的科學技術專家弄到夾皮溝餓死，更沒人完善設備改進工藝。等文革開始，土包子變本加厲，甚至完全關掉大學，儘管後來重開但一直到1976年都是工農兵大學生，可想而知產品多麼粗製濫造。

在封閉的計畫經濟內，中國民眾沒有其它產品可用，只能使用劣質產品，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熏陶下，整個社會都形成土包子思維方式。雖然表面上在生產現代科技產品，但實際上根本不知道現代工業為何物，更無法理解現代管理和現代科技的實質。

從產品的角度上，進口替代逐漸演變成為山寨。體制引進的結果是引進一代落後一代虧損一代最後全軍覆沒，於是體制將進口替代生產下放，由半體制或者依靠體制的民營企業引進和生產。民營企業的老闆同樣剛洗腳上田，自然採取與體制類似的模式，只不過民營企業更便於通過壓榨員工降低各種成本以價格戰的方式參與競爭。 

進入1980年代，體製麵臨巨大的危機，改革開放是體制在走投無路時最後的手段。當時兩方面的問題起決定作用：一是農業問題，涉及到改革。整個社會極度飢餓，尤其是上山下鄉政策越來越難以推行，體制首先必須解決農業問題，保證充足的糧食供城市消耗。二是工業問題，涉及到開放。從1950年到1976年，中國主要的工業設備極為落後，但是如果這些設備報廢，中國工業基本消失。中國技術專家已經消亡，50年代後出生的人生活在愚昧中，別說製造大工業需要的設備，就連大工業如何運轉都難以理解，所以中國必須實施開放政策從歐美引進工業設備。

農業改革從小崗村開始。只要民眾能吃飽肚子，農民生活再苦體制都不擔心，最大的問題是開放。引進西方技術和設備，首先要讓人們瞭解歐美日，瞭解的結果是人們看到巨大的差距形成強烈的崇洋心理，這種心理在兩方面形成強大的作用：一是變革，要求體制提高管理水平。這種訴求對體制帶來嚴重危機，體制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義開動坦克到北京街頭和廣場。二是消費，工業經濟造成極大的外匯消耗。首先各工廠需要大量的外匯購買進口設備，二是工人化作消費階層，也要使用進口家用電子產品，這兩方面強大的消耗讓外匯極為緊張，中國經濟隨時會因外匯匱乏而停轉。

在思想和外匯的雙重壓力下，體制被迫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當中國的工業從蘇聯系統轉向歐美日系統，轉變的不僅僅是工業經濟本身，更重要的是思維模式和教育模式。

中國閉關鎖國的20多年間，歐美日工業已經從電力機械工業轉向電子機械工業，也就是電子和機械的集成。如果對歐美日的工業品進口替代，不僅需要引進設備，更需要學習電子和機械集成使用，才能夠把設備用好維護好，這需要整個經濟和教育的投入做支持，所以工業最需要變革需要外匯投入，決策者一拍腦門就造成巨額外匯損失。

實施進口替代等於中國從負數開始填平文化教育、知識技術、研發創新、設備與關鍵零部件等方面的巨大鴻溝，而填平這些鴻溝意味著外匯消耗更大，體制決定放棄進口替代，轉而實施出口導向。（待續）

(供稿單位：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