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土改歲月
五、幹革命立場為先
駟馬鄉土改結束，李捷團長回到區裡任職，行前悄悄告我，說：「黃牛，你的人事關係己從土改團轉到了區政府，等洞子口鄉土改結朿便回來。」還說，洞子口鄉土改團長是區委書記張烈夫，他同意你擔任九里堤村工作組組長。
我心裏好高興：這下可以露一手了！
年輕人誰不想逞能？誰又不想高升？但那時想高升不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或權勢，而是能夠更多更好地為革命做事，為人民服務，為社會獻身！也許這是建國之初，共和國欣欣向榮的原因吧？一個政權須要有一批忠誠之士，一個革命須要有一批敢於犧牲的人，一個國家須要有一批有理想的生命。那時，似乎都具備，因為年輕人有理想與追求。後來全被毛澤東埋葬了，大家從說真話的革命者，變成了不敢不說假話的騙子。所以政黨墮落了，國家腐化了，社會再次回歸黑暗。這是誰之罪哩？
土改團的團部駐紮在肖家碾，一個叫威武將軍陳國棟的公館裡。陳國棟是老同盟會員，參加過孫中山先生討袁護法戰爭，作戰嬈勇，故號。聽說，張烈夫區委書記調來三區，看上這座公館，立即以土改團名義沒收。因為「官僚地主財產」不受法律保護，那時哪又有法律呢？我一個小小的土改幹部，也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的人，何況區委書記。
一紙公文，一聲命令，當天就派人把陳國棟全家大小七口，攆到村裡東邊三間茅草房裡去了。這裡就成了洞子口鄉土改工作團的團部，也就是後來中共成都市第三區區委會的辦公地址。
這座公館很氣派，佔地不少於三畝，院牆外是一條寬約一公尺的小河溝，清澈見底的溪流不停地繞著院牆奔跑，汨汨潺潺，發出琴弦一般的聲音。院牆籠罩在冬不枯，夏不黃的竹林裡。院內各種樹木四時常綠，鳥語花香，近似篷萊仙境，難怪張區委愛上了它。
公館距通往洞子口鄉的大道約一公里，門前是座精巧的紅木小橋，小橋和一條鄉村泥土小路相連，就像一條潔淨的彩帶把公館繫在田野上。小路兩旁垂柳依依，常年吐秀。對著小橋是両扇嵌在高牆中黑漆大門，門上釘有黃燦燦的銅釘。進得大門，是條寬窄均等的石板小道，小道把庭園分成両半，一半花草繁茂，古木扶疏；一半果橘連枝，黃金燦爛。小道盡頭是客廳，客廳門窗雕龍畫凰，古色古香，裡面擺著紫檀木的太師椅，椅上放著紅錦坐墊。客廳兩旁有四個小間，是書房、茶室、琴室和賞花觀景的花塢。客廳後面是廂房，再後是主人起居室。穿過起居室是花園，樓臺亭閣、敞軒水榭，錯落有緻，別有一番情趣。在各房的門楣上，挂有大小不等的金字懸匾。那塊懸在客廳正中的懸匾，足有一丈二長五尺寬，四個「恩澤鄉里」的金色大字生輝放光。上款是，「威武大將軍陳國棟大人六旬壽慶」；下款是，送匾鄉親的名字，時間是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從這塊黑漆金匾裡，我們窺測到主人昔日有過的輝煌與榮光。按此推算，陳國棟被逐出公館，正好是六十五歲。我去團部匯報工作，見過他幾次。他總是穿著厚厚的長棉袍，戴頂壓著眉眼的破氈帽，兩鬢蒼蒼，鬍鬢長白，柱著一根枴杖，邁著蹣姍碎步，不停地繞著那座原先屬於他公館，現在是土改團的公辦地址，無聲無語，走去走來，有時還駐腳長望，凝目沉思。看著他那一副失落而又無可奈何的樣子，真有點令人可憐心酸……
我們工作組所在的九里堤村，位於成都西外十餘裡，其名來於村北邊府河的九里堤。此堤像一條長龍，把奔騰咆哮直向成都市區扑去的錦江，迊頭攔截住，使它平靜下來，不再發怒，慢慢地唱著歌，邁著平穩的步伐繞城而過。
傳說，這堤是當年諸葛亮出任蜀相筑的。成都那時常被洪水淹沒，他率民筑堤，留名千古，故又稱丞相堤。錦江河水來於灌縣都江堰，水清而冽，無一絲塵垢，喝進嘴裡甘甜甘甜，沁脾潤心，哪像現在渾噩污濁。
我們去時，江裡常有打魚的船，船頭站著魚老鴰，它根據主人的指揮鑽到水中，把一條一條的魚叼上船，待主人餵它一點魚肉後，又鑽到水中叼魚。週而復始，不停勞作，人何嘗不是如此呢？
工作組加我共三人，一人姓張，是個初參加工作不久的農民娃娃，笨拙拙的什麼都不懂，可還擺架子；一個是區婦聯叫曾明芬的女同志，人生得漂亮，喜歡穿件洗得發白的灰制服，以示革命資格老道。她年長我兩歲，高中生，有點看不起我這個老粗，可又不敢反對，我是組長管著她。
我們住在一個傅姓的中農家，是一座獨幢的瓦屋院子，兩排廂房，三間正房，中間院壩，下面是三間不隔斷的長屋，東邊餵牛，西邊堆柴火。院子四周是川西平原特有的土坯泥牆，後院是大片竹林，老百姓叫「林盤」。傅姓中農在我們面前，決不多說一句話，客客氣氣，惟恐有什麼過失。
村農會主席叫阮金山，一個地地道道的貧雇農，翻身戶，掄先住在一家地主的大院子裡。他個兒精瘦，常鬧病，不是咳就是喘，說是受苦受窮留下的。有人說他「房事「多，不節制，把那東西當干飯吃。他老婆年輕，模樣雖不怎麼，白白胖胖，像團火。過去是「堂子」（妓院）裡的，1950年才嫁給他。阮主席說話吐詞不清，表敘更是詞不達意，又加上一口下川東（泛指簡陽、安岳縣一帶的人）腔調，叫人更難以聽懂。比如吃飯，他說「卡飯」；壓迫剝削，他說「鴉片吃得」。所以，他一講話，大家就笑，但沒人敢輕視他，他是主席，和毛主席一樣，叫誰做什麼，誰敢不做？農會生產委員姓陳是個中農，兒子是武裝隊長，倆父子對人和善，不拿架子，每次開全村大會，總是在壩子裡擺板凳、收板凳，做得井然有序，從無怨言。一次，他兒子悄悄問我：黃工作隊，土改還抓人不？我想也不想回答：當然要抓！凡是地主、反革命敢於破壞土改，立即抓！
他聽後，輕輕唉了聲：我真不能再去抓人了，這樣，二輩子還不清這個賬。閻王不會放過我的。我笑了，笑他那個老實巴焦的樣子，什麼時候了，還相信閻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村在「四大運動」中殺的人太多，村西頭的十三組那個叫邊洪恩的邊三哥，是鄉長叫曾智清的拜把兄弟，曾有兄弟夥千人，解放初參與叛亂，是「清匪反霸」中第一個被殺的惡霸。此後，眾多的兄弟相繼鎮壓。邊洪恩一家不僅本人被殺，兩個叫大龍、小龍的兒子，均「敲了沙罐」。九里堤村由於地緣的關係，在1950年的時間裏，共槍斃了十三個人。現農民談起此事還咋舌：老天爺，十三條命啊！
村裡有二百多戶人家，一千三百多張嘴巴，有四戶地主，六個富農。這裡田肥土沃，農民富有，讀書人不少。我怕他們小視我，處處都學老八路樣子，棉衣不穿，披在肩上；板凳不坐，蹲在上面；開會講話，老端著一個茶缸，嘴巴上還叼著根劣質香菸，說話一聲長，一聲短，南腔北調，開口，我們共產黨；閉口，我們毛主席，一副「假老練」樣子。今天回頭看，真有點臉紅。
按照工作安排，每十天召開一次「地、富、反、壞」訓話會，訓話由我主講。我總是鐵青著一張臉，趾高氣場，把他們罵個狗血淋頭：「你們這些，地主階級、反革命分子，欠下多少血債？沒有殺你們，是我們政府寬大，共產黨講革命人道，才保住了狗命。但這個……是留下你們改造，讓你們重新做人。如果，如果，你們再敢反動，一定敲你們沙罐，敲個你媽稀巴爛。你們幾個毛毛賊算老幾？告訴你們，那個，那個，你們靠山國民黨蔣介石有八百萬反動軍隊，不是被我們消滅了嗎！你們，你們……」我找不出更好的詞彙，只好改口問：「你們聽見了嗎？」
十多個「四類分子」，虎地站起來：「報告，黃工作隊，聽見了！」
一個個站得畢直，頭向下，眼看地，就像戰場上的俘虜兵。
如果要是哪天我情緒不好，對誰看不順眼，只需嘴一歪，村農會武裝就會把這個人捆綁起來。什麼是土改政策？我就是政策！什麼叫專政？，我就是專政！體制的殘暴必然是社會的悲哀。這悲哀、殘暴，6年後落在了我的身上，迷信話叫報應。
突然有一天曾明芬的情緒特別低落，說話走路沒點精神，問她又不說原因。我是組長，立即跑到團部陳家公館向張區委匯報。張區委聽後笑笑說：「她父親是地主，三天前把鬥爭他的農民砍死了，現已逮捕，就這幾天要槍斃，所以引起她的情緒變化。團部已作出決定，調她回來，另外安排工作。但現在又沒有新人補充，你看咋辦？」
我本來就不喜歡她，認為有點難領導，便說：「調走吧，我們兩人一樣能完成任務。」
張區委點點頭，誇我有全局觀點。同時，給我一項臨時任務，準備一頭豬，開公祭大會。
什麼是「公祭大會」？為了發動群眾，控訴封建地主階級壓迫剝削農民的罪惡，在劃分成份階段的前夕，以土改團部名義，組織一次全鄉的公祭大會，公祭那些被萬惡的地主階級，害死的農民弟兄。公祭會設在團部門前的空壩子裡，參加公祭農民頭纏白帕，受害家屬身穿孝衣，全團土作人員臂戴黑紗。會場掛滿孝對，飄著白綾，氣氛極為悲傷。我們九里堤村按張區委分咐，殺了一頭肥豬，在刮去豬毛的豬背上插上蠟燭，放在靈桌上，一大隊人擁著，吹吹打打抬去，為公祭會增色。
公祭會由張區委主持，有靈堂，有道士，會場一遍哭聲，哀樂動天，喪鼓擂地，就像真的一樣。公祭完畢是鬥爭會，跪在前排的十多個男女地主，被深含階級仇恨的農民打得滿地滾，再後是槍斃人。槍斃了一男一女兩個地主，也是公祭會的控訴對象。
這之後，全鄉各村才展開劃階級成分，也就是土地改革的第二階段工作。劃成分先劃貧農、中農、富農，最後劃地主。辦法是自報公議，民主評定。全村貧農、中農一天就劃完，劃富農雖有面對面的揭發鬥爭，但不激烈，因它是孤立對象。地主階級是打擊對象，沒有一個不下跪、不挨打、不被捆的。其實未劃成分前，誰是地主，已是小菜拌豆腐—一清二白。那為什麼又要劃？就是為了發動群眾，開展面對面鬥爭，以證明土地改革是場你死我話的階級鬥爭！
第一個被劃的地主姓范，五十多歲了，眼晴不怎樣好，村裡人叫他範瞎子。他本人是個勤巴苦幹的老農民，人厚實，話不多，小他十幾歲的老婆範麼嬸是個妖精。那女人嘴巴碎，臉蛋俊，胖胖的一對大奶子，喜歡和年輕人眉來眼去，不知為什麼全成了範瞎子的罪惡？鬥爭會開了一整天，還是過不了關，一個姓彭的幫過他的長工，不依不鐃總說他罪惡未交待清楚。大冬天扒光他的衣服，抬來兩架風糧食的風車對著吹。吹得範瞎子打羅索，一身雞皮疙瘩，仍不放過，又押著他去村邊河裡抓魚蝦。說抓上一斤，才能將功補過。老天爺，大冬天怎麼能抓上？不久範瞎子患了大病，高燒不退，一命鳴呼！到土改建政時，範麼嬸帶著家財正式嫁給了彭單身，日子過的熱活。，
另外三戶地主也吃了不少苦，一個打殘腿，一個打斷肘，住在九里堤上那個何寡母何之媛地主婆，鬥爭時，問她願打還是願罰？她嚇得直磕頭，連聲說：願罰，願罰。罰多少？講去講來，定為五千萬元（舊幣，相當於新幣五萬元）。因她老公是國民黨軍官，臨解放去了臺灣，家裡有兩個女兒。大女兒何琳琳，其夫是國民黨空軍飛行員，49年秋去了香港；小女兒何娟娟，在成都近郊一個城鎮小學教書。故大家深信不疑，免去了一頓皮肉之苦。我把情況向團部作了匯報，受到張區委的肯定：認為此辦法很好，應該推廣。
可是，到了賠退時卻兌不了現，氣得我火冒三丈。問她，為什麼要認？她說怕挨打。但群眾一致說，說她家藏有金銀，裝窮。我很耐心細緻，向她講政策，動員她賠退。她賭咒發誓說，家裡沒有金銀，如匿藏願槍斃。我軟硬兼施，就是沒有。事情鬧成膠著狀態，進不是，退不是，搞得臉上沒點光彩，不知該怎麼辦？
農會一個姓姜的武裝班長，神秘兮兮地向我反映說：何之媛最愛她小女兒何娟娟，只要把她抓起來。何之媛疼女兒，定會交出匿藏的金銀。這武裝班長是個兵痞，除了討好我外，還可以對何娟娟動手動腳。我年輕幼稚，不喑世事，認為是個好主意，立刻寫張條子，蓋上村農會大章，叫兩個武裝當夜把何娟娟押了回來。
何娟娟不足二十五歲，高中文化，白白淨淨，秀麗似花，知書識禮。先初，我耐心向她交待政策，動員她站穩革命立場，與地主家庭劃清界線。她表態，一定按我指示辦事。可一說到賠退，一口咬定家裡沒有金銀，沒法賠。還說，願打欠條，用她教書的工資償還。一次、兩次、三次，次次如此，氣得我咬牙，罵她頑固不化，存心作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縱如此，她還是說賠不出。怎麼辦？我便把她交給武裝隊處理。
一個二十多歲的姑娘，自幼沒吃過苦，天生麗質，弱不禁風，怎受得住一批如狼似虎，沒有文化，沒有教養，所謂貧下中農武裝隊，掀去推來，受盡凌辱。這些人粗魯無比，你擰一把，他抓一下，快把美人胎的她扯成八塊。最後，那個姜班長使出更壞的主意，叫她光腳光腿跪在炭花碴上。天呀，那白嫩嫩的腿，細生生的肉，壓在炭渣上，其疼痛可想而知。不足一分鐘，她疼得叫爹叫媽，其淒慘聲真不忍聞。突然，她披頭散髮，哭著，叫著，跑進我的辦公室，抱著我雙腿哭喊：「黃工作隊，饒命呀！黃組長，救命呀！……」
在這個骨節眼上，是考驗革命者立場的時候，也是我忠不忠於毛主席的時候。房門前站著一大群農民武裝，幾十雙眼晴死死盯著我，那個姜斑長還皮笑肉不笑地看著我的舉動。我該怎麼辦？在前途與立場面前，我只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飛起一腿，向她當心踢去。何娟娟啊喲一聲慘叫，仰面長伸伸地躺在地上。我把嘴上煙頭扔去，手一揮，惡狠狠地吩咐：「拉出去，狠狠地...
寒冷的夜，淒涼的風，痛苦的叫聲不時傳入我的耳際，我久久地站著，心裏不斷在問：我這樣做對嗎？我是不是太過了一點？但我終究沒有去制止武裝們的暴行。後來，團部通報表揚我，說我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唉，偉大的革命，偉大的黨，偉大的領袖，已經將我這隻羊羔灌飽狼奶，當然只有狼性了。在追討地主賠退上，我沒有獲得全勝，但在追繳地主浮財上卻有了意外的收穫。這也是姜班長立的功！
他為了掙表現，取悅於工作組，通過東打探，西打聽，得知另一戶住在村裡姓于的地主，城裡放有不少衣被。這戶地主是烈士於淵先生的遺孀。於淵是民盟地下負責人，臨解放被國民黨特務殺害於成都西門十二橋。於太太為了表示進步，擁護共產黨的土地改革，自願把放在城裡的東西交給農民弟兄。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我們不相信於太太，認為沒有交完存放的衣被，竟然開會鬥爭她。氣得她傷心地在會上哭了起來，說：「你們太不講理了，我放在城裡東西不交出，未必你們敢去搜麼？我既然主動交出，還留什麼？要相信人呀！」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從不相信人。我自知理虧，仍把鬥爭會開下去。
取到的東西放了幾大間屋，在分田前夕全部如數分給全村貧下中農。分到的人笑得嘴都合不攏來，直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土改團萬歲！因為，他們未花任何一點力氣，僅因朝代變更，天地易位，一夜之間就變成了有房、有地的有產階級，是多划算的事情！，鬧啊跳啊高興死了。但沒有想到五年後，毛澤東通過農業合作化的手段，把他們分到的田地全部收回，變成雷打不動的「集體財產」。現在沒有公社了，田地全在政府手中，盤剝遠遠超過封建地主階級，翻了什麼身呢？
分完財產、房屋、衣物、田地，保管室的木櫃中還剩下幾包通江銀耳，這東西不好分。生產委員陳，不知怎樣處理？問到阮主席，阮主席說，誰要給誰。陳說，這是好東西，大補品，他們拿去糟踏了怪可惜。阮徵求我的意見，我說，乾脆大家逗分子買點糖，趁值夜煮來吃算了。
過去聽說過銀耳，知是補品，但未吃過，看也未看過，現在要煮來吃，不知該怎麼弄？管它的，揀來的娃娃當腳踢。陳在傅家櫥房裡將鐵鍋洗淨，把幾大包白黃白黃的銀耳倒在鍋裡，滲水加火煮熬。沒煮到半個時辰，銀耳膨脹到一滿鍋，大家笑著，盛到碗裡，可不怎麼好吃，硬硬地磣口。阮主席道：地主想個他媽卵福，這東西還沒有回鍋肉好吃。
後才聽講，銀耳只能放一小點，用文火燉，至少燉上三兩個小時。我們這些土包子，把幾斤銀耳煮一大鍋，當成煮豬食，怎麼會好吃？飲食是文化，享受是品味，不知掙錢的人既不心疼錢，更不會去使用錢，自然不懂得怎麼吃銀耳，正如毛澤東不懂民主憲政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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