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左）現任特首梁振英（右） （香港電臺、香港政府新聞網截圖）
【看中國2015年10月21日訊】特區政府落案起訴上任行政長官曾蔭權，並且一面強調檢控全無政治考慮，一面又把話題扯到修訂《防止賄賂條例》，可謂雙重煙幕，掩飾了香港律政部門的雙重標準。
當局起訴曾蔭權無疑有其根據，但有否政治考慮，只能信不信由你。反觀律政部門對現任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工程公司UGL四百萬英鎊酬金，事實與法律俱在，卻置若罔聞，若非政治考量，又會是什麼？當局至今未有解釋。
一年前，澳洲傳媒揭露梁振英與UGL私訂合約，內容包括出任該公司的推介人和顧問，並可分兩期收取合共四百萬英鎊的酬金。梁振英其後解釋，該筆款項是UGL收購梁任董事的DTZ後給他的離職酬金。
但問題是，合約清楚訂明拿取酬金的條件之一，是梁於日後充當公司的推介人和顧問。換言之，梁振英的確地位超然，其他公務員及問責官員望塵莫及，唯獨他可以一面做特首，一面收取商業機構的顧問費。梁看來沒有向行政會議申報，只表示沒有提供任何服務。但在任內收取如此巨大費用，若不申報，一句話說「沒有服務」，又如何令人置信？又即使真的沒提供服務，若是秘密收取這筆酬金，隱藏雙重身份，又是否行為失當呢？
根據《紐約時報》的調查，梁振英的一些決策確實與UGL的利益攸關。例如，梁振英上任不久，便委任當時正是UGL董事的錢果豐續任地鐵主席三年。雖然，梁振英強調該任命是按其他政府部門推薦而作出，但UGL由2002年起便和地鐵有密切的生意往來，承辦觀塘線列車維修服務之餘，也夥拍地鐵在澳洲聯管一些鐵路網路，而梁振英與錢果豐在行政會議合作多年，理應知道錢是UGL董事，加上樑與UGL的商業關係，卻依然不加阻止，委派錢出任地鐵主席，難免早被批評為決定失當。
今次曾蔭權被控告行為失當，應該是大家重新思考梁振英收受商業機構巨款是否違法的好時機。值得注意的是，律政司是以普通法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起訴曾蔭權兩項控罪。有別於《防止賄賂條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可應用於一切公職人員，包括特首在內，同時更易入罪，因為無須證明被告索取或收受利益。
這是廉政公署九十年代以來，經過細心研究而不斷運用的普通法法規，用以補充《防止賄賂條例》的不足。根據法庭判例，只要一名公職人員，在擔任公職期間，藉作為或不作為而故意作出不當行為，而沒有合理辯解，再考慮到有關人士公職的責任及偏離其職責的程度，若認定其失當行為屬於嚴重，即屬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由此觀之，曾蔭權所獲兩項控罪，一項涉及他在行政會議審批香港數碼廣播公司的牌照時，沒有披露他租用該公司一名主要股東的住宅物業，另一則由於他提名一名建築師由政府授勲時，沒有表明他聘用該人為其租用物業的室內設計師。用同一個檢控標準看，由UGL董事出任地鐵主席，當然是利好該公司的決定，但梁振英委任前若不申報自己是UGL的受薪推介人和顧問，又無合理辦解的話，是否已屬於失當行為？
UGL只是其中一例。根據報載，前亞洲電視大股東查懋聲是梁振英的客戶，曾通過梁有份的一間公司購買日本物業。未知政府討論電視發牌問題時，梁振英又有否申報利益，若不申報，又沒有合理辯解，又是否故意作出不當行為？
其實起訴曾蔭權，不論罪成與否，不啻是一件好事。因為今次檢控清楚顯示，我們對公職人員的操守要求，不但不容貪污賄賂，甚至行為失當，只要事態嚴重，根據普通法行事，即可定罪，不須等待修改法例。關鍵是律政人員必須再接再厲，一視同仁，不辨親疏，把違規者一網打盡。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