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掌大清海關48年的英國人——赫德(圖)

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網路圖片）

西元1854年的秋天，從香港開往上海的飛剪式帆船「艾奧納」號在南海遭遇了颱風。搭乘該船前往上海的有幾名英國外交部的實習翻譯，其中一位是北愛爾蘭人，前一年剛剛從貝爾法斯特女王學院畢業。這個矮小的19歲青年相貌不很起眼，帶著一副鄉下人看西洋鏡的好奇表情東張西望，在漂泊海上的三個星期裡，他和其他乘客一樣只能吞嚥花生：此後他一輩子都不願碰這種吃食。　　

雖然祖先範•赫德曾是追隨奧蘭治的威廉三世與法國作戰的海軍將領，但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出生時家道早已中落。某天他意外看到了一張以榮譽校長克拉倫登伯爵（時任外交大臣）名義貼出的佈告：英國外交部擬招募一批畢業生前往駐華使館工作，擔任翻譯和隨員。羅伯特馬上報名，並獲得家人的支持。臨行前父親塞給他50英鎊路費：對一個年收入僅有幾百鎊的家庭來說，這已經是相當慷慨的資助了。羅伯特在香港隨港督兼駐華公使包令學習中文，頗受好評，旋即乘「艾奧納」號前往上海。當時他多半不會想到，自己日後將以一個更響亮的名字聞名於世。　　

60年後的1914年，一尊背手含胸的銅像在上海外灘九江路豎立起來，人們從中英雙文的碑銘上讀到他的生平：鷺賓•赫德，前大清帝國太子太保、頭品頂戴尚書銜海關總稅務司，三代正一品封典，雙龍二等第一寶星、花翎；大英帝國聖邁克爾和聖喬治十字勛位獲得者，從男爵—這正是「艾奧納」號上那個羞怯的旅客。　　

赫德曾司掌中華帝國海關48年之久，使這個新機構始終維持廉潔高效的運轉，並把郵政、燈塔和海底電纜引入中國；赫德還是自強運動的要角，以《局外旁觀論》等見解影響和誘導了清政府在軍事、外交領域的變革，於「同光中興」不無貢獻。

然而對這個精通中文、喜愛東方音樂的「洋和尚」來說，「客卿」身份既是平步青雲的基石，也時時帶來困擾。對內，赫德以「中國人民的同胞」自居，以其專業知識與職業態度服務於清政府，獲得「馴順近禮」的稱讚；但他也深深捲入清末複雜的政局，試圖為己尋租，被李鴻章目為「陰鷙而專權，怙勢而自尊」的小人加以提防。　　

說到底，赫德更像是一位現代職業經理人，他關心的主要是關稅收入和經濟秩序穩定，對中國改革的建言、對西方在華利益的監護乃至與英國政府忽遠忽近的關係都服務於這一主題。而缺乏專業人士的困境，使他的任職竟能維持近半個世紀之久，可謂空前絕後。只有在晚清特殊的政治生態下才會出現這麼一位「帝國合夥人」，他的成功不可複製。　　

合夥人崛起　　

剛到中國時，赫德擔任英國駐寧波使館的見習翻譯。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在1858年前往廣州，任駐粵領事館首席翻譯。很快辭去了領事館的職務，參與組建廣州海關。1861年赫德代理上海江海關稅務司，兩年後升總稅務司，開始了四十餘年的海關生涯。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本有「土著」海關建制。乾隆二十二年（1757）確定廣州單口貿易制度後，朝廷即令粵海關統一管理行商交易，征稽關稅。但此際的中外貿易形勢勝於實質，朝廷對「四夷賓服」的滿足感大過從貿易中獲利的衝動，加之擔心洋船蜂集、不便管理，舊海關的技術相當粗率，收入也較少。乾隆末年粵海關每年賬面收入不過110餘萬兩白銀，僅佔歲入的3%。1842年後，單口通商變為五口，朝廷仍以舊海關負責人在新開埠地區籌建新關，並以兩廣總督兼任管理，實質仍是老一套。這五個海關人手既不足，又缺乏統一章程，自然難有業績。　

1853年9月，小刀會起義軍攻佔上海縣城，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督吳健彰縋城而走，江海關衙門也遭洗劫。如此一來，洋商乘機拒納關稅，並向英法等國代表尋求許可。但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認為：取消關稅將在各國商人間引起惡性競爭，對市場穩定不利；清政府與歐美各國關係尚處於微妙階段，明火執仗地侵害中國利權會帶來衝突。為體現公允，英法美三國領事決定在租界成立一個具有國際色彩的新機構，「暫代」癱瘓的江海關執行關稅徵收和緝私任務；作為回報，兩江總督怡良批准洋貨只繳納一次進口稅，在內地流通不必另行納稅。

1854年7月，新的江海關在蘇州河北岸掛牌辦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國駐滬代理副領事、22歲的李泰國（Horatio Lay）之手，規定：英法美三國領事每人可推薦一名外籍人士擔任稅務司（最初為領事代表），由他們組成關稅管理委員會，作為單一體聯合行動；稅務司可以自由調閱、核對海關文書賬冊，所有公文非經其副署不得公布；任何裝卸貨物准單、稅款收據、結關准單或其他正式文件非經稅務司副署，不得簽發或使其生效。1855年，李泰國本人成為江海關英籍稅務司。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因為通商口岸增加到15個，李泰國竭力說服新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把江海關制度推廣到其他商埠，獲得恭親王首肯。1861年，總理衙門正式委任李泰國為海關總稅務司，統領各口岸新設海關。

但李泰國自我感覺過於良好，在上任之初就捅了大簍子：恭親王委託他在英國購買一批蒸汽艦船、「協剿」太平天國，李泰國卻企圖搞一個「英中聯合艦隊」，讓中國人出錢雇佣英籍官兵操縱外購艦船，聽命於他本人。朝廷當然不能容忍這種野心，1863年11月李泰國被解職，留在北京替他代管日常工作的赫德因禍得福，接替了其職務。這一年赫德不過28歲，已經由清廷加按察使銜、成為三品大員；1869年又晉級布政使，官階從二品。

與驕橫輕狂的李泰國相比，赫德從少年時代起就形成了謹慎溫和的個性，他在上任之初致信各口岸稅務司，要他們對中國官員以禮相待，並敦促本國商人服從管理。在注重禮儀和形式的中國官場，這種謙卑的姿態當然吃得開。

不過排除形式上的客氣，「中國海關」本質上是一個國際化的獨立王國，人事、行政權力都由外籍僱員掌控。1865年全國14個新關共有報檢員以上中高級僱員71人，其中英國人46名，美國、法國人各9名，其餘德意志人5名，丹麥、瑞士人各1名。英語是海關內部的工作語言，一切報表、公文都以英語起草。為防止舞弊，赫德對各地分關實行垂直統一領導，進出口貨物須按章徵稅，申報、查驗、估稅、審核、徵稅、交款直至驗放各個環節都有相應章程作為依據。中國政府既無從插手、又不通內情，使得海關意外保持了高效和廉潔，與清廷的顢頇腐敗形成鮮明對比。

朝廷之所以能容忍赫德大包大攬，和1850年代以來國家財政的動盪不無關聯。太平天國戰爭之前，歲入大宗來自田賦，每年收支大致相抵，清廷自不會對僅佔歲入3%的關稅太過上心。但席捲16個行省的「髮匪」在起事第一年就耗盡了戶部存銀，加之作戰省份無法解撥京餉，中央財政事實上已經癱瘓。與此相反，伴隨通商口岸的增加和管理規章的建立，洋稅收入逐年見增，成為一項規模可觀的財源。和名目繁多、操縱在地方督撫之手的釐金（內地商業稅）相比，關稅的來源更為清晰，中樞自可以更方便地掌控。鑒於赫德「雖系外國人，察其性情，尚屬馴順，語言亦多近禮」（恭親王語），朝廷也就不打算插手他們完全不熟悉的海關業務，以免引發財政動盪，而讓赫德的人馬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於是，從1865年到1875年，海關歲入由白銀830萬兩穩步增加到1200萬兩，1885年更增至1450萬兩；而當時的賬面歲入不過銀6000萬兩左右，洋稅已佔近20%。第二次鴉片戰爭後賠償英法的1600萬兩軍費即由關稅收入撥出。

1866年後，對外賠款已經付清，六成洋稅便由朝廷分撥給各省，用於中央直轄的自強事業。如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及船政學堂、天津機器局、長江口至南京下關等9處炮臺以及後來的京師同文館、幼童赴美留學等項目，經費均來自海關。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後，朝廷又從六成洋稅中每年撥出400萬建設海防。左宗棠在西北用兵所耗1470萬兩的英國貸款也系以關稅作為擔保。

自強運動的參謀　

除去徵收關稅外，赫德還根據實際需要不斷擴大海關的附屬職權。1868年他下令在海關體制內成立海務部，負責勘測水文、疏濬航道、繪製航行圖表、制定航行規程、建築燈塔以及其他助航設備、港區規劃管理、航行氣象保障等工作。中國第一批燈塔、引水船以及保證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標、信號燈便是在這個海務部主持下修建，到1911年為止共設置燈塔及引水船180座/艘，航道浮標和信號燈250具。　

同樣在1868年，第一艘海關緝私艦開始執行任務，1887年又在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了3艘鋼製蒸汽炮艦，專事打擊海盜、海上緝私以及查禁從新加坡到中國的鴉片貿易。1887年10月，海關關艦「福州」號成功鋪設了從臺灣淡水通往福建廈門的中國第一條海底電報電纜線。1896年，朝廷又批准開辦全國郵政，由總理衙門管轄，以赫德總司其職。

比這更值得一提的是赫德在晚清自強運動中的角色。早在1865年，他就以一篇洋洋4000字的《局外旁觀論》向總理衙門提出建言，直指中國「內情壞而外情險」、「文武各事之行盡屬於虛」的現狀，提議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精練海陸軍、派遣駐外使節、興辦工業，如是必能使「民化而國興……無難為萬國之首」。這番謙卑而不失尖銳的策論，後來成為總署向各地督撫徵集整頓海防建議的引子之一。而朝廷對《局外旁觀論》的第一項積極回應，便是批准赫德在1866年帶5位中級官僚和同文館學生赴歐考察，此即晚清第一個遣外使團斌椿使團。

僅僅充當高談闊論的清客並不能使赫德滿意，他希望在自強運動推進的過程中強化自己的重要性，甚至為整個革新事業充當設計師。1874年臺灣事件後，總署組織各省督撫展開海防籌議，決定外購歐洲艦船、編練新式海軍。嗅覺靈敏的赫德察覺到商機，馬上電令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James Campbell）調查阿姆斯特朗公司正在研製的新型炮艇，並把技術資料傳給了主持海防現代化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赫德宣稱，新炮艇噸位雖小，卻可以擊沉日本的鐵甲艦，價格也較低廉。李鴻章考慮到這種小艇對防守海口頗有幫助，在1875年訂購了4艘，1878年、1880年又分別增訂4艘和3艘，即著名的「蚊子船」。1879年，又是在赫德操辦下，李鴻章以65萬兩白銀的價格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訂購了2艘鋼製無防護巡洋艦，這就是北洋海軍最早的兩艘巡洋艦「超勇」和「揚威」。

或許是這一切進行得過於順遂，赫德竟也和當初的李泰國一樣做起了「包場」中國海軍之夢。他仿照自己治下的海關設計了一個「海防總署」的框架，由總理衙門直轄，赫德本人兼任總海防司。然而這個計畫幾乎遭到一切勢力的反對：歐洲各大造船廠不願使赫德壟斷軍火掮客業務，紛紛派代表直接前往中國，與各地督撫聯絡；津海關稅務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則為自己的母國德國造船廠招徠生意，價格更加優惠。更要命的是，李鴻章最擔心赫德的「熱心」會損害他本人對海防事業的主導權，便授意幕僚薛福成在1881年致函總理衙門，抨擊赫德「為人陰鷙而專權，怙勢而自尊，雖食厚祿，受高職，其意仍內西人而外中國」。「總海防司」之夢最終胎死腹中，赫德舉薦的北洋水師總教習琅威理也在1890年被迫辭職。

催生「門戶開放」

在外交觀念上，赫德與19世紀中葉的英國政治家高度一致。他們厭惡成本高昂的大陸業務，喜歡藉助貿易、宗教等柔性手段感化非西方國家的政府和民眾。在這種觀念驅動下，赫德成了總理衙門的兼職外事顧問，處心積慮避免其他大國徹底瓦解中國。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後，海關關艦「飛虎」號在臺灣海面為燈塔運送補給時遭法國艦隊扣留。後者致函赫德，稱只有接到巴黎的命令才能將「飛虎」號送回。赫德擔心戰事蔓延會帶來更糟的政治經濟後果，當即致電金登干，要他以中間人身份和法方接洽，名為索還「飛虎」號，實則試探媾和的可能性。1885年1月，金登干在巴黎與法國總理兼外長茹費理會面，帶去了由赫德草擬的五項談判條件；2月底，赫德在北京說服總理衙門同意在賠款和越南問題上讓步，金登干-茹費理會談隨之轉為中法官方的正式接觸。4月4日，金登乾和法國外長畢樂在巴黎草簽停戰協定；6月9日，雙方又以該草約為基礎正式簽署了《中法會訂越南條約》：這是赫德的「業餘外交」最著名的一項業績。　　

有趣的是，赫德與駐華英國使節之間的關係頗為尷尬。1869-1882年任駐華公使的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相當不喜歡赫德，1876年《煙臺條約》談判期間，威妥瑪三番兩次以開戰為要挾逼迫清方讓步。赫德認定他的太極功夫比武力恫嚇遠為有效，主動出面斡旋，促成雙方簽約，私下卻被威妥瑪罵得狗血淋頭。威妥瑪的後任、老資格外交家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同樣屬於對華強硬派，對赫德不無微詞。倫敦倒是對赫德的工作頗為欣賞，巴夏禮在1885年去世後，英國外交部發表了由赫德繼任公使的任命。後者考慮了兩個月，最終拒絕了這項美差，他私下告訴好友、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W A P  Martin），自己和中國政府關聯太深，一旦成為公使，任何決定都會被英國輿論攻擊為軟弱，落得個吃力不討好；況且海關內資歷、才幹僅次於他的德璀琳是個德國人，一旦他本人離開海關，這個獨立王國就會被德國人佔據，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　　

然而，事情在甲午戰爭後起了變化。1896年赫德在為清政府洽談英德兩國銀行的1600萬英鎊借款（為挽救對日賠款後瀕臨崩潰的財政）時，注意到法俄等國代表遠不似十年前來得客氣。

赫德注意到港英當局關閉了他設在新界的稅關，意識到倫敦也捲進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大為擔憂。這種新趨勢顯然不符合他本人篤信的1850年代外交思維，為了加以抵制，赫德把自己的擔憂告知了江海關稅務司何璧理（Alfred Hippisley），後者在前往美國度假時，把赫德恢復「利益均沾」原則、反對滅亡中國的意見傳達給了密友柔克義（WW Rockhill 後曾任駐華公使）。柔克義當時是美國駐塞爾維亞公使，國務卿海約翰對他信賴有加，在柔克義提議下，海約翰於1899年發出了著名的「門戶開放」照會，呼籲列強保持中國的經濟自由和政治穩定，避免因瓜分中國發生直接對抗。 「門戶開放」作為20世紀上半葉美國對華外交的指導大綱，在後來的歷史中作用突出。這可以說是赫德「業餘外交」結下的意外果實。　　

1854年以來，赫德始終長居中國，只有在1866年和1878年兩次歸國省親。不過進入1907年，他的日子變得相當難過：多年助手和密友金登干病逝，正在推行「新政」的清政府則打算收回關稅管理權。赫德本人多年來飽受背痛和關節問題困擾，與子女關係也不睦。這年冬天，這個72歲的老人上書朝廷要求「請長假」，獲得了批准。1908年4月13日，赫德乘火車離京，人們在他的辦公室裡找到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上午7時，鷺賓•赫德走了。」他再也沒能回國銷假，於1911年9月20日病逝在白金漢郡家中。20天後，武昌起義爆發，清王朝轟然崩塌。江海關為紀念他們的領袖，在1914年為赫德打造了那尊著名的銅像，這個低頭含胸的英國人在九江路繼續「站」到1942年，被對英宣戰的日軍拆毀熔化。它在中國只存在了28年，比現實中的赫德還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