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的批鬥會,紅衛兵們殺氣騰騰。(網路圖片)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等地相繼出現紅衛兵或造反派打死人的大字報,公安部長謝富治竟然這樣指示公安干警:「好人打壞人活該」,「民警要站在紅衛兵一邊,主動提供管片內黑五類分子的情況」。這意味著,公安部門不會追究紅衛兵造反派打死黑五類分子這樣的事。
當時傳來一個更為恐怖的消息,搞得我們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大興縣公安系統傳達了謝富治的講話後,開始有組織、有計畫地對黑五類分子進行集體殺戮,宣布黑五類家庭成員要殺光斬絕,一個不留。從八月底開始,大興縣有十幾個公社大開殺戒,其中以大辛莊公社的殺人最瘋狂。這個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成為兇惡的殺人魔王,親自用鍘刀鍘殺了十六人,被他鍘死的人都塞進一口深井裡,快被塞滿了,他自己也緊張得癱倒了。大辛莊公社黎明大隊把殺死的人埋在村北一片葦塘裡,後來乾脆用繩子套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的脖子上,連勒帶拖,到了葦塘人也就斷氣了。慘無人道的公社及大隊幹部,在幾天內先後殺害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屬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多戶被殺光。
1967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將鎮壓和專政的對象擴大到二十一種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份子,勞動教養人員、刑滿留場就業人員、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人員、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特分子、刑滿釋放人員、解除勞動教養人員、投機倒把分子、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屬。該規定要求,這些人不准外出串連,不許改換姓名,不許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不許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
湖南省道縣縣委書記熊丙恩,以縣文革領導小組的名義召集各地區和各公社黨委負責人會議,提出將原來的貧下中農協會改為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宣稱:「地富反壞右以及二十一種人現在都活動起來了,正在向新生的革命政權猖狂進攻,你不殺他,他就要殺你。殺人的問題是民主革命的補課。……農村殺人,只要貧下中農討論通過就可以了。」
道縣各公社黨委、人民武裝部、無產階級革命派,在黑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就是反革命分子,殺反革命分子天然合理的理論指導下,有組織有計畫地集體進行大殺戮。道縣的縣城和農村到處張貼著「斬盡殺絕黑五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標語,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佈告。從1967年8月中旬開始,歷時兩個月,全縣採用槍殺、棍打、刀殺、炸死、活埋、沉水、丟岩洞、繩勒、火燒、摔死等多種殘酷手段,活活殺死黑五類分子及其家庭成員4千多人,被迫自殺的300多人,涉及全縣36個公社、2700多戶。
聳人聽聞的濫殺無辜也普遍在道縣所在零陵地區蔓延,全區籠罩在紅色恐怖之中。寧遠縣共殺掉黑五類分子一千多人,人數在全地區排名第二位。寧遠縣曉睦塘公社黨委書記李遠生,召集曉睦塘大隊幹部開會,要求將黑五類分子殺光殺絕,不留隱患,斬草除根。於是,幹部們將全大隊地富及其家小共六十多人集中起來,統統推入地窖活埋,成為零陵地區大隊一級的殺人冠軍。零陵地區其餘各縣市也殺了幾千人,被殺者的年齡,最大的有七十多歲,最小的僅十天,其中被殺的未成年人有八百多人。
集體殺害黑五類和無辜平民的腥風血雨在湖南省各地迅速蔓延:江華縣殺害了近九百人,江永縣先後殺了三百多人,雙牌縣殺害了三百多人,祁陽縣殺害了二百多人,永州市幾天內殺掉一百六十餘人,南山縣殺害了一百四十多人,新田縣有十八個公社召開了萬人大會或殺人現場大會,四十天內先後殺掉六百多人。
湖南省的這股集體殺人風,很快就刮到鄰近的廣西全州縣。三江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在十月初召集的會議上煽動說:「湖南道縣的黑五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些黑五類分子,我縣斜水公社也在開始行動了。」他主張:「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黑五類的子女一個也不留下,否則是個禍根。」從十月三日凌晨二時至下午三時,黃天輝帶著民兵把地富分子及家人捆起來,押往黃瓜沖山上的萬丈無底洞坑口;地富分子及家人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殺氣騰騰的民兵推下無底洞。這場喪心病狂的行動,集體殺害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地富子女五十五人;最慘的唐正伯一戶被摔死九人,另有被迫上吊、投河自殺的各一人。
廣西靈山縣竟然提出要建立一個「沒有地富階級的社會」,文革期間共打死、逼死三千多人,其中地富及子女佔二千多人。該縣全家被殺絕的,粗略統計有五百多戶。看到這些信息和數字,任何一個善良的人,都會在心靈深處受到強烈的震撼,這真是一場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夢!其濫殺無辜的瘋狂和血腥的程度世所罕見,超過了當年的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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