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死亡稅率 中國還有死亡利率和死亡吏率(圖)

除了死亡稅率，中國還有死亡利率和死亡吏率。（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7年1月2日訊】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如此看來，中央已經認同企業稅負較重的看法。我們先看看中國的宏觀稅負。宏觀稅負是指一個經濟體的政府全部稅費收入佔GDP的比重。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6,708億元。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52,217億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43,088億元，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42,330億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560億元。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實現利潤23,028億元。這裡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包括了國有土地轉讓收入3.25萬億元。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當中一部分上交給財政，即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後者佔前者的11.1%。

一個正常口徑的宏觀稅負應該納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和國有企業利潤。國有企業利潤本來歸國有企業的出資者即政府財政所有，也就是屬於財政收入。至於政府把89%的國有企業利潤留給國有企業使用，那相當於政府支出其財政收入，把這部分財政收入轉移支付給國企。

計算這樣一個正常口徑的宏觀稅負時，就是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以及國有企業利潤加起來除以GDP。由此可以得到2015年中國正常口徑宏觀稅負為38.5%。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門擁有「三亂」收入（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隨著中國經濟增長趨緩，這種「三亂」抬頭的問題是存在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越是拮据，「三亂」問題越會變得嚴重。完全有理由保守估計地方政府的「三亂」所獲佔GDP為1.5%，那麼寬口徑宏觀稅負還會增加1.5個百分點。這種估算是有道理的，「三亂」的規模是不透明的，但不會少。地方政府通過「三亂」，實際上從GDP中繼續抽取了大量的資金或者佔用其它資源，相當於繼續徵稅。於是，2015年寬口徑宏觀稅負佔GDP的比率，至少為40%。

中國由於以間接稅為主，宏觀稅負中大多數稅負是由企業承擔。但是民營企業絕大多數在競爭性行業，掙紮在競爭劇烈的「紅海」當中，其產品所面對的需求彈性大，民營企業難以轉移稅負。目前一些學者認為民營企業稅負是間接稅，就容易轉嫁稅負，這種看法無疑是錯誤的。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正常經營的企業而言，也許能夠承受一定的稅負水平，但是加上社保費率問題、融資問題、債務問題以及經濟週期的影響問題、甚至地方政府部門騷擾等等，就會使得民營企業無以為繼。由此看來，民營企業稅負不僅僅是一個反映其絕對納稅額的絕對概念，也不僅僅是反映稅額佔營業額、淨資產或者淨利潤某個比例的相對概念，它也是一個需要綜合考慮其它企業成本的相對概念。

目前很多民營企業同時承受著稅費負擔、社保費率、融資難、債務負擔以、經濟週期影響問題以及地方政府騷擾問題。這些方面的減負或者局面改進，對民營企業的生存發展均能發揮正能量的作用。最近著名財政學家李煒光教授在講一家著名民間智庫的論壇上談到「死亡稅率」，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得到民營企業階層的幾乎一面倒認同，與財稅部門的聲音幾乎對立。李煒光教授指出，中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過高，過高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死亡，相應的稅率或可以叫「死亡稅率」。李教授的意思是，如果讓民企按照規定的稅率老老實實交稅，基本上處於死亡的邊緣，這就叫「死亡稅率」。

其實，民企的慘景不僅僅限於「死亡稅率」，很多民企還面對著「死亡利率」，甚至「死亡吏率」。

大量民企依賴借民間高息貸款生存。如果是短期貸款，還能撐一撐，累計金額大了，借入時限長了，就是要它們死的「死亡利率」了。

此外，經濟增長趨緩之時，地方政府部門尋找增收的需要增加。如果一個地方政府部門來騷擾，還可擋一擋，化解化解。如果多個地方部門來騷擾，那就面臨「死亡吏率」。「死亡吏率」是指參與騷擾的地方部門佔全部政府部門的比率達到一定程度時的比率，比率大了，騷擾次數多了，騷擾力度大了，民企也就死定了。

「死亡吏率」問題由於近年來的嚴厲反腐，應該不會特別嚴重。但是這種問題在局部地區出現過。幾年前瀋陽出現過多個政府部門聯合執法，到了哪個店舖，哪個店舖就倒霉。重則關門，輕則罰款。據說在中部地區一個城市，去年曾經把一批民營企業家關起來，下達補稅指標，補完即放。

在一些財稅收入和GDP事實上嚴重下滑的地區，應該要嚴防出現「死亡吏率」的冒頭和蔓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