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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歲月那些人:軍官大院的孩子(圖)

 2017-10-23 09:4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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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院
尋常巷弄(Adobe Stock)

【看中國2017年10月23日訊】這些年來,我看過太多的文字,或者是影視作品,大都是描寫文革那段往事的。說實話,我所以寫下這個系列,我沒有絲毫的要承擔什麼社會責任或者義務的想法,但是,我敢保證這些文字是一些往事的忠實記錄。當然,它不可能不包含著我的思想,我的感情。所以,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實際上我是對自己的一種傷害,因為我揭開了心中最不願揭開的那一切。

在小巷的東頭,是一個部隊家屬居住的大院,用兒時的眼睛去看它,那是一個很大的院落,而當今天的我數次走過這裡的時候,突然感覺,它其實很小很小。大院有著高牆,高牆上端插滿鋒利的玻璃碎片,顯然是為了防止人的攀爬。這是一棟青石的三層樓房,看起來洋氣而格致。

我一直也沒搞清楚,這座大院到底住了多少戶人家。按照我的判斷,不會低於10戶人家。平時大院的門口總會有衛兵守衛。那些兵蛋子並不苛刻,對待我們這些外來的孩子,也基本屬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座大院裡,有我三個同班的同學。出於對當事人的尊重,我隱去他們的姓名。兩女一男。他們的父母都是部隊的軍官

其實軍人的孩子,並不清高,他們和我們一樣具有野性。所以,在多數時候,他們很少呆在那個封閉的如同軍營一般的大院,更多的時候,願意走入小巷,和我們一起肆無忌憚的開心玩耍。

但是,軍官的孩子,舉手投足,必然帶出一些優越感。所以,我們與他們其實是始終有一種距離的。我同班的這三個同學,據說父母的官都做的很大,到底多大,誰也不清楚。再說,那個年代人們不太習慣關心他人的私生活,或者是隱私。那個叫林麗的,在我的記憶裡她就一直坐在班長的位子上,看起來是一個很嬌氣的女孩。她總是試圖給我們留下高傲的印象,可是很不成功,我們在大多數時間裏,很少和她玩在一起,所以,她其實一直被我們同學孤立著。

對於她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文革期間,批鬥我們那個頭髮花白的校長的時候,她的臉都憤怒的變形,然後飛起一腳狠狠地踢在了校長的屁股上。那一年我們才四年級,一個四年級的孩子能如此,也算是足夠讓人驚訝的。

那一腳徹底改變了我們對林麗的印象。文革結束後,我們小學同學的一次聚會,唯獨她沒到,席間有的同學就直言不諱,為了那記憶深刻的一腳,林班長也不敢來。其實,我們都是一些棋子而已,誰之過?

但是,有關林麗的命運卻足夠讓我們唏噓不已。文革後期,她那個紅極一時的軍管會代表的爹,因為站錯了隊,而被剝掉一身軍裝,全家被遣送到了遼西的一個偏遠的山村。而林麗和我們這些成千上萬的上山下鄉大軍一樣,在廣闊天地了進行了若干年的「修理地球」工作。在命運的鏈條上,我們或許注定躲不開那一個環節,當我再一次見到林麗的時候,已經是一九九四年的那個夏天。

完全是一個意外。我和幾個朋友正在一家酒店舉杯小酌,我聽到有人在喊「林麗」,因為對這個名字我有太深的印象,所以我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身材窈窕的女人款款走過大廳,我遠遠望著背影,一稀長發披肩。哥們看我望的出神,打趣道:「遇到了舊相好?」我說:「不是,這是我的一個小學的同學的名字,會是她麼?」她們在距我有十幾米的另外一張桌子上,兩男兩女在吃飯。因為這個叫林麗的女人,始終背對著我,我不敢斷定。所以,我藉故去洗手間,特地從她們身邊經過,我仔細打量了這個叫林麗的人,眉目依舊,果然是她。我沒動聲色,回到自己的酒桌上,倒滿了一杯酒,起身來到了她們的桌邊,她們甚至有些驚訝我這個陌生人的唐突。但是,林麗根本沒費勁就認出了我。寒暄客套,都無法遮掩我們一晃而過的歲月所帶來的滄桑。她告訴了我,在遼西北她生活了近十年,後來考入省內的一所大學,而她的父母都相繼在那裡過世。如今她在這座城市的一個房地產公司,做銷售業務經理。和所有的人一樣,為人母,膝下有子,日子還很開心。我們互留了電話,道了珍重,我要離開,她突然對我說:「你還記得當年我踢過我們校長一腳的事情麼?」我點了點頭,她很鄭重的告訴我,後來在我們家臨下鄉前,我去給他道過歉,他原諒我了。我的心裏有一種酸楚的感覺:何必呢林麗,你何必道歉?應當道歉的是那個曾經發瘋的時代,是它誤導了我們。很多年以後,我看到了馬丁·路德揭批教皇十世買賣赦罪符的文字記載,這個無畏的教徒,用一種肝膽相照的赤誠,毫無畏懼的挑戰了教皇不可一世的尊嚴,把教義信仰,徹底還給了真正的信徒。我們,曾經都是那個罪惡的「赦罪符」買賣中的參與者,我們最缺乏的就是馬丁·路德的赤誠和無畏。

我不知道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都在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但是,我知道這個匆匆的舞臺,不是所有的過客都可能留下記憶。我們甚至無聊到就像《等待戈多》中的兩個無聊之極的流浪漢,沒有人知道我們在等待什麼,也沒有人知道我們會等到什麼。2001年的秋天,我聽到了林麗因為車禍而去世的消息,那是一次旅遊途中的意外,讓一個生命的符號,戛然而止,猝然落幕。

大院的另外一個女孩子名字很男性化,叫張力。這是一個我記憶深處非常清晰的女孩子,她個子很矮,眼睛很大,人非常活潑開朗,在我的記憶裡,她是一個最早走出大院走到小巷裡和我們瘋成一片的。她的父親時任軍分區副政委,應當是不小的「官」。但是,她很少蝸居在那個爬滿常青籐的院落裡,用她自己的話說「在那裡不開心。」她無拘束的性格很快就讓她成為小巷裡最受歡迎的軍官子弟。而且她隨性的性格也確實讓我們佩服,走到誰家,碰到吃飯,只要人家招呼她,她一定不客氣。如今,她在一所部隊醫院當護士長,性格依然不變,走到哪裡都會有著她的笑聲和快言快語。她是我們那時候,最拿她毫無辦法的人,她幾乎給全班同學都起了外號,所以,即便是現在見面,說起往事,在她的嘴巴裡你也休想聽到自己的大名,基本全都是綽號。

性格開朗的人,注定會在這個世界上稱為最幸福的人。張力就是這樣,她在文革後,並沒有依仗他的父母,而是隨著一群同學嘻嘻哈哈的去了昭烏達盟,「毛主席的教導記心懷,一生交給黨安排,笑灑滿腔青春血,喜迎全球幸福來……」用她自己的話說,她有著男孩子的性格,所以,下鄉的日子,她幾乎和男同學一樣,她告訴我們,飢餓的時候,她偷過老鄉的鵝,說到高興處,她用手比劃著:「我上去把鵝的脖子一扭,它就沒了氣,然後我就把它塞到書包裡,帶到點裡大家開葷。」我甚至能想像出,一個女孩子那一瞬間所表現出來的「凶殘」。她在鄉下呆了四年,後來還是爹媽動用了關係,強令把她送進了軍隊的醫校,用她的話說「老爸老媽還以為我能為他們弄個南丁格爾讓他們臉上有光呢。」我一直認為張力是我小學同學中最優秀的女性。所以,她的生活看起來十分安逸快樂。而在非典的那一年,她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工作在最危險的地方,卻沒被傳染,也是個奇蹟吧。我們依然保持著聯繫,偶爾一個電話,先傳來的一定是她爽朗的笑聲。她的先生是一個駐外使節,她生有一對女兒,如花似玉。

大院裡的男孩子,名字叫付軍,是一個在當時就身高足以超過我們的傢伙。就像林麗常年把持著班長的職務一樣,付軍好像是我們一成不變的體委。班級的任何活動,或者是組隊,都是他站在前排喊號子。有的時候我會覺得,一個人要走什麼樣的路,或許就是上蒼的,冥冥之中的一種安排。

付軍死於1998年,死的很慘烈。週身挨了十幾刀,刀刀致命。死的很不光榮,為了毒品。據說後來的付軍因為吸毒無法自拔,行容枯槁,如同行屍走肉。他是我小學同學中唯一一個走上這種不歸路的人。

少年的付軍為人豪爽,只要他手裡有一塊餅乾,他一定會掰一半給你。小時候,男孩子們最喜歡的是打架,打群架,而每當這個時候,舉著磚頭衝在最前面的一定是付軍,那時候就有人定義他為「亡命徒」。用張力爸爸的話說,這孩子如果不是個人才,將來一定是個混蛋。不幸被那個將軍言中,付軍最後成為了一個混蛋。混蛋的不折不扣,混蛋的令人生畏。據說付軍的父母過世的都比較早,他一直跟著做將軍的爺爺生活,而爺爺對這個孫子疏於管教,終於釀成了他無法無天的性格。當他的親人們發現這一切,試圖挽回的時候,木已成舟,人已定型。

原本他是因為過失傷人而入獄五年,出來後遇人不淑,獄友們拖著他,很快他就學會了與毒品打交道。這個時候的付軍已經是人生瀚海中隨波逐流的那片樹葉,他已經無法把握自己。對毒品的依賴,讓他的親人們萬念俱灰,大失所望。

付軍終身未婚,而暴戾的性格,讓他最後成為孤家寡人,所有的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樣遠離他。受不了他伸出手向你借錢,然後用來在煙霧繚繞中尋找著虛無飄渺的快感。我一直再也未見到他,直到聽到他的死訊。

2003年的那個寒冷的冬日,我沿著小巷一直走到軍官大院,裡面的藤蔓在冬日裡散漫著一種枯黃,大院似乎一切都沒變,但是,已經看不到門前威風凜凜的衛兵,在城市高樓大廈的掩映之下,這座曾經的軍官官邸,顯得破敗而灰暗。

小巷裡不知道是誰家的音響,聲音開得很大,一首歌透過冬日封閉的門窗,頑強的飄灑了出來:

「有人說人生是個美麗的錯……」

我沒有感受到美麗,但是,我咀嚼到錯誤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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