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7年12月10日訊】從2019年開始，美國的公司稅將從35%大幅降低至20%，同時，家庭和個人的稅率也會降低，持續至2025年；日本政府正在討論將積極加薪和投資的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德國2017年1月宣布對稅制進行徹底改革，通過減稅政策每年為企業和經濟發展減負150億歐元；英國一系列減稅政策已於2017年4月新財年生效；法國今年7月宣布，2018年該國強制性徵稅金額將減少約70億歐元；而印度也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
不過，在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劉遠舉看來，中國可能很難在減稅行動上隨大流，這背後很大層度上是政治治理所決定的。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約佔全部財政收入的60-70%，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則只有30-40%，也就是收入四六開；在支出端，地方政府的責任也是四六開，但是這個時候是地方出大頭，中央出小頭，所謂「事權下放」。為瞭解決地方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中央政府引入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制度，用於對地方的支出提供資金。分稅制的核心規則可以歸為一句話：稅收分兩塊，中央拿大頭，地方沒錢，再還給你。這就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掌握。
所以，從國家治理層面，中國也需要國家掌握更多的財力，以實現國家內部的穩定。這也需要更高的稅收水平。與此相比，美國並不需要這種模式，它本身就是一個國家權力相對分散的國家，各州有立法權。地方事務有各種政治層面的協商去完成。稅收對於國家權力架構，國家政治穩定，作用顯然比中國小。由此可見，中國的稅收必須要以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為前提，這種結構性的差異使中國很難減稅。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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