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認為，應該將人法建立為新的平衡點，使其成為新的是非善惡標準，以代替天道。（圖片來源：公用領域）
十四、法家之術
上文說了，法家的目標是以人法代替天道，來建立以人代天的魔性社會。而以人法代替天道必須依據強大的「勢」，保障人法的強力執行，同時使人法成為天下唯一的準則，所以必須使天下一切權勢都集中在君王一個人手中，使人法與君王合一。
韓非說：將一尺長的樹木立在高山上，就可以俯視千仞深的山谷，這並不是因為樹木本身高，而是因為它的位置高。桀做了天子，能夠控制天下，並不是因為他賢能，而是因為他的權勢大。千鈞重的東西有了船就可以浮起來，而幾錢輕的東西沒有船就會沉下去，這並不是因為千鈞的重量輕而幾錢的重量重，而是因為千鈞的東西有了托力而幾錢的東西沒有托力的緣故。所以短的東西能夠俯視高處的東西，是靠了它的地位；小人能夠制服賢能的人，靠的是他的權勢。
飛龍乘雲，騰蛇駕霧，憑藉的是雲霧之勢，若雲霧消散，那飛龍與騰蛇就與蚯蚓沒什麼兩樣。當堯還是平民百姓時，連三個人都管理不了；而夏桀做天子後，卻可以搞亂天下。所以我從中明白，（治理國家）應該依賴於權勢，而不要依靠什麼賢德與智慧。
父母對待子女，希望子女平安順利，遠離犯罪。而君主對於民眾，危難時要他們拚死作戰，安定時又要他們盡力耕作。父母懷著深厚的愛，希望子女平安順利，但子女卻不聽父母的話；君主對百姓沒有仁愛之心，要求民眾為自己拚死出力，卻能夠行得通。明君懂得這些道理，所以拋棄仁愛之心，而只增強威嚴之勢。
百姓都是屈服於威勢，而很少能被仁義感化的。
法家是完全反道德人性的，必須依賴強權暴力，依靠強大的勢才能得以上位，這是法家的基礎和保障。法家要達到人法與君王合一，成為天下唯一準則，以代替天道，所以天下權勢必須集中於君王一身，絕不允許有第二個掌權人的存在，以保障人法絕對、唯一的地位。
韓非說：道與他所生的天地萬物不相同，秤與它所稱的重量不相同，君主與他的臣下不相同。道是獨一無二的，所以稱為「一」，君主應該效法天道的獨一無二。
要時刻繃緊你的弓弦，防止一個窩裡出現兩隻公雞，否則將鬥得不可開交。豺狼在羊圈裡，羊就不會增多。有兩個人當家，事情就不會成功。
君王獨斷專行，才能稱得上是王。
那麼它又是通過什麼手段達到集天下一切權勢於君王一身的呢？首先是通過玩弄權術控制臣下，讓臣下絕對服從。
韓非說：做君主的，要像經常劈削樹木一樣整治臣下，不要使樹木枝葉茂盛。樹木枝葉茂盛，將會充塞官府，私門將會富實，公門將會空虛，君主將受矇蔽。經常劈削樹木，不要使樹枝向外伸展，樹枝向外伸展，將會威逼君位。經常劈削樹木，不要使枝粗干細，枝粗干細，將會經不住春風，經不住春風，樹枝將會損害樹心。
韓非說：君主不要顯露他的願望與意圖，君主顯露了他的願望與意圖後，臣下就會根據君主的意圖進行自我掩飾與偽裝，就看不清他們的真實面目。君主只有不展示自己的好惡，臣下才能展現自己真實的一面。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要用來思考，使萬物尋找自己真實的位置；有能力也不要作為，以觀察臣下的辦事能力；有勇力也不要表現出來，讓臣下充分發揮他們的勇武。因此，君主不使用智慧而能明察，不發揮能力卻有功績，不表現勇力卻擁有強大的武力……所以說，君主什麼事都不表現好像沒處在君位上，君主神秘莫測臣下根本捉摸不透。君主在上面無所表現，群臣在下面膽顫心驚。
天道隱而不現，如果君主神秘莫測，讓臣下無法捉摸，那就像天道一樣高高在上。君主什麼也不要表現出來，這樣才能在暗中觀察臣下的過失。看見了裝作沒看見，聽到了裝作沒聽到，知道了好像不知道一樣。君主知道臣下的言論主張後，不要去更改他，用他們自己的行動去考察驗證。每個官職只能有一人，不要讓他們相互通氣，那麼一切事情就會暴露無遺。君主掩蓋自己的行跡，隱藏自己的意願，臣下就無法探測；不顯智慧，不露才能，臣下就無法揣度。
君主在聽取臣下的言論主張時，應該像喝醉了酒一樣模模糊糊。群臣動嘴動舌，我卻不先開口；群臣越發動嘴動舌，我就越發裝得糊里糊塗，讓他們自己去爭論、去分條縷析，我從中得以看清、瞭解他們……君主表示了自己的好惡，則會惹事生怨。所以要隱藏好惡，什麼都不表現出來。君主不和臣民共事，臣民才會尊敬君主；君主不和臣民議事，讓他們自己去幹。君主關閉起門戶來，坐在室內觀察外面，一切近在咫尺，全在眼前。該賞的賞，該罰的罰，根據他們的所作所為，使他們受到相應的處置。如果君主不能夠表現得神秘莫測，臣下就會找到利用的藉口。
韓非讓君主故意表現得神秘莫測，目的是將君主推上神壇，以代替「天」，然後通過與人法的合一，使人法最終代替天道。
韓非說：英明的君主用來控制他臣下的手段，不外乎兩種。這兩種手段就是「刑」與「德」。什麼是刑、德呢？殺戮懲罰的權力叫做「刑」，獎賞的權力叫做「德」。做臣下的都害怕殺罰而貪圖獎賞，所以君主掌握了這兩種手段，臣下就能被控制住了。但是奸臣卻會利用君主手中的權力殺罰他們所憎惡的人，利用君主手中的權力獎賞他們所喜歡的人。這樣施行刑、德的大權就落到了臣下手中，那麼全國的民眾就都害怕他的臣子而看輕他們的君主，會歸附他的臣子而背離他們的君主。這是君主失去刑德大權帶來的災禍。
如今君主處於制人之勢，坐擁整個國家，把持著重賞與嚴罰這兩大權柄，只要依靠這些法律手段，即使田常、子罕—類的亂臣也不敢不老實，何必尋找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
前面說了，慾望與恐懼是人性的兩大缺陷，韓非讓君主通過「刑罰」、「獎賞」這兩大手段操控人性的兩大把柄來完全控制臣民，將天下百姓都變成任其操縱的傀儡。
但是道德是人性缺陷的剋星，只要人類心中還堅守著道德，就會克制這兩大缺陷，始終堅守以天道為核心，而不以人法為標準，不受法家傀儡般的操控。所以法家必須先摧毀人類的道德。
韓非說：像豫讓、伯夷、叔齊這樣有道德的賢人，不畏重刑、不圖利益，這樣刑罰就沒辦法制約他，獎賞也沒辦法引誘他，這樣的人就是無用的人。是我所鄙視厭棄的人，但卻是當代君主所稱讚訪求的人。
像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這十二個人，都是見利不動心，臨危不懼的。有的給他天下都不接受，更不願為五斗米折腰。見利不動心的人，即使君主厚賞，也不能打動他；臨危不懼的人，即使君主用重刑，也不能屈服他。這些都是國家無法管制的人……像這樣的人，古代的聖王都不能讓他們臣服，當今之世，要他們又有何用？
關龍逢、比干、季梁、泄治、申胥、伍子胥這六個人，都憑激烈爭辯或強行勸諫來壓服君主……豁出命來強諫，即使家破人亡，腰斬兩段，手腳異處，也不畏懼。像這樣的臣子，古代的聖王都不能容忍，當今之世，又怎麼能用他們呢？
韓非又說：設立名號，本是用來表示尊貴的，而現在有人輕視名位與權勢，世人卻稱讚他們高尚。設立爵位等級，本是用來區分貴賤的，但是對君主傲慢而不願求取官爵的，世俗卻稱讚他們賢明。威攝與利誘本來是用來推行政令的，而對於那些輕視利益、不畏權勢的人，世俗卻稱讚他們莊重。法令是用來治理國家的，但對於那些不遵從法令而為私門效勞的人，世俗卻稱讚他們忠誠。官爵是用來勉勵民眾的，但對於那些追求聲譽而不肯做官的人，世俗卻稱讚他們有氣節……民眾對名聲的追求已超過了對現實利益的追求，這樣，那些士人，即使淪落到飢餓貧困的境地，也要隱居在深山以便在天下掙得好名聲。這些都是因為君主失去了治國的原則，而造成了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
不接受君主的徵召，被稱為正直。不接受君主的賞賜，被稱為清廉。有令不聽從的，被稱為勇敢。清心寡慾、寬容仁愛、行善施德的，被稱為仁義。私立學派的，被稱為師徒道統。閑靜安居的，被稱為有思想……臣民沾染這些風氣到了這樣地步了，在內就會擾亂民眾，在外就會不利於國家。
韓非說：天下的人都認為堯、舜的做法是正確的而去效法它，因此就有了殺死君主，忤逆父親的事情出現。堯、舜、湯、武，違反了君臣間的準則，擾亂了後世的教化。堯自以為聖明，但他卻讓自己的臣民舜作皇帝；舜自以為賢德，但他卻接替了自己君主的位置。商湯、周武王自認為仁義，但卻殺了自己的君主。這就是那些自以為英明的君主常常交出自己的權力，而那些自以為賢能的臣子常常奪取權力的原因。所以直到現在，做兒子的有奪取父親家業的，做臣子的有奪取君主政權的。父親把家業傳給兒子，君主把政權讓給臣民，這決不是用來確定名位教化天下的辦法。
韓非將堯、舜大公無私禪讓天下說成是亂了君臣之道；將商湯推翻殘暴的夏桀、周武推翻無道的商紂，說成是逆亂叛上、亂臣賊子。將父親把家產傳給兒子，君王將帝位禪讓給臣民說成是亂了天下教化。他認為君主無論如何荒淫無道，即使殺光了天下百姓，臣民也絕不能反叛，必須逆來順受，任其宰割。這就是將君主作為絕對的標準，用人來代替「天」，從而摧毀百姓對天地神靈的信仰，讓人法取代天道，以達到毀滅人類社會的目的。
韓非說：舜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流放了自己的父親，殺死了自己的弟弟，以自己的君主為臣，將自己母親當作妾一樣對待，以君主的女兒為妻。
這裡除了堯將自己兩個女兒嫁給舜是真的以外，其餘都是韓非的顛倒黑白、造謠誣陷。共產黨的厚黑學可能是從這裡起源的吧。
從以上可以看出，韓非通過孤立片面的強調其極端的認識，來達到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目的，以破壞人類的道德觀，摧毀原本以天道為核心的道德平衡點，從而將人法建立為新的平衡點，成為新的是非善惡標準，以代替天道。
韓非說：醫生善於吮吸病人的傷口，口含病人的污血，不是因為有骨肉之親，而是利益所驅使。車匠造好了車子，就希望別人富貴；棺材匠做好了棺材，就希望別人早死。並不是車匠仁慈而棺材匠狠毒，而是別人不富貴，車子就賣不掉；別人不死，棺材就沒人買。
韓非剔除一切道德因素，一切在他眼中都只剩下利慾。醫生給病人吮吸傷口，口含污血，如果沒有道德、醫德的作用，誰能這麼做？看看現在中國的醫院就能知道。
法家將人法與君王合一，將君王推上神位，具有掌管一切的絕對權勢，以代替天道。要知道君王是人，不是神；人法是人制定的，絕不是客觀真理。君王可以為自己的私慾任意改變人法，他可以任意把百姓變成牲口，把人間變成地獄。
道德被拋棄後，法家便通過完全控制人類的慾望與恐懼來死死控制住每個人，使人法完全代替道德。
韓非說：假使人們不吃不穿而不餓不冷，又不怕死，就沒有待奉君主的願望了。思想慾望不受君主控制，君主就無法指使他們了。
取得富貴是臣下最大的利慾，臣下懷著取得富貴的目的來辦事，就會冒著危險、舍棄性命，竭盡全力，死而無怨。這叫做君主不講仁愛，臣下不講忠心，就可以稱霸天下了。
而在法家控制人類的兩大手段中，製造恐懼是它最重要的手段：
韓非說：施行仁義、愛護百姓都不可取，只有嚴刑酷法才能用來治國。
嚴刑酷法是百姓所討厭的，但是可以治理好國家；哀憫百姓，採用寬鬆的刑法，是百姓所喜歡的，但是會使國家大亂。
公孫鞅的法律是對輕罪給以重罰。重罪不容易犯，而小過失是人們容易去掉的。讓人們去掉那容易犯的小過失，而不觸犯難犯的重罪，這是治好國家的原則。小過失不發生，大罪惡不出現，這樣天下就平安無事了。
對百姓施行刑罰，並不是討厭百姓，而是愛他們。刑罰重，百姓就安寧；獎賞多，姦民就多。所以，重刑罰是治理百姓的頭等大事；獎賞多，是禍亂的根本。
人法，是君王的根本；刑罰，是愛的源泉。
施用酷刑，減少獎賞，是君主對臣民的愛，臣民就會拚死立功求賞。獎賞多，而刑罰輕，是君主不愛臣民，臣民就不會拚死立功求賞。
韓非說，愛百姓有多深，就要對百姓施用多重的刑。對百姓越殘暴，表示越愛護百姓。這種思維彷彿一條惡狼對著一群綿羊在說：我之所以咬你們、吃你們，是因為太愛護你們
在人法具備完全操控人的能力後，法家還要繼續將人法推進，使天下百姓每時每刻都在人法的控制中，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韓非說：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覺的情況下，才會戒懼；在一定要受懲罰的情況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覺的情況下，他就會放肆；在不會受懲罰的情況下，他就要橫行。把廉價的東西放在冷僻之處，即使是曾參、史鰌這樣道德高尚的人也有偷竊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鬧市中，即使出名的盜賊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覺，曾參、史紹就可能在暗處幹壞事；一定察覺，大盜就不敢在鬧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國家，多設耳目，重罰罪犯，使民眾由於法令而受到約束，而不靠廉潔的品德停止作惡。
曾參與史鰌是古時候有名的道德之士，常被視作道德的典範。韓非通過誣陷造謠，說人法沒有監視到的地方，曾參、史鰌都會成為小偷，從而徹底否定道德，並偷梁換柱，以人法代替道德，以達到讓人法無時無刻不監視百姓的目的。君主不是神，人法不是天道，那如何才能達到讓人法無時無刻不監視百姓的目的呢？
韓非說：對於犯罪隱匿不報的就重罰，對犯罪舉報告密的就重賞，這樣耳目就能遍佈天下了。
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善於把禁止姦亂作為急務。杜絕那些不易覺察的姦亂行為要用什麼方法呢？關鍵在於一定要讓百姓彼此互相監視。那麼又怎樣使民眾互相監視呢？大致說來，也就是施行連坐了，就是一家犯罪，周邊的五家或十家人全部抄斬。這樣所有人都唯恐牽連到自己，就不得不相互監視。這樣民眾都會對自己小心謹慎而對別人進行監督，從而相互揭發告密。揭發別人的人能得到獎賞，免受刑罰，有姦不報的人就會連坐被誅殺。如此一來，奸人就都被揭發出來了，連細小的姦亂行為都不會發生，靠的就是暗中告密和實行連坐所起的作用。
中共大搞階級鬥爭，強調階級立場，為了堅持黨性，令子女舉報父母，甚至親手打死父母；學生舉報、批鬥老師；夫妻戀人之間互相揭發告密；甚至一家人分成好幾派，日日監視告密，使人性泯滅，道德喪盡，這也是從法家這兒學去的。法家是以人法代替天道，中共是以黨性取代人性。
達到了讓人法深入每個百姓的生活，無時無刻不監視百姓的目的後，就可以任意愚弄、奴役百姓，但在愚弄百姓之前，必須給百姓洗腦，使他們成為沒有思想、沒有智力的機器。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毀掉一切能喚醒百姓思想，使百姓獨立思考，人性復甦的一切思想學說。
韓非說：像孔子、墨子那樣知識淵博、機智善辯的人，但他們不從事耕作，國家能得到什麼好處呢？像曾參、史鮑那樣孝順而清心寡慾的人，但他們不參加打仗，國家能得到什麼利益呢？
如今只要擅長文章學術，能說會道，則不需要勞苦耕作就可以獲得財富，不需要冒險打仗便可以得到官爵，那麼人們誰不樂意這樣干呢？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從事於智力活動，卻只有一個人從事於體力耕戰。從事於智力活動的人多了，則法治就要失敗；致力於體力耕戰的人少了，國家就會變得貧窮。這就是社會混亂的原因。
因此，在明君的國家裡，廢除一切學術文化的文獻典籍，只留下法律作為教材；禁絕古聖先王的言論，只以當今執法的官吏為老師。
臣民常稱讚古聖先王的道德而心生嚮往，就是對當今君主的誹謗。
在法家的模式下，國家只能有兩種人：一種是專門耕田的苦力，另一種是專門打仗的機器。除此之外的一切人都是社會的蛀蟲。法家要廢除人類的一切思想學說與學術文化，燒掉一切文獻典籍，只留下法律的書作為課本。這樣人類的精神就變得極度貧乏，徹底失去了思想，失去思考判斷能力，這樣就能更好的愚弄與奴役了。
中共從建政到文革結束，大殺文人學者、焚書、破四舊、毀壞中華文化，只留下馬列等書籍與樣板戲給人作教材，使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極度困乏，思想極度無知，從而達到任意愚化與奴役國人的目的，用的就是法家的這一手段。將人變得如同牲口與機器一樣，沒有思想，沒有道德，沒有人性，沒有信仰，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回想文革，至今都會讓很多人不寒而慄。法家在兩千多年前就建立了，歷史上都是受到批判的，即使秦始皇在非常的時刻都不曾全面施用它，首先將它全面實施的是中共。
百姓完全被洗腦後，接著就是像對待牲口一樣，任意奴役了。對如何奴役百姓最在行的是商鞅，商鞅對百姓的奴役是把天下百姓都變成只會耕田的奴隸與戰爭的機器。
商鞅說：禮樂、詩書、善良孝悌、誠信貞廉、仁義、和平是國家的六大禍害，像寄生蟲一樣，稱為「六虱」。
人民貧窮就會努力致富，致富後就會放縱，放縱就會產生六虱的禍害。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容易奴役他們，那就設法讓百姓將糧食交出，使他們每人都出力，那樣農民就不會懶惰。農民不偷懶，六虱就不會產生。
農民有了剩餘的糧食，於是成年安逸享樂。商人獲致了大的利潤，販賣華麗、玩好的物品，於是對於日用必需物品發生了不良的影響。
百姓想要得到的東西非常多，但獲取的渠道只能有一條，使百姓不通過這條渠道就得不到所要得到的一切。這樣，就能把百姓控制集中在手中，將百姓的力量控制集中在手中，國家就變強。
百姓貧窮，國家會變弱；百姓富裕了，就會放縱享樂，放縱享樂就會產生六虱，國家照樣會變弱。所以對於窮人，要用刑罰逼迫他努力勞作，使變富。對於富有了的人，要設法讓他們的錢變成國家的，這樣他們就會變窮。治國的秘方，就是讓窮人先變富，然後再讓他們變窮。
先迫使窮人變富，窮人變富後，國家必須想辦法「合理」拿走他們的財富，讓他們再度陷入貧窮。如此，才會重新激發百姓的求富動力，他們為生存疲於奔命，根本沒有精力去思考、享受，國家也不再有「虱」了。這種讓國家富有而讓老百姓保持貧窮的治國方法，共產黨盡得其精華，它總能通過各種「合理」的手段，將百姓的錢放進它的口袋中，任貪官揮霍。使老百姓一身做牛做馬，到頭來一場空。
商鞅說：國家貧窮而發動戰爭，就可以把禍害轉給敵人，國家就沒有六虱的禍害，必然強盛。國家富強而不打仗，就會使老百姓偷生，國家就會產生六虱禍害，必然會衰弱。
這一點，共產黨也現學現用。比如所謂的對越自衛還擊戰，就是利用戰爭轉移國內矛盾。
商鞅說：百姓勇猛，就順著他們的慾望重賞他；百姓怯弱，就順著他們的恐懼用重刑誅殺來威脅他。這樣，怯弱的人因為害怕酷刑而變勇敢，勇猛的人因為重賞而亡命。怯弱的人變勇敢了，勇敢的人去亡命，國家就無敵稱王了。
如果百姓願意飢寒而死亡，都不願為了利祿而爭戰，那是亡國的風氣。
民眾看見打仗，就像飢餓的狼看見了肉一樣，那麼國家就強大。一般來說，戰爭是民眾討厭的東西，能讓民眾喜歡去打仗的君主就稱王天下。強大國家的民眾，父親送他的兒子去當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當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當兵，他們都說：‘不能得到敵人的首級不要回來！’又說：‘不遵守法律，違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鄉里會治我們的罪，軍隊中又沒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們要搬遷也沒有地方可去。’軍隊的管理辦法是將五個人編成一伍，實行連坐。用標記來區分他們，用軍令來束縛他們。逃走了也沒有地方居住，失敗了沒有辦法生存。所以三軍的將士沒有一個不聽從軍令的，就是戰死也不掉轉身後退。
商鞅還說：政策如果是百姓所厭惡的，則百姓就弱；政策如果是百姓所喜歡的，百姓就強。百姓弱國家就強，百姓強國家就弱。
法家善於將百姓推到國家的對立面，將他們變成奴役的工具與無人性的戰爭機器。
商鞅說：人民必須屈辱，這樣才知道大人的尊貴；必須卑賤弱勢，這樣才懂得當官的厲害；必須貧窮，才會為賞賜而賣命。人民有了地位，就會輕視官爵；富裕了就會看不起賞賜。
用善民治理百姓，百姓就會親近愛護他的親人；用奸人來治理，百姓就會親近國家的制度。使民眾團結起來就會互相掩蓋庇護，這就是所謂的善；使民眾疏遠分離，互相監視，這就是所謂的姦。表彰善民，民眾的罪過就會被掩蓋起來；用奸人，則有罪的就會被誅殺。犯罪被隱匿，則百姓勝過法律；犯罪被誅殺，法律就勝過百姓。百姓勝過法律，國家就大亂；法律勝過百姓，國家就強盛。所以說用良民治國，國家必然混亂而削弱；用姦民治國，國家必然大治而強盛。
共產黨繼承了這個模式。有人將共產黨比作人性的絞肉機，一般來說，只有道德最敗壞的人才能在中共體制內生存，凡存有道德良知的，都會在一輪輪的政治運動、權力鬥爭中被活活絞死而淘汰出局，最後剩下的基本都是具足「黨性」，喪失「人性」的人格分裂的黨徒。
韓非說：秦國遇到嚴重飢荒，宰相範雎請求說：「皇家苑囿的草木植物，蔬菜、棟樹果、棗子、栗子，足以養活百姓，請您用來救濟百姓吧。」秦昭王（法家）說：「我們秦國的法令，是讓百姓有功受賞，有罪受罰。現在如果開放苑囿的蔬菜瓜果，就是讓百姓不論有功無功都受到賞賜，這是使國家混亂的做法。救濟百姓而使國家混亂，不如扔掉瓜果蔬菜而使國家太平。」秦昭王的另一種說法是：「如果開放皇家苑囿的瓜果蔬菜，倒也足以養活百姓，但卻會引起有功的人和無功的人相互爭奪。與其讓他們活著而使國家混亂，倒不如讓他們死掉而使國家安定!」
看到這裡不禁令人想起中共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那三年其實風調雨順，根本沒有什麼自然災害，完全是中共人禍造成的。在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飢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共政府仍然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支援糧食。例如1959年，全年出口糧食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為415.75萬噸。搶了百姓的糧食送給外國人，就是不給餓死的百姓，致使這三年餓死了幾千萬中國人，到處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最後用老子《道德》經中的一句話作為結尾：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人民不畏懼統治者時，那麼大的禍亂就要到來了。不要逼迫人民不得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謀生的道路。只有不壓迫人民，人民才不厭惡統治者。
(未完待續)
部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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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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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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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書》
《法華文句》《慧琳音義》
（看中國首發，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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