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屆金馬獎, 徐崢(右)以「我不是藥神」獲最佳男主角獎。謝盈萱(左)以「誰先愛上他的」獲最佳女主角獎(張新偉/中央社)
【看中國2018年11月19日訊】金馬獎最佳記錄片得獎導演傅榆領獎時,發表台獨演說,引起了中文世界一輪哄動。那番話溫婉文藝得很,「希望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一個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是我身為一個臺灣人最大的願望」,大概就像「希望世界不要再有戰爭」之類,以普世標準來說,可謂人畜無害。
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這樣想,他們大為緊張,用對付外星人的規格封鎖消息;各路效忠中國的藝人,也都缺席事後酒宴,作一種意識形態抗議。原籍中國的藝人當然近乎全部站邊,不少港臺藝人也統一口徑,一律貼上那張「中國一點也不能少」的圖片,去支持中國擁有臺灣統治權的主張;臺灣大咖藝人大S的老公在微博說要「教訓台獨份子」,之後自己刪貼;香港的陳偉霆則煞有介事打了一句:「念一遍:中國臺灣。」
很多人說政治不應干擾藝術,但金馬獎本身的來歷就有強烈的國共政治背景,況且有識之士都會瞭解,任何藝術都離不開生活和現實,也因此離不開政治。但世上的確是有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只是很難分辨誰是真正超凡脫俗,誰是附庸超脫的風雅。
形格勢禁的時候,藝人的性質就會很容易看得清。在平白無事之時,舉凡是地方上的不公義、社會衝突、政治爭議,大至新疆西藏級數的種族虐待,藝人總是封口不提,看來沒有意見,或者不在乎,只專注於自己的表演藝術。
記者問他們八卦的時候,有時他們都會正色道:「我們還是談回這次的電影/音樂吧」,彷彿他們真的是對鏡自憐的水仙子,毫不在乎森羅萬象的外部世界。也許他們也有意塑造這樣一個形象,於是他們對世間和現實不公義的無感或避重就輕,就成為了一層孤冷藝術家的包裝。
「政治歸政治」並不是大多數藝人的信仰
但金馬獎的事情告訴我們,他們並不是真的那麼不知道,或者不在乎。需要的時候,他們也會大剌剌而義正辭嚴地講政治,站到最高的地方,用最響亮的聲音宣示立場。其實「政治歸政治」,並不是大多數藝人的信仰。如果他們真正信仰這一套,他們不談自己地方或任何地方的社會政治,亦同樣應該對於臺灣主權問題沒有看法。但事實是他們一夜之間就突然對政治很有看法。
一個真正超拔而空靈的藝術家,有權覺得這些問題都是庸人的吵鬧派對。於是他必定對臺灣問題同樣拒不表態,曖昧是藝術家的專利。但他們表態了,所以之前的曖昧,不過現實的計算和聰明,而不是超脫的冒昧。
國家認同的問題困擾很多東亞地區,當這些問題來到的時候,99%的東亞藝人都是訴諸便宜的世界大同。他們會說,音樂超越語言、藝術超越一切,因此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自我認同是「世界公民」的藝術家們,試圖將中、港、臺之類的國族分歧,消融於自己的門票之中。
但其實他們是有身份認同的,到必要的時候,他們會選擇,並且選擇自己擁有最大市場的地方。其實去到最後,這世上沒那麼多世界公民,也沒那麼多討厭政治的藝術家。如果政治可以幫他們賺到表演的機會,他們會突然很樂於趕這淌渾水。
傅榆的話,令中國玻璃心碎了一地;而我們也同時看到平時看來冰清玉潔、一點政治氣味都找不到的天真藝人,其本質也就是政治的存在。他的政治性在於其刻意的非政治性。這種非政治性,是服務於需要維持社會穩定和簡單的政治議程。藝人其實就好像instagram。instagram上面的,都是美人美景、精緻商品、去哪裡玩哪裡吃、粉粉白白的夢幻瀘鏡、生活小事的文青語錄。那裡沒有政治,沒有衝突,因為沒有新聞,它距離色情影片網站的終極和諧,就一步之遙。
他們只是世故地懂得隱藏
但Instagram的世界是我們刻意營造出來的,我們和世界並不是真的那麼無菌,就好像藝人,他只是把自己的政治關係收藏起來,直至你被中國政府控告逃稅,那個現實的社會關係網才會一下子被抽出來。我們總是一次又一次發覺,藝人和藝術家並不是那麼冒昧,他們只是世故地懂得隱藏。
說來我倒是真正認識一個能夠奉行「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的藝術家,那就是德國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她最知名的作品,是納粹黨宣傳片《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克》。後來納粹黨倒臺、二戰終結,裡芬斯塔爾受到清算。但直到2003年老死之前,她一生都沒有認錯,她聲稱不知道納粹有搞集中營,亦指自己的作品是記錄「純粹的歷史」。
她為什麼沒有認錯?也許她認為自己熱愛的是一種美學,而不是特定的政治或政黨,她愛的是那種《意志的勝利》中的齊一、浩大、神話化的調度。看《意志的勝利》,你會發現有些藝術真的可以超越政治。即使我們反對法西斯,仍會不禁折服於那個虛擬世界。
裡芬斯塔爾說,如果當日是邱吉爾巨額資助,她也會拍出一樣的作品,所以她似乎不在乎現實政治或者陣營,她甚至可能不在乎現實中的生靈塗炭,因為納粹德國向她提供無限的經費、過百人的攝製隊、三十多架頂級攝影機、無數的工作人員,就供她一人差遺,能為她實現腦中的宏大史詩。身為一個電影人,她想實現自己的創作和美學,而納粹黨願意支持。
納粹倒臺之後,裡芬斯塔爾繼續創作,去了非洲貼身拍攝一個非洲部落,從那些攝影作品中,你看見她沒有「認錯」,她仍然迷戀著那些陽剛、野性、健美和神話般的事物。
據說她晚年想拍一部希臘史詩電影,作為蠻族女王的女主角與希臘城邦交戰,最後被希臘的王者所殺,但後者禁不住愛幕,與女王的屍體交媾。裡芬斯塔爾希望用二千匹真馬來拍攝戰爭場面,也許這戲沒拍成的原因,是因為願意資助她拍大場面的極權已經沒了,而中共有張藝謀之類的導演,不需要外援。
但無論如何,裡芬斯塔爾真的是「藝術歸藝術,政治還政治」。她是納粹的宣傳機器,戰後沒有再得過什麼好的工作機會,但她不需要原諒,她堅持自己的美學追求。如果她好像很多曾經跟納粹過從甚密的藝術家、哲學家一樣,願意妥協和認錯,也許她會得回一些機會,也許她還能在電影史上爭回多一些地位。
但她沒有。功利來說,這很愚蠢,但藝術家的愚蠢,令人神往。而現實中沒那麼多藝術家,他們都很聰明,都在必要的時候沉默,在必要的時候復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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