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曦：殺俘者(圖)

1967年1月21日，一小批紅衛兵大喊口號遊行。（圖片來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月30日訊】近日，一則某國殺俘新聞勾起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

於是，我分別在谷歌和百度輸入了以下四個關鍵詞：王小明；延安；武鬥；殺俘。

搜索無果。

君不知，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王小明可是陝西省延安縣城赫赫有名之人啊！

有詩曰：江山代有惡人出，各自遺臭數十年。悠忽間，彈指五十餘年逝去，王小明之遺臭果然早已無痕。

一

一九六六年，文革風雲驟起之時，王小明尚為延安縣北關小學六年級的一名學生。那時，我母親是這所小學的校長。該小學成立於一九三七年，最初叫列寧小學。

那時，一件小事就讓王小明成為我心中的偶像，只因為他敢於和他的老師廝打，那是一位批鬥我母親最最心狠手辣的傢伙。

我當時念五年級，在另一所小學就讀。那一年，我首次領會了何為黑色幽默。之前，每每母親帶我上街時，路上常常會遇到她本校的學生。這些紅領巾們總是一個立正，一邊行少先隊禮，一邊對母親說：「黃校長你好！」。文革伊始，全國大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母親成了走資派加階級異己分子。自對她的全校批鬥大會之後，再和母親上街，好幾次都冷不丁竄出幾個小孩來，衝著我們振臂一呼：「打倒黃某某！」，然後又都一溜煙地跑了。

王小明與我的仇人在他的教室扭撕在一起時，我恰好經過。記不起來我那天為何沒去上學。

王小明和那位老師都猴精猴精，面對滿教室學生，雖沒有揮拳相向，卻各自用雙手抓住對方的雙肩暗中發力。老師想把他推出教室，而且一開始佔據上風。王小明當時頂多一米六高，又瘦，他待老師力氣消耗大半，累的氣喘吁吁時，竟把高他半頭的老師死死地抵在了教室前門的門框上動彈不得。該老師呼哧呼哧呼哧地喘著粗氣，頭上冒汗，臉漲成了豬肝色。王小明那張清秀的臉龐則露出得意的笑。不知為何，滿教室的學生無一人上來拉架。

有王小明壯膽，我哈哈哈地笑了出來。該老師見我如此幸災樂禍，豬肝色的臉立刻就變綠了，綠得像片白菜葉子。

我和該老師同在北關小學的職工灶上吃飯，又住在同一排教師宿舍中，抬頭不見低頭見。我在心中暗罵道：「狗日的，你不是糊了個高帽子，要在批鬥會上給我媽戴嗎？今天有人替老子出氣了吧！」

全校師生批鬥大會前夜，為了被批的校長要不要在會場上戴上那頂已經製作好了的高帽子，北關小學的教師們吵成了一鍋粥。母親已從一間較大的房間給攆到了一個很小的房間。先前那間也不大，家人都回來時全體腳對腳睡。老師們爭吵的聲調愈來愈高。隔著好幾間房子都能聽得到。母親靠著門靜靜地聽著，但我看得出，她臉上的表情時而憤怒，時而寬慰，最後雙眼噙滿淚水。

那頂高帽子最終未能戴到她頭上，多數教師否決了那個道具。

王小明家住延安地區人民醫院（現名為延安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據說他是單親家庭，母親是洗衣房的工人。該醫院在我和二哥上學和進城的路上，我兩和王小明經常擦肩而過。自他和那位老師干仗之後，我在任何地點遇到他，總是對他投以報答的微笑。

我們兄弟都膽小。一次母親又被揪鬥，我和二哥沒心思上學，躲在與北關小學相鄰的延安機械廠廠區裡發泄不滿。就在兩兄弟向一公廁入口處的電燈泡投擲石塊泄憤時，一個老工人看到了這一幕。他詫異地張大了嘴，卻未發一言。我父親曾在該廠工作過許多年，這位老工人是看著我們長大的。

我永遠忘不掉他那吃驚的表情。

二

再次見到王小明時，他肩上多了一支嶄新的半自動步槍。

那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王小明所在的聯總派（延安地區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已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午夜，向對立的聯指派（延安地區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發動了總攻。他們佯攻寶塔山，主攻清涼山，槍聲響了一夜。清晨，聯總派攻佔了縣城東關。聯指派則丟下十幾具屍體，從他們所佔的東關撤逃了。據說，兩派都擬定半夜向對方發起總攻，但不幸的是聯指派的總攻時間比聯總派晚了一個小時。

一九六七年夏開始，這兩派的對立日益加深。雙方先是拳腳相向，很快就棍棒，鐵矛伺候。兩派都死了人，也就都紅了眼。走資派等牛鬼蛇神們成了暫時無人搭理的死狗。我和母親走在大街上，也鮮有小孩衝著母親喊「油炸」，「炮轟」之類口號了。學校已無法上課。我和二哥總喜歡擠在人群中，看那抬著死人，手持冷兵器的武裝大遊行。這種威風凜凜的武裝巡遊，雙方都搞過數次。

沒熱鬧看時，兩兄弟就躲在小樹林裡，學著用報紙捲煙卷兒抽。我倆尚小，搞不懂何為造反派，何為保皇派，也實在分不清聯指派和聯總派究竟有啥區別。只知道他們都忠於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奉旨造反，都反修防修，都揪當權派，都狠鬥地、富、反、壞、右。當然，我們更不明白，既然這樣，為何會兵戎相見，你死我活？我的小姑笑我兩幼稚的可愛。她是的聯總派支持者。姑姑在校時不僅是學習尖子，還是延安中學女子田徑7個單項記錄的長期保持者，卻因成分高而沒有上大學資格。她說不少像她這樣的黑五類，都同情聯總派，認為聯總派才是真造反。

聯總派佔領了整個延安縣城後，他們的大喇叭廣播車沿街播報：「東關解放了！這是我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的又一偉大勝利！」

於是，我們鑽出龜縮了若干天的房門，上街看俘虜，撿彈殼，會朋友玩。

新編的兒歌亦在我們半大小子中傳唱：「老鄉們，老鄉們，快快參加黑老總，一人一桿全自動，一人一條大前門！」。老人們卻說，早幾十年前的那個原版兒歌，要比這個山寨版的神氣多了。原版的是：「待到打下那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

「東關解放」後不幾天，我又碰上了王小明。那天，他一身藍色新衣，背著半自動步槍，踱出地區醫院大門，往電影院方向溜躂。他未看到我，我在他身後十多米，與他相向而行。

三個小男孩被他肩上的槍所吸引，嬉鬧著尾隨著他。王小明頭也不回，只是時不時地從衣兜裡掏出幾個彈殼扔到身後。三個男孩不停地爭搶。不一會兒，王小明身後就又多了幾個孩子。接著，兩個男孩兒為搶一個黃銅彈殼扭打在一起。

看到此景，我像是被電擊一般。

當時，我和大我不到兩歲的二哥亦是狂熱的子彈殼收集者。由於延安武鬥中使用的槍支來源五花八門，故兩兄弟蒐集到不少型號各異的彈殼。有七九式，九九式，三八大蓋，卡賓槍之彈殼，還有五零式衝鋒槍和水聯珠等的彈殼。這些彈殼統統都是金燦燦的黃銅所制，既能把玩，又能賣錢。只有全自動，半自動步槍的彈殼沒人要，因為是鐵的，不值錢。

我停住腳步。看著王小明的背影，不由得由衷感嘆：「小明只高我一級啊！他已是戰士，我卻還屬於玩彈殼的小屁孩！」

三

眨眼兩個月過去。聯指派已在其它幾個小縣城和延安城外不少村鎮穩住了陣腳。他們甚至還發動了一次攻打延安城的戰役。

兩派動槍動炮之前，為避戰禍，父母做了分工。父親帶著大哥，小妹遠避陝南老家。大哥系初二學生，正是最易熱血和衝動的年齡。母親，二哥，我，還有我的堂弟則留在延安縣城。

聯指派攻打延安縣城時，我們母子四人住在延安縣文化館小院中。院中有十來間員工宿舍。屬聯指派的員工大都逃之夭夭。尚住在院中的幾戶都將窗戶用磚頭堵了起來，窗玻璃上還貼了米字紙條。攻城那天，有迫擊炮彈在我們不遠處爆炸，鳳凰山上傳來的機槍射擊聲時而急促，時而轉為極有韻律的點射。

兩兄弟既緊張，害怕，又有著莫名的興奮。我倆藉口去撒尿，卻站在小院中眺望鳳凰山。槍聲中，能看見幾十名聯總武裝人員貓著腰，沿著山脊上殘存的古城牆往山頂運動。

聯指派攻城失利，撤了。聯總派高層提出了新的六字方針：把好川，守好山。聯總派還時不時地開著武裝卡車長途奔襲，甚至圍點打援，佔了不少便宜。據說，聯總裡有高人指點，說此人曾在赴朝志願軍中當過作戰參謀。後來，此類人獲得了一個專屬頭銜，叫武鬥黑手。

我見到過一位聯總派武鬥黑手。在清隊運動中，他開槍自殺，沒死掉，重傷後的他被人用擔架抬到了批鬥會場。會場就在縣文化館對面的邊區大禮堂。我又跑去看熱鬧。會前，擔架被放在禮堂前的廣場上。我擠上前去。躺在擔架上的他蓋著一條軍用毛毯。只見此中年男子臉色蠟黃，兩腮塌陷，雙目緊閉。圍觀者中有人憤恨地說:「你他媽的也有今天！」

不知此人是否就是那位當過作戰參謀的高人。

兩派還很快和榆林等地的同派別武裝力量建立了聯繫。

還是那個冬季的一日，我恰好又路過地區醫院。忽然，三輛卡車鳴著喇叭呼嘯而來，每輛車上都架著機槍，車幫兩側各站著一名持槍的年輕人。卡車火急火燎地拐進了醫院。

這是送傷員的車。

我急忙往醫院裡跑，想進去看熱鬧。這時，王小明已橫槍立在了醫院大門口。他對我微微點頭，將我放了進去，把其他圍觀群眾擋在了門外。

卡車已停在了院門診樓的門廳口。幾個白大褂從樓裡奔了出來。他們幫著把幾個擔架從車上抬了下來，又扶著擔架，一路小跑地前往手術室搶救傷員。

一個隨車而來，肩背全自動步槍，頂多十五六歲的小個子哭著對王小明說：「三挺機槍壓得我們頭都抬不起來……」。這個小個子學生模樣，有著極濃的榆林口音。他們是返回榆林時遇襲的。

我離開醫院時，王小明依然持槍把守在大門口。他臉色凝重，像個大人。

以後，我又耳聞到他的點滴情況。比如說，他已成為聯總派一位工人頭目的警衛員，配上了手槍。

四

若干個月後，中央下令兩派大聯合。

不知是省上，還是中央派了一架飛機飛來撒傳單。可能是防範地面武裝對空射擊，飛機飛得很高，加之延安城區地貌複雜，紛紛揚揚的彩色紙片兒，大都飄到了鳳凰山上的灌木林和草叢之中。我們十幾個好奇的半大小子爭先恐後地往半山腰跑，每人都撿回了一大摞傳單。原來是中央關於制止武鬥的通告。

上面下令：在規定的某日午夜十二時起，

任何一方，不得再射出一發子彈，並立即上繳所有武器。

那日，臨近午夜時，延安城區槍聲大作，天空猶如萬道流星劃過，亦如上千焰火升空，煞是好看。持槍者們在過最後的槍癮，他們將一梭梭帶有曳光彈的子彈傾射到天空，以此與手中的武器告別。

有人讚嘆道，主席他老人家真是收放自如，一聲號令，天下無人敢不從。也有人認為老人家差一點就收不住了。

上繳武器包括刀具的命令執行的頗為嚴格和細緻，不漏任何單位和個人，包括我們這樣的半大小子。隨後的日子裡，二哥和我也乖乖地把各自珍藏的匕首和刺刀上繳了。這可是我倆用其它寶貝換來的。撿來和討要到的十幾發子彈，我倆用虎鉗將彈頭搖松後拔出，再倒出片狀或柱型的火藥。所有彈殼，包括這幾枚底火未被撞擊過的彈殼，統統賣給了廢品收購站。一個銅彈殼給二分錢。得知有個收購點一枚彈殼給三分錢，兄弟倆懊惱了好幾天，後悔賣早了。那時，買一個金黃色，飄著迷人香氣的鹵雞爪只要二分錢。

這點錢補貼了家用。當時買糧買菜都精打細算，日子真是緊巴。

傳來消息說，王小明在武鬥中，將數名戰俘押至隱秘處射殺。據傳，他總共處決了八名俘虜。有人說他是奉命行事，也有人說他是擅自行動，理由是他所警衛的那個工人頭目沒有出事。但是，無論國與國，族對族，還是派對派，殺俘都是一種滅絕人性的犯罪。

五

很快便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冬天。老人家剛剛發表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那是冬日裡少有的一個暖暖的中午。我的大哥，延安中學初六七的學生，帶著我，在延安街頭和他的同學碰面，商討去哪兒插隊，相互之間如何組合和照應的事兒。那天，從延安電影院到南門坡這段近千米的大街上，到處是三五成群的中學生們。他們失落，忐忑，迷茫。他們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在高聲喧嘩。

最高指示說：「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

需同時離開中學校園的是從初六八級到高六六級整整六屆中學生。他們無人想到會是如此結局。按最高指示之精神，連大學畢業的子女也得給送到鄉下去。特別是高六六、高六七兩屆，他們還幻想著能考大學。現在希望完全幻滅了。

大哥的一個同學壓低聲音說，請大家特別注意老人家的遣詞用句！主席對我們的稱呼變了！兩年前還說要尊重我們革命小將的首創精神呢！現在不光攆我們下鄉，我們也降格為子女啦！子女是要人管的！」

大哥他們都默認他的分析。大哥說：「不吃涼粉我們騰板凳！」。我在想，如果中學還開辦，過幾年我中學畢業，等待我的將會是什麼命運呢？

這時，王小明被五花大綁，由南向北給押過來了，是步行。

王小明昂首挺胸，嘴角掛著微笑，步伐不緊不慢。好久不見，他個子竄高了一截，臉上長滿了密密麻麻的青春痘，上嘴唇上有了黑乎乎，毛絨絨的鬍子。

一個想必是聯指派的中學生冷不丁地衝到街中央，扇了王小明一記極脆的耳光。接著照臉又是一拳。鮮血頓時從他的鼻孔和嘴裡流出來。王小明輕蔑地吐了一口嘴裡的血，挺胸依然，昂首依然，微笑依然。

望著曾經的偶像，我心中五味雜陳。

「打死他！」，路兩旁有人喊。

幾個揮拳衝上去的學生都被押解人員擋住了。

「王小明，好樣的！」有中學生高喊，想必他是聯總派的，他竟然還鼓起掌來。

馬上又有幾個學生拍起了巴掌，像是在夾道送別一位英雄。

好在這些曾經敵對的學生沒有當街打起來，他們已經沒有了互毆的心情。

那天，那一群群在延安縣城主街道上游蕩的學生，大多數來自我的母校延安中學。

文革前，每逢五一，十一，延安縣城通常都舉行各界集會和大遊行。遊行隊伍裡，延安中學的武裝民兵連最博眼球。打頭陣的總是幾個帥小夥和他們肩上的一挺馬克沁重機槍，緊隨其後的是白衣藍褲的持槍男女生方陣。

武鬥中，不少學生成了槍法准，敢沖敢拚的骨幹。1970年復課鬧革命，我在延安中學上初一時，學校尚關押著一個68級的學生，他在一次武鬥中遠距離射殺了對立派的一位武裝人員。只要學校開批判大會，他總是第一個出場，站在主席台下陪鬥。長期不見陽光，他的臉色慘白。主席台下挨斗者最多時有十幾個，多是有劣跡的學生。他們一字兒排開，構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武鬥期間，延安中學的「紅先鋒」戰鬥隊威名遠揚，只是我搞不清他們屬於哪派。大哥同窗好友也戰死了一位。還有一位綽號假小子的女孩也名聲在外。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我腦海裡依然能清楚地浮現出她那紅扑扑，圓潤而略黑的俊俏臉蛋。

謠傳假小子中伏擊而亡。還說葬禮很隆重。亦聽說在隨後的清查運動中，專案組懷疑她的棺木裡藏有槍支，派人將她的墓穴挖了開來。還瘋傳說當棺材板掀開後，她的臉龐依舊是紅扑扑的，像是剛剛睡去。

幾十年後同學間又談起假小子，有同學說假小子活得好好的，好像給判了十五年，出來後忙生意了。

悲催的是武鬥致殘者。其中也有我母校幾位勇闖延安軍分區軍火庫,遭守庫解放軍戰士機槍掃射的初中生。1967年冬日真乃多事之冬。事發當日上午十時許，母親帶我去地區醫院看完病後，正步行在返回北關小學的大街上，忽然軍分區方向響起一陣機關鎗聲。軍分區距北關小學僅三四百米，中間只隔了一個小小的機械廠。我感覺槍聲近得猶如在耳邊炸響。那短短几十聲槍響清脆連貫，又戛然而止。槍聲響起時，街上的行人頓時作鳥獸散，還有人就地臥倒。母親急忙拽著我躲進了一家店舖。從延安中學到延安影劇院這近千米長的街上，瞬間看不到一個直立著的人。

軍分區亦與延安中學比鄰。武鬥從拳打腳踢升級到冷兵器階段不久，無論聯指派還是聯總派，亦或是廣大吃瓜群眾，都意識到槍炮對決已不可避免。雙方都在拚命蒐羅槍炮和彈藥，連老掉牙的，要點燃藥捻子才能射出鐵丸的土槍也成了寶貝。聽父親說，延安革命紀念館裡的館員甚至欲偷出館藏槍支而未得手。這些槍炮都是當年紅軍，八路軍轉戰陝北用過或繳獲的。父親曾是籌建這座著名紀念館的主要美術工作者之一，對館裡情形相當熟悉。

位於延安軍分區內的這座軍火庫是一個戰備庫。父親的一位在軍分區工作的軍官好友告訴父親說，庫裡的槍支彈藥足夠支撐解放軍的若干個團打若干年。

兩派大戰前夕，生死存亡之際，近水樓臺先得槍！延安中學聯總派的紅衛兵們打起了這個軍火庫的主意。他們第一次接近軍火庫時被非武力逼退，第二次闖庫時，他們也沒想到突然間軍人就開火了。估計解放軍戰士貼著地面對他們掃了一梭子。沒有死人，但傷了數位，傷的最重的一位被射斷了雙腿，終身殘廢。最近我想搞清當時究竟傷了幾位校友，就又在百度和谷歌鍵入了延安軍分區；延安中學學生；搶劫軍火庫這幾個關鍵詞，又是搜索無果。

歷史就是迷人的無臂維納斯，殘缺的那部分總給人以無限遐想。

聽說此事件立馬驚動了較高層，當時我們亦聽說下令開槍的那位親聯指派的軍分區領導很快被撤了職。軍中也分兩派。開槍後沒幾天，在一個月不黑，風不高之夜，聯總派搬空了這座軍火庫。

王小明肩上的那支嶄新的半自動步槍，或許就來自這裡。

聽說那位雙腿高位截肢的校友，後來安排進了部隊的榮軍院，由國家養起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以後就再沒聽到他的消息。倘若他能一直生活在榮軍院，其結局必遠優於其他武鬥致殘者。但是，文革後期聯指派得勢，聯總派處境可想而知。有好事者謠傳有人欲把他從榮軍院裡給攆出來。但願真是謠言。不過，生活在那個住著著諸多戰功卓著的正牌軍人之榮軍院裡，他會不會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我衷心祝願他還健在。

六

那時，總是一個運動未平，下個運動又起。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緊接著是一打三反運動。

於是，我又見證了王小明的末日。

那天，延安地區十三個縣同時宣判，處決了十幾名罪犯。延安縣斃了其中兩名。

一位是延安縣金盆灣勞改農場的留場就業人員，外號張二桿子。他揹負兩條人命。據傳在一次武鬥中，他所乘坐的一輛武裝卡車陷入重圍，全靠他抱著一挺機槍狂掃，硬是壓住了對方的火力，張二桿子據此得名。

另一位就是王小明。從佈告得知，他槍殺了六名戰俘。佈告上他的年齡是十八歲。與公告中的其他罪犯不同，佈告中沒列出他的出生年月日，亦未說這十八歲是週歲還是虛歲。但沒人計較這點，王小明罪孽深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我所知的史料中，陝西省持槍參加武鬥者，最小的為初一學生。王小明或許創下了兩項陝西之最：最小武鬥參與者；武鬥中殺俘最多者。

行刑地點事先未予公布。以往的執行地都在南七里鋪。不少群眾已事先等在了那裡。

這次的刑場放在了寶塔山下，就在延河與南小河交匯處的河灘上。

那天上午，發小土豆（官名土小平）直接帶著我倆兄弟，先行進入了刑場警戒圈之內。三人站在距行刑處僅幾十米遠的一個小土丘上。隨後，聞訊趕來的大批群眾遠遠地站在警戒線外的河堤上，等待刑車的到來。

土豆他爹叫土金璋，系原延安地委副書記，行署專員，那時剛剛復出工作。一九七三年周恩來總理回延安，就是他斗膽講真話，說延安人民吃不飽飯，引發總理老淚縱橫。

土金璋曾任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一秘。我兩兄弟在土豆家玩時，土豆的弟弟取出幾十張平壤的照片給我倆開眼。哇塞，高樓林立，似乎比當時的北京還漂亮。據說那是用聯合國戰後重建資金修建的。兩兄弟看得瞠目結舌，因為當時延安縣城最高建築為三層磚樓。

行刑前照例是遊街示眾。地區醫院在主街上，車隊照例是要經過的。

據說，在刑車經過地區醫院路段時，王小明竭力掙紮著，將頭扭向醫院一側。他不停地向人群中張望。有人說他用目光找人，多半在尋他的媽媽，那位洗衣女工。

延安縣城很小，不久刑車就開到河灘上了。兩名罪犯被推下車時，張二桿子早已嚇癱，軟作了一攤爛泥。到行刑處的幾十米，他硬是被兩名戰士連架帶拖弄過去的。

槍聲響了，不是兩響，是若乾聲。

槍響的同時，兩人的頭部都噴出了一米高的血柱，那是腦漿與鮮血的混合物。王小明雙腿劇烈地痙攣和蹬了幾下，不動了。

都說給王小明吃了六顆炸子兒；一發子彈代表一條鮮活的生命。我雖在行刑現場，但槍聲急促，我緊張的心臟跳到了嗓子眼上，根本沒去數。事實上也根本沒法數，因為張二桿子也挨了數槍。

我們上前觀看。空氣中瀰漫著極濃的腦漿與鮮血的腥味兒。王小明的腦袋像一個被鎯頭敲碎的葫蘆，葫蘆浸泡在血紅雪白之中，雪白的是腦漿。

警戒線已撤除。遠遠地，堤岸上的人群已呼啦啦地往這裡跑來。五分鐘後，這裡將會被圍得裡三層外三層。

該走了。我朝王小明投去最後一瞥，不經意餘光卻落在他屍體旁亮晶晶的幾個小東西上。那是剛才步槍射擊時彈出的彈殼，鐵殼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