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校辦產業的發展和教育的裂變(圖)

武漢紡織大學學生抗議平攤學校偷電罰款。（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在上個世紀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中國的教育，學習蘇聯，所以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要把學校建成教學、生產、科學研究三者結合的共產主義先進基地」，因此在中學和高等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都建立了校內實習工廠。

在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筆者當時正在中國北京上學，我學的是工科，我們的學校不僅有實習工廠，而且還在大興縣鄉下建有一個農場。學校實習工廠的金屬切削機床和其他加工設備，也是蘇聯製造。

學生在學校上學，除了在課堂學習書本知識，在實驗室重複前人的科學實驗，在工廠參加生產實習，學習有關技術知識，練習動手能力。此外還要到農場學習農業生產知識，還要在農忙季節，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要參加全民大煉鋼鐵運動。

由於中國當時，連年搞政治運動不斷，所以校辦工廠也僅僅起到教學實習作用。而沒有向產業方向發展。

到了80年代，在改革開放和提倡市場經濟的社會大環境影響下，校辦工廠開始向著企業化發展。筆者在70年代後期從工廠技術崗位被調任到政府機關，參加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按照當時職責分工，曾經分管實驗室、科研室建設和校辦工廠管理。

1990年國家教委召開第一次全國高校校辦產業會議，成了了中國高校校辦產業協會。1993年上海的復旦大學復旦實業成為中國高校的第一個上市公司。

我們對所屬的高校，在全國是較早抓院校辦產業的。按照把實習工廠辦成教學、科研、生產相結合原則，我們制定了《校辦產業工作條例》，在所屬高校之間建立了校辦產業協會，我們積極扶植校辦工廠將本校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並且在生產中推行全面質量管理，收到較好的效果。

到9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的方正、清華大學的同方成為上市公司。2010年全國484所高校有3643個校辦產業，總產值達1900多億元。2015年中國高校校辦產業總產值已達4500億元。2020年高校上市公司已有83家，居前3名的是清華紫光、紫光國微、北大方正，三股市值超過650億元。

1997年江澤民的姘頭陳至立從上海到北京，當了國家教委黨委書記，轉年，隨著國家機構改革，她搖身一變，成了國家教育部長。此人毫無領導教育的經驗，按照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的鬼話，她把學校教育引向邪路，不僅學生上學要交學費，還提倡學校搞創收，於是教師可以在野雞學校兼課，學校可以經商，可以把校舍對外出租，可以辦各種補習班，可以用錢買假學歷證書，可以濫發文憑，甚至沒有正規學歷的在職幹部，只要上個培訓班，就可以拿個大專學歷證書等等。據說現在中共黨魁習近平，其清華博士學歷，就是別人代替寫的論文。而他的狗頭軍師王滬寧只是到美國出訪過，在美國他走馬觀花看了一些西洋景，時間總共不到半年，回去搖身一變，在履歷上卻成了留美訪問學者。

在陳至立掌握中國教育大權期間，高等院校的校辦產業也產生了各種嚴重問題，例如貪污行賄腐敗之風蔓延，行政干預過多，任人唯親，管理混亂，經營性與非經營性資產不明確，經營狀況不佳等等。急需整頓和改革。

更有甚者，有人假借教育之名，追逐名利，辦學迫害和摧殘青少年。

隨著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隨著科技進步，電腦和手機普及，學生視野更寬，正規學校的學生，除了學習教育計畫之內的知識，有些學生被電子遊戲、被各種視頻節目吸引，乃至上癮，結果導致學習成績下降，甚至走上了邪路。有些家長不能正面引導孩子，就把有不良行為的孩子交給工讀學校。有的家長把網癮的孩子花錢送進所謂的網戒中心、青少年性格缺陷矯治中心等一類的冒牌學校。正是這些不明真相的家長，逃避家長的教育責任，花費大量錢財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縱容，才有人就趁機辦起了違背學校教育規律的，虐待兒童的冒牌學校。

例如在山東臨沂，2006年建有一個名為第四醫院網戒中心，還有一個招牌是青少年性格缺陷矯治中心，創立者叫楊永信，他對外宣稱是用心理、物理等方法幫助患者矯治，實際採用的是一台電休克治療儀，這是一種被行業淘汰的治療狂躁型精神病患者的儀器，生產廠家沒有許可證。這個戒備森嚴的中心，實際像是監獄，他們是用電擊這種非人道方法來虐待兒童。

又例如，在江西省有個豫章書院，最早是一個在南宋時期由理學派羅從彥（號豫章）創立的書院，到了清朝時成為江西省培養人才的官辦學校。到了2007年，以吳軍豹為首的一夥人，創辦了南昌龍悔心理教育專修學校，幾年後，這個學校改名為「豫章書院修習教育專修學校」，吳軍豹對外宣稱這是豫章書院「復學」了，是用國學來感化網癮青少年。實際上在這裡逃出的學生，曝光了在學校遭受虐待的情形。這裡收的學費半年就5萬元，而校內伙食極差，教學手段簡單粗暴，體罰學生用厚厚的一尺多長的戒尺打人，學生沒有人身自由，只有恐懼和厭世。2017年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這個學校曾經一時被公安局立案調查，但是揭發事實真相和民間調查此校的學生和義工，均遭受到了打擊報復。2019年，吳軍豹的學校把已經改名為江西豫章文化產業發展公司，又改名為江西堂淵文文化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在社會輿論壓力下，2020年7月吳軍豹等曾被判刑，但是南昌中級法院又以事實不清為由，將案件發回南昌青山湖區法院複審，在當局的縱容包庇下，吳軍豹等一直逍遙法外。有人爆料，原來青山湖監察院的檢察官熊某瑋（女），就是豫章書院的法制副校長。前面說的臨沂楊永信，更是在當地政府官員包庇下飛黃騰達，榮加各種桂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楊永信在當地還享受國務院特殊人才津貼，即使在的醜聞被曝光後，在2016年4月臨沂市科技局，還為他的治療模式舉行舉行所謂的科研成果專家鑑定會，吹捧他的成果「填補了國內空白，在國際上具有顯著的創新性，建議進一步推廣應用」。

這是冒牌教育產業，是一種灰色市場。目前在中國這類網戒學校仍有1000多所。青少年凡是有網癮、厭學、早戀、叛逆等，家長對付不了的毛病，都可以花錢把孩子送進這種學校矯治。《中國新聞週刊》曾經估算，在中國這種教育灰色市場價值有400億元。如果把這種學校也算作教育產業，我認為這就是對學校教育職能的一種變異，一種墮落。

用前面所說的中共在1958年推出的教育方針衡量，楊永信、吳軍豹所為也是不符合情理的。他們宣揚按國學精神辦學更是欺人之談。

教育學是研究人類教育活動及其規律的社會科學，中國最早的教育學論著，是在戰國晚期由西漢戴勝編撰的《學記》，這是中國古代教育經驗和儒家教育思想的經驗總結和概括。《學記》內容涉及教育本質、教育作用、教學原則、師生關係等。例如《學記》在論述教與學之間的關係時，強調學為核心，修己比教更重要，強調道德教育，如「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這是教學原則。如「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這是講啟發式教學。韓愈曾經在《師說》中講：「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對教師責任的概括。《學記》和《師說》所講的這才是國學。從《學記》我們可知，古人是把教育作為立國之本，把教師當作教育之本，良知育人才是教師之本。從《師說》我們可知，只有德才兼備的教師，才能培養出品學皆優的學生。楊永信、吳軍豹之流的所作所為，哪是按國學精神辦學！這種人怎能算為人師表？如果把他們的作為也算作學校教育的話，簡直是對教育學對教育事業的褻瀆。

學校教育，是教育者在學校對受教育者實施的有計畫、有組織的知識傳授和技能傳授。自古以來，中國的傳統學校教育，都非常注重都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培養和啟發學生的智力發展，以及通過體育課，傳授體育和生理衛生知識，教學生鍛練身體，使學生有一個健康的體魄。

中國存在那麼大一個教育產業灰色市場，只能說這是在中共統治下的當今社會的一個毒瘤，是由人們道德下滑助長的一種社會變異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