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 《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 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 悟。⑵”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 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 开脱，说“媚 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 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⑶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 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 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 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 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 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 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 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 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 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 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 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 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 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 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 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⑷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 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 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 到底是谁？ 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 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⑸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 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 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 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 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 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 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 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 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 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 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 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 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 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 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 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 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 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 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 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 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 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 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 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 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 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交。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干部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 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 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 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 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 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 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 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 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 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 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⑹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 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 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 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
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 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 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 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 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 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 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 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 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 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 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 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 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 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 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 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 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 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 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 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⑺。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 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 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 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 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 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 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压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⑻。” 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 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 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 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 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 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 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 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 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 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 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 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 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 ‘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 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 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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