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大立《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简称《故事》）。他虽然从80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受读者欢迎，但从来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业；只是2003年在美国因病开刀，突然面临生死抉择，才思想大变，决定执笔写这本回忆录。《故事》展示的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职员、小市民50多年来种种际遇的图卷。由于作者人生阅历丰富、读书面广、记忆力惊人、触角敏锐、描写细腻、文笔流畅，可读性非常高。尤其我与作者有相似的经历：60年代大学毕业、十年大三线山沟生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调动艰难；读之如旧友重逢话当年。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时代，似乎又重现眼前：我们读书、爱情，甚至性趣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
恐惧
中共掌权伊始，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被杀害人达数百万之众，且有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受到株连。“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里，都有亲属被杀关管的。他们一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纪小小又或青春年华，就已经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个个都不苟言笑，谨小慎微。长期生活在整个社会无时不在的历史阴影下，精神高度压抑，过着政治贱民的生活。”共产党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实行大规模屠杀，以残忍地消灭肉体的方法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这种暴行是前无古人的。遍地血腥，满天冤魂，国家、民族从此陷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七岁的作者放学回家，看见“穿着蓝制服，斜垮着帆布子弹带，背着步枪的民兵”站在门口，原来是乡下来人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后来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达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了40年，乡下的房屋、田产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战前在美国经商的外公寄一些钱回来买的，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外婆并没有亲身参与“剥削”；相反她还经常减租户的租，分谷子给租户。不过，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允许相信，因为这是“阶级调和论”。“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广东省由于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作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侥幸。
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作者读大学的班上有个叫周文德的同学，本是江西省高考状元；可惜中了阶级斗争的毒，可以把一两稀饭、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讽刺的是，象他这种以整人为乐的人，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也因为说了毛江几句不敬的话，而被逼跳楼自杀。作者那个28人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小爬虫”即“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在清队中，同济大学就有40多人自杀，作者亲眼便见到五、六个：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五、六○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耳熟能详，或是及肤旧疼。
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然而共产党所有的革命包括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都是让许多人去死。作者问道：“让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人都活得那么恐怖，那么痛苦，到底这是一种什么革命？！”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权的反动本质。
饥饿
1959至1961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千古奇闻，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祸期间城市的饥饿，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菜”，没有一点油星。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藻”。作者至今仍为当年饥饿难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谋生、年近60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在眼下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当时也是中学生，也有强烈的饥饿记忆。当时农村极悲惨，农民是贱民，没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粮食供应，所以三年中饿死的都是农民。那时我老家农民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16两为一市斤）米，以致年届60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1962年不治去世，年仅41岁。
就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无能又残暴的中国共产党，却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伟光正”，还要让饥肠轆轆的老百姓对他们感激涕零、感恩载德，你说他们可耻不可耻？
屈辱
毛泽东共产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作者在大学里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测量，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矿建设单位。把他分到了广西省来宾县北泗区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一个阴沉沉日子，经过了大半天汽车的颠簸，我终于来到了平生第一次亲历其境的山沟，而在这个偏僻的荒野里，还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日子？付出多少宝贵的青春？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告别了城市，开始了长期山沟荒野的生活，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那时是1968年11月。”
读到这里，一声长叹；普中国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与作者竟是相怜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时候，也是我从东北发配大西南的日子。当时成昆铁路还在施工，我一个人背着、提着行李从沈阳出发，坐了几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车去渡口（后来改叫攀枝花）。卡车弯弯曲曲地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除担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还担心深山野岭里的土匪，一车人都忧心忡忡。因为车程是两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来了一伙武装人员查户口，好在我们都是外地人，证件也齐全，扰攘一会之后也就平静了，落得一场惊吓。
我与作者都属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我学的是热工，却当了砌砖工人和仓库保管员。在大山沟里，缺肉少菜，长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见一次肉，而且是腊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出参观学习、转正加工资、评选先进分子、工作调动，甚至在劳保品发放、宿舍安排、办公桌椅使用等，都备受岐视。连交个女朋友，也有人去查我的档案。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在广西的“起薪点”为45元钱。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质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个鸡蛋的黑市价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过七、八隻黑市鸡蛋，实在可怜。本来毕业工作一年，可以转为13级，一级一级升上去，到九级就是工程师或者讲师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们这批毕业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后的1973年才予“转正”，获得第一次加薪。第二次加薪则难于上青天了，因为加薪名额既有限，又要让党团员、积极分子、进驻科室的工人们优先。我当时是工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但在加薪的顺序表上却排在一个描图学徒工后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1978年就开始写1980年的学毛写日记了。《故事》对此也有详细描述，真是斯文扫地，屈辱到了极点。
绝望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象《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的站长。他只“求安稳，只会安安分分地打分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产集权之下也无法实现。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选择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当日由香港返回大陆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家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最宝贵的自由。从1956年开始，随着共产党将中国变成党天下、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对全体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和斗争摧残，他也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一样，开始了他们的厄运。而且随着“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他们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着被人糟踏，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1958年，被下放劳动；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会”带给他的痛苦和灾难，千万倍于“罪恶黑暗的旧社会”带给他的挫折和惊险，作者说：“从父亲的身上我完全体会到两种社会的优劣，也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共产党。”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到处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党把他送到三水农场劳改，连“莫须有”三个字也不要了。最令这个苦难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伯父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看了令人神伤。然而因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却备受冷遇，不但没有一分一毫的抚恤金，那些军队干部态度还十分野蛮无礼，多么冷酷，多么荒诞！
作者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却误信了马列主义而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他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收大员身分接管了广州海关。但他不获信任，备受岐视，只因他是地下党，是知识分子。象他舅父这样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恒等为数几万人，几乎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者”等各种罪名加以打击、清洗甚至肉体消灭。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共产党的凶残、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发扬光大。作者说：“当年国难当头，共产党趁机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帜，迷惑了很多象我舅父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层地想到，假若当初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能够象胡适、傅斯年、储安平等一样看透共产党专制、反民主的本质，不去盲目地充当共产党的拥躉，中国不但可以避免一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更可避免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难，我的一家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引用司马璐先生的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有罪的，虽然很多党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是参与了一个邪恶犯罪的组织，本身对中华民族就是有罪的”。诚哉斯言！其实岂止共产党员，就是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等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也都曾经在共产党谋杀国民政府、切断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罪行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有愧于中国人民。
在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必须全面检讨反右运动的史史成因和每个人的史史责任，吸取史史教训，如果仅因右派分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的头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颂之，那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结语
李大立这本《故事》的珍贵之处还在于他保存了很多民间记忆、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仑关大捷，广西“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对“4．24”派的屠杀，广西省宾阳县五千多名五类分子被处死，广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矿频发的工业伤亡事故；小至十类地区的工资差额，夫妻分居惨状和探亲制度，工作调动的艰辛，排队买火车票时的愤怒，山区农民生活的悲惨，各种购物证券的繁多以及各种物价；《故事》还保存了大量的旧照片；《故事》及其附录为国共党史、政治运动史、教育史、经济史、工业史、报业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价史和服装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实个案。书中对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剧，也写得回肠荡气，予人印象深刻，囿于拙笔，就不一一评述。
写作上作者用了夹述夹议的办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读来如饮醇酒、如品浓茶。故事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显得拖拉冗长；但这正是作者“保留史史在细节之中”的苦心经营，读此书者不可不留意，我诚恳地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原载《新世纪新闻网》
时事评论员和网路作家李大立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处女作”《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彼岸出版社，2007年，香港；以下简称《故事》）。他虽然从80年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并深受读者欢迎，但从来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业；只是2003年在美国因病开刀，突然面临生死抉择，才思想大变，决定执笔写这本回忆录。《故事》展示的是从香港回到“祖国”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职员、小市民50多年来种种际遇的图卷。由于作者人生阅历丰富、读书面广、记忆力惊人、触角敏锐、描写细腻、文笔流畅，可读性非常高。尤其我与作者有相似的经历：60年代大学毕业、十年大三线山沟生涯、夫妻长期分居两地、工作调动艰难；读之如旧友重逢话当年。那个令人恐惧、饥饿、屈辱、绝望的时代，似乎又重现眼前：我们读书、爱情，甚至性趣固然被无端剥夺，事业、理想也被摧毁殆尽；那种青云无路、报国无门的无奈，至今读来仍愤恨难平。
恐惧
中共掌权伊始，便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被杀害人达数百万之众，且有人数更多的亲人、家属受到株连。“我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里，都有亲属被杀关管的。他们一生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年纪小小又或青春年华，就已经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真和充满活力的青春，个个都不苟言笑，谨小慎微。长期生活在整个社会无时不在的历史阴影下，精神高度压抑，过着政治贱民的生活。”共产党毛泽东取得政权后，对已经放下武器的敌人实行大规模屠杀，以残忍地消灭肉体的方法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这种暴行是前无古人的。遍地血腥，满天冤魂，国家、民族从此陷进入了一个杀气腾腾、阴森恐怖的世界。
1952年的一天，七岁的作者放学回家，看见“穿着蓝制服，斜垮着帆布子弹带，背着步枪的民兵”站在门口，原来是乡下来人抓外婆回去“斗地主”。后来舅父和母亲通过“华侨事务委员会”多方交涉营救达大半年，外婆才平安回来。外婆在香港住了40年，乡下的房屋、田产只是她夫家留下的，和抗战前在美国经商的外公寄一些钱回来买的，一直委托乡下亲戚打理，外婆并没有亲身参与“剥削”；相反她还经常减租户的租，分谷子给租户。不过，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就算真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允许相信，因为这是“阶级调和论”。“土地改革”中，中共杀了100多万地主，广东省由于陶铸、赵紫阳执行“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极左政策，杀人尤多；作者外婆得逃此劫，真是例外的侥幸。
学校也是阶级斗争的熔炉，作者读大学的班上有个叫周文德的同学，本是江西省高考状元；可惜中了阶级斗争的毒，可以把一两稀饭、穿衣戴帽等生活细节都上纲为“资产阶级思想”。讽刺的是，象他这种以整人为乐的人，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恐怖中，也因为说了毛江几句不敬的话，而被逼跳楼自杀。作者那个28人小班，就揪出了四个“小爬虫”即“反动学生”；作者也惶惶不可终日，唯恐陷入“全国特务网”或“反革命小集团”之类，随时会被扣押、随时失去自由、随时被拉去批斗。仅在清队中，同济大学就有40多人自杀，作者亲眼便见到五、六个：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梯云、高等数学教授孙国楹等。《故事》中的这类故事，对五、六○年代的大学生都是耳熟能详，或是及肤旧疼。
鲁迅说“革命是让人活，而不是让人死的”，然而共产党所有的革命包括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却都是让许多人去死。作者问道：“让包括我自己在内更多的人都活得那么恐怖，那么痛苦，到底这是一种什么革命？！”真是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毛共政权的反动本质。
饥饿
1959至1961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是千古奇闻，也是千古暴政。《故事》也描述了三年人祸期间城市的饥饿，学生在学校食堂里吃“双蒸饭”、蕃薯苗、“猪乸菜”，没有一点油星。最困难时，学生还吃用甘蔗渣做的“蔗渣饱子”、用稻草做的“人造肉精”、用米糠做的“糠饼”。更有甚者，吃用尿水培养出来的“小球藻”。作者至今仍为当年饥饿难耐偷吃炒河粉而愧疚。作者在香港谋生、年近60的姑母，每次回广州都要肩挑背驮的带一大铝锅红烧肉，在眼下的年轻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当时也是中学生，也有强烈的饥饿记忆。当时农村极悲惨，农民是贱民，没有如城市居民般有最低定量的粮食供应，所以三年中饿死的都是农民。那时我老家农民每人每天只有四两半（16两为一市斤）米，以致年届60的祖父要冒病上山找野菜、狗脊、野芭蕉等回家充饥；家母就是因饥饿致水肿，而于1962年不治去世，年仅41岁。
就是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无能又残暴的中国共产党，却自称是“人民的救星”、是“人民的解放者”、是“伟光正”，还要让饥肠轆轆的老百姓对他们感激涕零、感恩载德，你说他们可耻不可耻？
屈辱
毛泽东共产党专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憎恨、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作者在大学里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测量，但偏偏分配他去煤矿建设单位。把他分到了广西省来宾县北泗区一个叫石村的山区。在“一个阴沉沉日子，经过了大半天汽车的颠簸，我终于来到了平生第一次亲历其境的山沟，而在这个偏僻的荒野里，还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日子？付出多少宝贵的青春？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告别了城市，开始了长期山沟荒野的生活，从一个学生变成一个工人，成了人生中的一个转捩点，那时是1968年11月。”
读到这里，一声长叹；普中国的臭老九都有一本血泪账。我与作者竟是相怜同病，作者到石村的时候，也是我从东北发配大西南的日子。当时成昆铁路还在施工，我一个人背着、提着行李从沈阳出发，坐了几天硬座到了西昌，改坐解放牌卡车去渡口（后来改叫攀枝花）。卡车弯弯曲曲地颠簸在崇山峻岭之间，除担心塌方和交通事故外，还担心深山野岭里的土匪，一车人都忧心忡忡。因为车程是两天，所以要在米易住一宿；睡到半夜，来了一伙武装人员查户口，好在我们都是外地人，证件也齐全，扰攘一会之后也就平静了，落得一场惊吓。
我与作者都属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我学的是热工，却当了砌砖工人和仓库保管员。在大山沟里，缺肉少菜，长期吃茄子：煮茄子、蒸茄子、炒茄子。一周或见一次肉，而且是腊肉。更可恨的是“臭老九”帽子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外出参观学习、转正加工资、评选先进分子、工作调动，甚至在劳保品发放、宿舍安排、办公桌椅使用等，都备受岐视。连交个女朋友，也有人去查我的档案。
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在广西的“起薪点”为45元钱。我在攀枝花，也不相上下。但在那物质缺乏的地方和年代，一个鸡蛋的黑市价是二角，即一天所得不过七、八隻黑市鸡蛋，实在可怜。本来毕业工作一年，可以转为13级，一级一级升上去，到九级就是工程师或者讲师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我们这批毕业生，一直拖了六、七年，直到林彪死后的1973年才予“转正”，获得第一次加薪。第二次加薪则难于上青天了，因为加薪名额既有限，又要让党团员、积极分子、进驻科室的工人们优先。我当时是工厂里独当一面的技术人员，但在加薪的顺序表上却排在一个描图学徒工后面，她唯一的本事就是在1978年就开始写1980年的学毛写日记了。《故事》对此也有详细描述，真是斯文扫地，屈辱到了极点。
绝望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最让人绝望的是，有才华的人、正直的人，总是被扼杀、被摧残。象《故事》中作者的父母、伯父母、舅父母。作者父亲是普通知识分子，做过广州火车站、佛山火车站的站长。他只“求安稳，只会安安分分地打分工”，然而这点卑微的愿望，在共产集权之下也无法实现。他爱妻子，爱自己的小家庭，所以选择了安分守己一途；但不曾料到，当日由香港返回大陆的一念之差，令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家人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所谓“解放”，失去的不只是财富和地位，更是最宝贵的自由。从1956年开始，随着共产党将中国变成党天下、变成特权阶层的私有财产，对全体老百姓进行压迫剥削和斗争摧残，他也和中国大陆千千万万善良无辜的老百姓一样，开始了他们的厄运。而且随着“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社会愈来愈黑暗，他们所遭遇的打击和灾难也愈来愈深重。“父亲也饱尝了被人无端撤职降薪、被人监禁斗争、罚跪殴打、强迫劳动；被人视作阶级异己分子”，“由此自己的子女也跟着被人糟踏，上学读书参加工作都备受歧视”；1958年，被下放劳动；晚年又因心爱女儿的早逝，备受精神折磨。他的一生中，“光明幸福的新社会”带给他的痛苦和灾难，千万倍于“罪恶黑暗的旧社会”带给他的挫折和惊险，作者说：“从父亲的身上我完全体会到两种社会的优劣，也更加痛恨祸国殃民的毛泽东共产党。”
作者的伯父也是留用的旧职员，1949年～1952年曾任广州机务段副主任，后改任广州铁路第一职工学校副校长和广东交通学院总务主任，但是1956年肃反运动中却因“莫须有”受到处分，以致影响到他大女儿的入党和留学苏联。1961年至1963年党把他送到三水农场劳改，连“莫须有”三个字也不要了。最令这个苦难家庭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伯父一个儿子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不幸溺水而死。赶到海南岛办理儿子后事的伯父，曾哭昏在儿子的坟上，看了令人神伤。然而因为是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却备受冷遇，不但没有一分一毫的抚恤金，那些军队干部态度还十分野蛮无礼，多么冷酷，多么荒诞！
作者的舅父本在香港一大机构做事，却误信了马列主义而秘密参加中共地下党。1938年发起组织“香港华员会”并首任会长。他在中共指挥下领导九龙海关“起义”，以接收大员身分接管了广州海关。但他不获信任，备受岐视，只因他是地下党，是知识分子。象他舅父这样的，仅广东省就有古大存、方方、冯白驹、吴有恒等为数几万人，几乎全被以“不纯分子”、“特务嫌疑”、“地方主义者”等各种罪名加以打击、清洗甚至肉体消灭。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共产党的凶残、暴戾的本性至今不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变本加厉、更加发扬光大。作者说：“当年国难当头，共产党趁机打出抗日和民主的旗帜，迷惑了很多象我舅父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如今，我更深一层地想到，假若当初这些天真的青年们能够象胡适、傅斯年、储安平等一样看透共产党专制、反民主的本质，不去盲目地充当共产党的拥躉，中国不但可以避免一场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内战，更可避免其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灾难，我的一家和千百万老百姓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引用司马璐先生的话：“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有罪的，虽然很多党员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但是参与了一个邪恶犯罪的组织，本身对中华民族就是有罪的”。诚哉斯言！其实岂止共产党员，就是黄炎培、章伯钧、章乃器等这些所谓民主人士，也都曾经在共产党谋杀国民政府、切断中国民主宪政之路的罪行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有愧于中国人民。
在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必须全面检讨反右运动的史史成因和每个人的史史责任，吸取史史教训，如果仅因右派分子受过迫害，特别对右派的头面分子，只一味同情或歌之颂之，那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与作者的心是相通的。
结语
李大立这本《故事》的珍贵之处还在于他保存了很多民间记忆、平民生活情景，大如昆仑关大捷，广西“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对“4．24”派的屠杀，广西省宾阳县五千多名五类分子被处死，广西、湖南的吃人事件，工矿频发的工业伤亡事故；小至十类地区的工资差额，夫妻分居惨状和探亲制度，工作调动的艰辛，排队买火车票时的愤怒，山区农民生活的悲惨，各种购物证券的繁多以及各种物价；《故事》还保存了大量的旧照片；《故事》及其附录为国共党史、政治运动史、教育史、经济史、工业史、报业史、中外交流史，甚至物价史和服装史的研究者都提供了真实个案。书中对他表姐、妹妹的婚姻悲剧，也写得回肠荡气，予人印象深刻，囿于拙笔，就不一一评述。
写作上作者用了夹述夹议的办法，直抒胸臆，月旦人物，读来如饮醇酒、如品浓茶。故事看起来似乎面面俱到，显得拖拉冗长；但这正是作者“保留史史在细节之中”的苦心经营，读此书者不可不留意，我诚恳地向各位推荐这本书。
〔原载《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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