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王千源父母在青岛的居所外被凃上"杀全家"和"杀卖国贼"的红字。(法新社图片)
尽情宣泄完爱国热情，爱国华人互道"拜拜"扬长而去，该干什么干什么，丝毫不用担心有谁来"秋后算帐"，不用担心有谁往档案袋中放一个小纸条。这样又自由又安全心情又舒畅的抗议，也只有海外华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去享受。
但要说中国人都觉得自由自在也有些夸大。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个叫王千源的小姑娘，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下说了一些和"爱国"华人不一致的话，遭到同胞的围攻谩骂和威胁，在互联网上被五马分尸，用美国话来说，真的就差点被私刑处死了，就像当年美国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对付黑人那样。甚至她远在中国的父母的家也遭了殃，被泼上粪便。
手头正好有一本海外爱国元老、曾经官拜中国政协常委徐四民先生的回忆录《一个华侨的经历》，随便翻到一个地方，其情节何其眼熟，这里拿来和"爱国同胞"分享。
徐四民先生50年代是缅甸富商、爱国侨领。1958年缅甸政府邀请外国使馆和社会知名人士观赏文艺联欢，演出中有华人发现节目单上有李香兰小姐的独唱"之那之夜"，便报告给在场的中国大使。李香兰是在北京长大的日本歌星，日本侵华期间她唱的这首歌在中国非常流行。二次大战后李香兰跟随当外交官的丈夫住在缅甸。
中国大使接到报告后让使馆人员去交涉，要求撤销节目，但主人没有同意，大使又要求徐四民以侨领身份出面，要参加演奏的华人音乐团体退出演出。徐四民心中非常不满，用他的话来说，假如这首歌确实是侮辱中华民族，那大使馆人员可以离席表示抗议，但现在他们说不动主人，又不愿离席，却把这个难题交给自己。
当徐四民勉为其难地找到华人音乐家时，虽然有人表示应该退出演奏，但其它人和乐队领导坚决反对，他们说这首软绵绵的歌曲并非辱华，而是表达了日本官兵思乡厌战之情。乐队领导人说"我们停奏会给缅甸政府下不了台......我们是缅甸的普通居民，不是外交官，有些还是缅甸籍，我们不能这样做。"结果中国大使只得带领使馆人员退场。
这只是徐四民亲身经历的和"爱国"有关的尴尬事之一。另一件事发生于1955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缅甸期间。由于坚持不结盟立场，铁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威望很高，缅甸政府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邀请主要少数民族参与欢迎仪式，以体现多民族国家的特色，华人也在其中。但在苏联眼里，铁托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中国当时拜苏联为老大哥，以克里姆林宫的好恶为好恶，于是使馆给侨社传下话来"中国人要停止一切欢迎活动，不管是国家的外交代表或是当地的华侨老百姓"。
徐四民说，本来华侨接到了缅甸政府的邀请后非常高兴，正在认真准备，突然间接到使馆的这个指示，实在非常为难，不知如何对缅甸政府交代，因为很明显，不能告诉缅甸政府说这是中国使馆给华侨下的指示。
徐四民说到了欢迎铁托的那天，马路上搭起了各少数族的欢迎彩楼，当铁托的车队经过时人山人海，摇旗呐喊，铁托在缅甸领导人的陪同下在每个彩楼前停下，向欢迎的人群致意。但华人的彩楼下冷冷清清，只有华商会会长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这种难堪的场景，徐四民毕生都不会忘记。多年以后，他还耿耿于怀地说他"实在不明白这个‘指示'对华侨有什么意义。"
然而，这只是和"爱国"有关的尴尬事而已，还有一些事就不止是尴尬了。
4月20日，洛阳家乐福超市外，一千多示威者高叫反对臧独，抵制法国和抗议美国媒体CNN的口号。AFP
但除了这些让徐四民尴尬的事，还有后果更严重的。当时中国大量向有华侨的国家输出革命文化，特别是电影，缅甸也不例外。1960年，徐四民和缅甸友人达成一项交易，由对方在仰光市中心提供一块地皮，徐四民筹资建立一座当时设备最先进的大型电影院，为放映中国电影提供一个固定的场地。
电影院建成后，很快就带来了政治争论。有人在股东会议上提出影院应该成为中国大陆电影的阵地，只放映中国电影，但徐四民认为从商业角度考虑那样做经营上无法维持，而且其它电影院也放映一些中国电影，所以主张中国片、缅甸片和欧美苏联片各占三分之一。他说"我主张冲淡政治色彩，让外国人了解，华侨爱祖国并不是一种政治活动"。为了突出非政治性，他提出影院建成后，"第一炮放映一部中外咸宜，老少喜爱而无政治倾向的西方名片"。股东会议最后选了美国迪斯尼出品的《睡美人》做为第一部上映的片子。
《睡美人》连映20多天，场场满座，盛况空前。接下来影院就大量放映了中国革命电影如《老兵新传》、 《翠岗红旗》等等，也有《五朵金花》这样的娱乐片。徐四民十分高兴，他想"以后我们中国的影片在缅甸将有一间头等的戏院细水长流地放映了"。他甚至开始考虑和其它影院合作建立电影公司。但他不知道的是，华侨中有人正暗中策划针对他的大批判，要捍卫中国革命文化在缅甸的阵地。不久，当地亲中国的华侨报纸发起了"座谈"和"讨论"，题目就是为什么要用美国电影作为电影院的首映片，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家以华人为主的中学在学生中也发起讨论，批判"崇美"思想，发出责问："首都电影院放美国片由谁来负责？"
股东开会讨论影院的经营情况，很快就有人向"有关方面"打"小报告"，说"提议放映美国片《睡美人》的人是什么意思？""我们对主张演美国电影的人应有怎样的看法？"
徐四民说这种"‘看法'虽不是定罪量刑，也同‘政治鉴定'差不多了。后来听说回国的华侨，有的终身背着那个看不见的‘档案袋'，我就不能不承认这‘看法'是多么厉害了。"
但徐四民更没有想到的是，发起这些"讨论"和"座谈"的"爱国人士"和向使馆打"小报告"的"海外赤子"的真正目的其实充满了铜臭。这些人是看到了影院的成功，要用政治罪名把他搞垮，然后自己接手经营。他说在这场所谓"政治争论"的背后"吵的是利益分配，争的是权力地位"。当徐四民知道他成了放映美国电影的罪魁祸首，而且"重要人物"对他已有"看法"之后，他便辞职了。然而，让他惊讶的是，换了人之后，这家电影院不但照样放映美国片，而且放的更多，甚至不但是美国的娱乐片，而且战争片也照放不误，要是上纲上线的话，这些都是"为美帝张目"的。
1964年缅甸政府实行了针对华侨的"国有化"，徐四民丧失了财产，回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2年，又听到了很多以"爱国"为名的肮脏勾当。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个华侨的经历》今天仍然有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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