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母亲唐德英的维权人生

2008年4月，唐妈妈在北京申诉和请愿时候看望维权人士郑大靖的女儿和儿子，当时郑大靖正被湖北郧西当局关押于黑监狱中

唐德英的儿子名叫周国聪，1989年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为民主自由涌上街头时，他还仅仅只是一名15岁的少年，当时，这位花季少年正在成都市郊区的一家工厂里面工作。唐德英的记忆里，周国聪是个比较内向而善良的孩子，而且他显然也不具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没有什么超人的才能。周国聪从来没有过参与社会政治事务的经历，即便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未有担任过重要的班级领导职务。

周国聪似乎注定要平凡下去。生活不允许他有太多的幻想，一个15岁的少年却不得不用稚嫩的肩膀扛起生活的重担，到工厂去工作。在其他孩子孩子学校里吸取知识的营养憧憬未来的时候，周国聪却已经成为一个风雨飘摇家庭的顶梁柱了。直到“六四”事件，直到道貌岸然的政府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狰狞的面孔，直到枪炮坦克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出“不”来，直到周国聪那天真的心灵和并不坚强的身体被击碎。尤其让唐德英老人昼夜不眠的是，在这位少年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中并没有周国聪的名字。一个生命的消失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儿子被活活打死，正义却得不到伸张，唐德英却只能默默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没有任何人知晓。

母爱无疑是世间最伟大的情感，为了不让儿子默默死去，为了儿子九泉之下不能瞑目的眼睛，唐德英苦苦坚持17个春秋，她的经历鲜有人知，她受过的苦难和冷眼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当唐德英的事迹披露出来后，有人怀着崇敬和忏悔做出这样的诗句“我不知该怎样忏悔，十八年了，你孤苦伶仃抗争了十八年，直到现在我才了解你的身世”。是啊，当这位母亲独自一人坐在火车的硬座位上，忍受着长途跋涉给她的身体带来的无尽的伤害时，她是寂寞的，心酸的，无助的，她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也不在乎饥饿，而是担心自己能否坚持到彻底地为儿子讨来说法的那一天。但是，当回想到儿子那张满是鲜血的脸庞时，她告诉自己必须得坚强，她的儿子不能不明不白地离开这个世界，她也不能不明不白地失去她这个心爱的儿子，她就有无穷的力气，她在为儿子活着，她在为正义活着！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一个时代的罪恶造成一位伟大的坚强的母亲！也许“六四”死难者家属、那些受人尊敬的“天安门母亲”都有相同的心路历程吧？

周国聪死亡的地点是成都市宁夏街派出所，唐德英得知她的儿子死亡的消息，已是两年以后的事了，在领回儿子尸体以前，尸体一直被默认为无名尸，对此，唐德英非常愤怒，一个有名有姓的人，在他死亡后竟然还不得安息，就这样被人为地蒸发消失了两年多！这两年，唐德英时时含泪寻找着思念着儿子，她真想儿子只是淘气地游玩去了，某一天便又会回家，吃她做的香喷喷的饭菜，直到这一刻，她绝望了，崩溃了。但是，更令唐德英难以接受的是，当局只是将一具已经冰冷得使人心碎的尸体交还了唐德英，他们始终未有对其子的死因做出任何正面解释。

通过零散的信息推断，灾难降临之时周国聪应该是身处距离宁夏街派出所不远的天府广场的，“六四”时，如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成都的天府广场上也聚集着很多饱含激情的抗议民众，他们声援呼应着千里之遥的北京学生。成都的天府广场也成为成都民运的大本营。但同时，成都市政府也毫不动摇地呼应着北京血洗天安门广场的行动，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逮捕聚集在天府广场上的任何参与抗议的民众，他们也用武力表现出这个专制政权高度的一致。正如黄琦先生所说“周国聪在中国政府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之后，被成都公安部门逮捕。成都地区的逮捕活动是中国政府在六四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搜捕活动的一部分。”

将儿子安葬以后，唐德英便开始了她漫长的上访之路，令人感觉温暖的是，在唐德英上访的过程中，她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著名的维权人士黄琦先生经过详细的调查勇敢地将她的遭遇放在了六四天网网站，并时常关心看望她，最终使得唐德英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位获得当局变通赔偿的六四死难者家属。对唐德英接受当局的补偿的行为，很多人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大家都没有过多责怪这位母亲，大家还是依旧同情支持着这位无辜的母亲。

唐德英的维权经历似乎要划上一个句号了，但是，对维权运动和民主政治运动的关系的议论还是在唐德英接受当局补偿后发生了，这场议论是唐德英所不知道，其实，时至今日，也从来没有人向这位老人提过这场本就和她无关的往事，她也从不知道自己的行为竟然是思考一个严肃的政治命题的导火线，我不是那场议论的参与者，但是，当看了那些对唐德英的议论后，我不觉得一位老人的苦难经历应该作为政治考量的对象，我只是想这个变通赔偿本该成为唐德英结束其痛苦的伸冤生活，安度晚年的开始。

但是，天并不随人愿，就在唐德英的儿子死亡十多年后的2004年，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花果村八组的唐德英家的房子也被当地政府非法拆迁了，唐德英和其他被拆迁者一样，始终未有得到当局的公正合法的补偿，更令她气愤的是，与她一同被拆迁的村民中竟然有11名已亡人得到了房屋住房补偿，而她死去的儿子却不在其中，这样的刺激是唐德英所不能承受的，她不能再容许自己的儿子遭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从此，唐德英又继续走上了上访之路，她控诉当地政府的非法行为，要求政府公平地对待她那冤死的儿子，还她和她的儿子一个真正的平静生活。上访的结果令她感觉绝望，此时，黄琦先生及其他朋友们又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做了大量的帮助唐德英进行维权的工作，黄先生的努力使得中共政权的野蛮行径昭然于世，这次政府终于不再忍受敢于挑战他们权威“不识好歹”的老人，他们最终决定派专人将唐德英长期看守起来。

在零八年黄琦先生被捕前后，唐德英的活动范围便被当局限制得很严，她只有悄悄地外出一些她想去的地方，并且时不时受到看守她的人的威胁，对她的看守也变得比以前更加严密了，他们在唐德英的家门口支起了一个很大的太阳伞，看守她的人在这个太阳伞下打牌聊天，一旦唐德英外出，便有人跟在她后面。唐德英家住在一楼，她家的隔壁是一家从早到晚开门营业的家庭超市，而这家家庭超市的经营显然是不合法的，但它能存在与它的特殊邻居的照顾不无关系。不止于此， 2008年的7月7日，唐德英还遭到了其社区所在地派出所的人身伤害。那天，唐德英本是去其社区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讨说法，街道办事处让她去找派出所解决问题，于是，唐德英便去到其社区所在地的狮子山派出所，要求派出所终止对她的非法监视，还她以自由，并且希望派出所真正地解决其儿子死于非命及其房屋被强拆而不得合理赔偿，以及同村的已亡村民得到房屋补偿而自己的儿子却得不到公平对待的问题，进而，唐德英要求当局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来干伤害她的事，并指责了那些成天妨害她的自由行动的人，这些人因为得到当局的承诺，只要卖力监视唐德英，便给他们买够社保，所以，他们不惜以伤害唐德英为代价，来无情地做着丧失人性的勾当。当唐德英正在表达自己的愤怒时，身边的一个陌生人狠狠地抽了她一耳光，此时，派出所的某警官也狠狠地警告唐德英，如果她再继续闹事，他们一定会继续整她。

除了这种直接的暴力攻击，当局对唐德英的人身限制显得更加的平常，一旦唐德英走得稍远了些，总有人会将她拉扯回家去，据唐德英介绍，近一年来，她多次遭到看守她的人员的跟踪及骚扰，一次，唐德英避开看守她的人，前往省人大上访，当老人递交完自己的上访材料后，匆忙赶来的看护们坚持要让老人马上回家，并狠狠地将老人拽上了一辆他们开来的汽车。另一次，也就是前不久的虎年春节，老人前往她家附近的塔子山公园看灯会，唐德英本想，过年过节的，看守她的人应该放假了，她应该可以自由地去享受一下春节的快乐了，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守她的人又出现了，而且照样是生拉硬扯地将老人送回了家。

自黄琦先生被捕后的这一年半时间，老人就很少享有过这个国家的公民应享的正常的自由，她去某地上访，必然会立马被看守她的人送回住处，她去附近买菜散步，照样会被看守们跟踪，并且一旦超过了一定距离、一定时间，或是到了一个人群聚集的地方，也是必然会被她的看守带回她的住所，唐德英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在大监狱里德囚犯。一位75岁的老人，她其实是走不了多远的，而且也没有去反对这个在她心中无比厌恶的政权，但是却始终忍受着这种不自由的约束，这让老人感觉十分地愤怒与绝望。其实，她早已知道她今生都将为这种残酷的非人道的类似于监禁的生活所折磨，但是越是这样，她就越发地相信未来民主中国的到来必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我始终认为一个时代的苦难应该由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人去承受，一个时代的弊病应该大家努力去消除。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无以计数的人们心安理得地漠视着他们的同胞经受痛苦，如果这种漠视是在不知的状态下发生，我想它是值得被原谅的，但是，当我们确切地知道某位同胞正在时代的不公平而受难，而去担当，而我们却依旧无动于衷，甚至是雪上加霜时，那么我们便最后地失掉了进行自我辩护的权利。我时常发觉我自己便是如此，有时候，当我看着那些独自受难的人们的眼神时，除了感动于他们的无畏与坚强，更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是如此地怯弱，以至于终究没能将自己的双手与这些崇高生命的双手紧握，同去为打破我们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剧性宿命而同甘共苦，努力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