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发动文革是毛的一片好心

毛泽东究竟为什么发动文革？中国官方的解释说，毛泽东当时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形成了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权力夺回来。也就是要“反修防修”。

北京：毛泽东发动文革好心办坏事

不过，在文革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评价变化了，说毛泽东当时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当时中国并不存在修正主义或者资本主义路线，而且被打倒的那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恰恰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不过，中国官方的结论无非是说，毛泽东是好心办了坏事。正如文革学者华新民博士所总结的那样：

“这种追求是带有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追求，是‘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还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对于毛泽东本身的动机，官方从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他的目标还是神圣的。这样一种解释在国内的文革研究当中占了主流的地位。”

可以看到，官方的解释提到了毛发动文革的两种动因。一个是担心外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另一个是担心这些外部势力在中共党内的代理人夺权。而目前的文革研究人员也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内外两种因素。那么，这两种动因究竟源自何方呢？我们也许应该从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说起。

大跃进带来大跃退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想必是很多中国35岁以上的人非常熟悉的。1958年5月，中共8届2中全会正式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确立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路线。一些学者说，毛泽东当时试图高速发展经济是为了争当史达林身后的国际共运新领袖，需要经济实力做后盾。于是，一场“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的工业按照毛泽东“以钢为纲”的方针集中力量增加钢产量，最后发展为全民“大炼钢铁”--一共有9000万人在城乡各地兴建起无数的高炉，“土法炼钢”。

中国的农业则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共产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民把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都交给了公社，甚至建立起农民集体吃饭的公社食堂，让大家享受“共产主义”的滋味。

此时的毛泽东，头脑热到极点。在1955年，他还说大约要用50年到70年的时间争取赶超美国。然而到了1958年，他的想法一年三变，从“15年赶上英国，20年赶上美国”；“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到最后发展成“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了。在毛泽东狂热地带动下，中国全国上下高喊著“三年超英，十年赶美”的口号争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大跃进”的恶果在1959年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中共领导层内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分歧。在1959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对当时激进的经济路线提出一些批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于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分子”，受到罢免。毛的“大跃进”则继续在中国全面展开。

结果，“大跃进”给中国带来一场持续了三年的严重经济灾难。生产结构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被浪费，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中国官方的统计表明，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济全面下滑，工农业减产，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上升，物价上涨。

大饥荒夺命数千万

最骇人听闻的是中国发生了大规模饥荒。在“大跃进”期间，伴随“共产风”而来的是一股“浮夸风”。当时由于冒进政策，已经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和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但是各地为了在“大跃进”中不落人后，纷纷虚报粮食产量，被称为发射高产“卫星”。一时间，亩产万斤粮的新闻不绝于耳，甚至出现过水稻亩产13万斤的新闻。

结果，在粮食产量不断减少的同时，政府却根据各地虚报的产量大大增加了向农民征购粮食的数量，造成农民自己口粮普遍匮乏，结果引起大规模饥荒。中国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形容当时的情形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根据对中国官方人口统计数字的分析和计算，整个“大跃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大约3500万到4500万人。

务实派抬头毛刘结怨

对于“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大灾难，中国官方的公开说法是“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把灾难归咎于老天。至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多数还把那个时期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困难时期”。

但是中国当时的第二号领导人刘少奇就提出了造成灾难的“人祸”问题。当时中共最高领导层中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曾经积极推动毛泽东的狂热政策。就连后来对“大跃进”提出批评的彭德怀也曾经是积极推动者之一。不过，看到“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以后，激进的毛泽东和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为代表的务实派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在1962年1月中共召开的被称为“七千人大会”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等人对“大跃进”提出一些批评，提出对“大跃进”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他同时也针对毛泽东所说的成绩和错误是9个指头和1个指头的关系的说法，认为是三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的缺点和错误还不止是三个指头。他还借用湖南农民之口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并且表示，彭德怀当年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三面红旗”的经验可能要到“五年、十年以后”才能总结出来。

在刘少奇这番话的鼓励之下，参加会议的中共官员纷纷对“大跃进”发出指责，甚至出现了要求为彭德怀平反的呼声。

尽管毛泽东在1961年9月还坚持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但还是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中共建国以后他唯一一次公开自我批评。毛泽东显然对此耿耿于怀。尽管刘少奇等人当时为了保住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面子，仍然违背事实，一再强调“大跃进”的政策是正确的，成绩是七分，但是毛泽东已经感到，在中共整个干部系统内部，上至他内定的接班人刘少奇，下至基层干部，都存在与他的想法不一致、对他的政策不满的人。

他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写的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曾经指责这次七千人大会是右倾。在文革期间的1967年，毛泽东曾经表示，“‘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他的妻子江青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因此，很多研究文革的专家认为，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以后就开始计划打倒刘少奇了。

同陈奎德对话

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同《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的对话。

陈奎德：他发动“大跃进”就是想自己自辟蹊径，走出一条新的路，从而确立自己在世界历史上共产主义运动霸主的地位。我想这个是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过去在内战中获胜，就觉得天下事自己什么事做不到？我这么少一点人，把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队都打败了，我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啊。所以，他在内战的成功，他在前期的成功使他在后期得了妄想症，就是无限膨胀。

记者：那么毛泽东自己认为“大跃进”失败了吗？

陈：我想，特别是经过三年大饥荒以后，他实际上内心知道是失败了。知道大饥荒是死了很多人。这一点他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刘少奇已经在游泳池边上跟他讲了，“饿死人，我们要上史书的”。

记者：毛泽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不满的？

陈：“大跃进”失败之后，他被迫在党内潜在和直接的压力之下退居第二线，我想他已经知道，他必须要把刘弄下台。

记者：但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做了自我批评的。

陈：是。

记者：他当时做自我批评是真心的吗？

陈：我当然不会认为他是真心的。但是在客观情势的逼迫下，他一定要做这种自我批评的，因为党内的压力，中国国内当时大饥荒的压力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在党内。

记者：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发难的理由之一似乎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想架空他。

陈：对。实际上，一线、二线的划分本身就是一种架空的方式嘛。他自己也承认了。不过不说“架空”这个词。因为你不具体地执行日常的行政事务，当然你的权力就有空的。相当重要的，相当大部分的方面就是空的嘛。这本身就是架空的内含嘛。

记者：那么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真地是想架空毛吗？

陈：我想他们是认为毛泽东在处理日常的经济事务、行政事务上是犯了错误，而且应该退居二线。他们也觉得毛泽东可能在处理国家建设方面不如他们的政策来的稳妥。所以说确实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尊重毛，因为毛是他们打天下的最高领袖，而且，他们平常，过去也是比较服毛的。

所以他们采取了某种交换的方式，就是行政的、日常的权力交给他们，来交换他们同样地、不断地把毛的神话地位，毛的最高地位，在虚的方面，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全国宣传方面仍不放过对毛的抬高和吹捧。这个为以后就留下了祸根。就是毛的声望仍然不坠落，甚至还要吹得更高。

记者：那也就是说，刘少奇当时真正是开始不服毛了，是不是？

陈：对。他认为毛可能是大战略家，大诗人，不一定在实际行政能力方面有他强。

可以说，毛泽东的经济“大跃进”彻底失败了。但是指出这个失败的刘少奇等人却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史达林挨批毛泽东警惕

促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动机是国际因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苏联，国际共运的领袖、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史达林于1953年去世。赫鲁晓夫在三年之内先后扳倒了两位史达林的接班人，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强烈批评了史达林大搞个人崇拜和大清洗的错误。然而在1964年，勃列日涅夫又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

对史达林死后进行的批评以及苏联领导层内部的斗争使毛泽东开始担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的身边，随时可能对自己“大跃进”的失误进行批判，夺取自己的权力。而他怀疑的对象就落到刘少奇及其同党的身上。正如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所说：

“赫鲁晓夫的下台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毛泽东就认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到哪一天也会把毛泽东弄掉。”

夺权保位打压不满

中共党内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很多人对毛泽东狂热的“大跃进”政策的不满，加上苏联领导层发生的变化，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使毛泽东感到要罢黜刘少奇之类的官员，夺回他们手中的权力。

就在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同一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要翻七千人大会的案了。在1962年夏季，毛泽东曾经当面斥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62年9月的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党内修正主义的危险和阶级斗争，声称需要对中国的各级官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这场“社教”运动在1965年发展成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毛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矛头直指“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多次指出，根子在上面。

借人民之力倒心中政敌

然而，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四清”运动整治的都是一些基层“小虾米”，并没有朝毛泽东希望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感到通过正常的党务系统难以解决问题，只好通过一种非常规的运动来除掉这一大批他认为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这场非常规的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

“所以毛泽东决心要发动文革，要把这些人的权力一个一个地弄掉。因为如果按照共产党一般的制度来讲的话，要召开中央委员会把这些人弄掉是不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必须要发动一个特别的运动，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把彭罗陆杨，把各地的一些党委，把刘少奇、邓小平才能打倒。”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了，而毛泽东的首要目标刘少奇却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