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2006年9月4日刊作者:郑媛原题为:黄帅翻过那一页平静说心话
30多年前曾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沉寂多年推出新书———
很多40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得“黄帅”这个名字。30多年前那场全国皆知的“小学生事件”后,黄帅几经人生风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近日,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黄帅心语》,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眼前的黄帅,已经完全不是那个“小学生”形象了:一件苹果绿的花上衣,黑裙子,黑布鞋,白皙的皮肤,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用黄帅自己的话来说,她的外表“普通得让人心痛”。曾经的岁月似乎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就像许许多多已经做了母亲的中年知识女性一样,她会未语先笑,把“是吗?”挂在嘴边,说话声音温柔得近乎没了主见。
黄帅好像已经习惯于人们的惊讶。她说,朋友们曾用十六个字来形容现在的她:“直直的笑,淡淡的愁,高高的心,低低的调。”而这一切实际上与过去有关,也使她对现在因书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充满矛盾之情。新书
在他人“期待”的地方一闪而过
《黄帅心语》实际上是从黄帅上世纪80年代末东渡扶桑留学开始写起的,笔墨所及,大多是她在“小学生事件”后的点滴经历———自1998年从日本回国后,黄帅成为了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每年经手很多书,而这本她自己写的书,却并没有涉及很多当时的事件经过。所有点滴流露,也是一闪而过。她说:“这本书不是自传,不是揭秘事件始末,只是这些年的一些感悟。”
黄帅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从小至今,她的日记估计达到几百万字,然而存留至今的并不多,因为日记曾经惹来大祸。在她念大学时,有一次妈妈发现她仍在写日记,惊恐得当即跪在地上,恳求她把日记烧掉,永远不要再写文章。好像女儿一动笔就会酝酿灾难。在母亲的泪水下,她曾含泪焚化了自己在中学和大学时代的一摞日记本,也曾在撕了又写,写了又撕的日记本的首页写下了一个苦涩的名字“毕凡”(避免麻烦)。
直到后来留学日本后,她才重新拿起写日记的笔,再次记录自己的心绪。她给日本的一些华人报纸写稿,当年安顿在主持《天涯孤旅》栏目时,大约有5个月的时间,她也一直坚持每星期给《北京青年报》写稿,这些日记和文章现在组成了《黄帅心语》约一半的内容。此外,书中还有她陆续写下的对于母爱、友情和人生的各种感悟。
转变
以前坚持不出书,去年才开始动摇
黄帅告诉记者:“这本书主要是写给跟我同龄的人看的,特别是有一点闲暇的人看的。和市场上畅销的书相比,它没有太多的扣人心弦的故事,有的只是我对生活的点滴感悟,它记下的是真实的我。”
她说,自从回国后,一直有人提议她出书,开始她坚持不出,认为名人不出书是一种境界,但在去年,这个想法动摇了。“作为编辑每天都在做书。出书并不是了不得的事。明明你喜欢文字,愿意表达,然而就是因为你有名,就一定坚持不出书也不是正常的心态,也是没有放下自己。”她这样告诉记者。
虽然这本书对于想了解当年事件经过的人来说可能并不“解渴”,但黄帅说她现在暂时还没有出自传的打算。“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只不过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被卷进了一场漩涡之中。爬出来后,现在能谈得清楚多少当年的事情,我打个问号。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事人,记录下这些年来经历风雨的感受。”
家庭
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1979年,黄帅从北京大学附中高中毕业,在填高考志愿时,她一口气写下的四个选择都是北京工业大学。
“当时在看招生简章时,不少学校都写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北京工业大学明确写的是为首都培养人才。”黄帅解释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确保能留在北京,因为当时她父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她的身心状态又不佳,不敢也不愿一个人远离父母。
黄帅对北京工业大学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因为在大学期间,过去的阴影渐渐远去,她享受到了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的快乐。
1984年9月,黄帅从北京工业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加入了留学队伍。1993年,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黄帅的先生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山东人。她描述他时说:“他的性格和我截然不同,我太细腻了,而他比较粗放豪爽。”她说,当初和先生认识时,当他知道黄帅就是那个小学生时,并没有觉得太惊讶:“他说,看不出你哪有名啊!”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黄帅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特别是生下孩子后,她曾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在书中,她提到这样的细节:晒被子时,总是让丈夫的被褥彻底摊开,自己的被子缩在一角,她的心理逻辑是“阳光温暖了丈夫便是温暖了我”。暑假带儿子去看海,儿子无比快乐地嬉戏,她主要是看儿子,“因为儿子在海里,所以也就看了海”。
在日本呆了10年,黄帅一直有回国的想法。有一次,她回国和母校的出版社社长长谈了一次,社长说我们现在缺编辑你能来吗?于是,黄帅很快就收拾好行李,带着孩子回了国。
“他现在还不懂,以后会告诉他”
今年孩子10岁了,黄帅说,还没有很认真地想过哪一天,或以什么方式告诉孩子这一段历史。“他现在还不太懂,反正书也在,我也会继续写下去,到哪一天他愿意看,或他有能力理解的时候再说。”黄帅说到孩子时,脸上放着幸福的光芒,笑声也特别爽朗。
黄帅说,《黄帅心语》其实也是她献给父母的一个礼物。“妈妈对这本书是百看不厌。”《黄帅心语》出版后,她给远在加拿大的妹妹也寄了一本。“国际邮包比较慢,她一直等一直等,终于看到了,她打电话给我说,她看到书里的那篇《我和妹妹》,看一遍哭一遍。”
由于共同走过那段艰难岁月,黄帅与妹妹的感情特别深厚。她说,有一次妹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每天下班后钻过地铁前都要看一眼夕阳和地上的风光,她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只有在祥和、宁静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才可以有一点美的情调,我们的视野才能收入美的风光,看来我们姐妹都远离了风雨飘摇的日子,都走出了阴影,都在阳光下灿烂起来了。”
现在的黄帅,每周末回娘家看望父母,她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人到中年,我的心愿就是悠悠度日,希望自己的心灵有余量可以欣赏到周围美好的一切,而不要穿上红舞鞋,永远在旋转。
“小学生事件”当年班主任细说从前
齐鸿儒往事早已释然
《黄帅心语》出版之后,缄默多年的当年“小学生事件”的当事人之一、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首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忆及30多年前的往事。
“班主任”现在还在教书
齐鸿儒老师今年67岁,几年前在史家胡同小学退休后,被反聘继续在校任教。“这么多年来,有关黄帅的事情,除非不得不说,否则我一概拒绝开口。”齐鸿儒老师说:“这段历史要说一天也说不完,但是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不想过多地回顾。”
1973年年底,“小学生事件”发生时,齐鸿儒刚从北京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关村一小工作没几年。“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件事只是发生在师生中的一个小风波。”他说。
在他的记忆中,当年的黄帅是个开朗的学生,但“不怎么爱说话”,也不是学生干部。在她给报社的信公开发表之前,她在学生中并不特别惹眼。
齐鸿儒老师当年教语文,他要求学生每天写日记。“其实我的目的主要是训练学生作文,并不特别看重内容。每天看完后只是批个‘阅’字。”但他也注意到黄帅在日记里向他提了意见。“她后来给报社写信,可能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我并不是在‘报复’她。”齐鸿儒老师说,自己当时年轻气盛,“批评方式简单粗暴了一些”。
事件发生后并未受太大冲击
齐鸿儒老师说,黄帅的来信和日记登报后,他当时受到的精神压力非常大,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成了“祥林嫂”,见人就说自己的理由:“我觉得我是为学生好,怎么就变成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了呢?”
“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但后来还是认错了,因为如果再顶下去,可能就得离开教师队伍了。”他说,而且,当时他也想明白了,黄帅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这件事不能怪她,有意见也不能转到孩子身上。”就在来信在报纸上发表的那天,黄帅病了,齐鸿儒老师还到她家里去看了她。
好在当时中关村一小的领导看得比较透,所以虽然“小学生事件”在全国轰动一时,但处于风暴眼的中关村小学反倒相对平静,在“认错”后,齐鸿儒老师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但在学生中因此有了“气葫芦”或“气煳涂”之称。之后,他一直在中关村一小任教到1982年,才调往东城区分司厅小学任教,10年后,又调往史家胡同小学。不过,此后他不再教语文,而是转教数学和计算机。
齐鸿儒老师说,在黄帅考上大学的那一年,她曾和同学们一起回学校看过他,师生们一起到颐和园划船玩了一整天。两人见面后,都没有再提及往事。
齐鸿儒老师表示,对于往事,他早就释然了,也理解了黄帅。“这事虽然过去那么久,但估计还会有些包袱,她也挺不容易的。”
他说他没有看到黄帅的新书:“没关系,历史已经翻过那一页了。”
历史回放
改变黄帅的“小学生事件”
1973年,黄帅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1973年9月7日,她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黄帅的班主任齐鸿儒老师看了这篇日记后认为,黄帅“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要和她划清界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后,单纯的黄帅效仿当时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学生的做法,给报社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
没想到,这封信迎合了当时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的需要,黄帅这封600字左右的信留下了这样的批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按照“指示”,报社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4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中央媒体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全国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有的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四人帮”被粉碎后,事件迅速发生变化,报纸上开始用粗黑大字批判“一个小学生”。
黄帅说,整个青少年时期,对她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痛,“自己痛,时代痛,别人也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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