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1月20日讯】我家三代都是穷人,以农为生。父亲是县城出名的缝纫师,母亲和祖母务农,佃庙产耕种。土改时划为贫农,我则定为贫苦知识分子。
我在父亲的教诲和熏陶下,自幼酷爱读书,除读家中不多的藏书外,还从邻里亲朋处借书来读,特别爱读文史哲之类的书籍。我好博闻强记,不轻易盲从和迷信名人权威。
1950年,我投身的土改工作结束,我家分得了田地,感觉得翻了身,当了国家的主人,对共产党比对父母还热爱,对毛泽东极其崇拜。共产党提出整风,动员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出于对共产党的爱戴,在1958年春节整风会上,根据我在县上工作期间耳濡目染官场里开始出现的不正之风,我写了张大字报揭露了干部委任制产生的诸多弊端。特别指出由于下级干部由上级提拔委任,致使一些名利熏心,想当官发财而又平庸无能之辈,施展唯唯诺诺,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投领导所好之能事,得到信任提拔,被委以重任。于是一些力不能胜其职的碌碌无为之辈,见风使舵;投机钻营之徒,挤身官场,窃居要津。同时指出,委任制是一种比科举制还落后的选才用人制度。建议以竞争和民主推举的方式取代委任制。不想好心竟被认为恶意。
霎时,风云突变,立即招来了灭顶之灾。昨天还是依靠对象,积极分子,转眼就成了“罪人”。往日有说有笑的同事,顷刻间就成为怒目相向的仇人。连平时对我甜言蜜语、百般讨好之徒,竟成了对我斗争的“勇士”。一时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忠诚耿介之士成“阶下囚”,而才微德劣,沽名钓誉的奸佞之辈成为座上宾。坚持实事求是,对共产披肝沥胆,赤忱进谏者获罪;投机钻营,见风使舵,落井下石者受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忠奸不分,无限上纲成为斗争中的惯用手法。
我一遍一遍地据理力争,却招致一次又一次更猛烈,更残暴的批斗、围攻。没明没夜的车轮战,使我愤懑、痛苦、徘徊,甚至绝望。如果不是担心只养了我一个的父母受不了这样大的打击,我才不会“认罪”服输。事后,文教科的领导,找我谈了话,他说“做梦都没想你×××会成为右派分子……”一时,我恍然大悟:右派本未打算划我,全是因一张大字报招来的横祸。
当上了右派,行政上撤职,开除团籍,工资降两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干农活,我从小就会,我又勤苦,干活不偷奸耍猾。所以,农民很喜欢我,背地里说我是好人。但是我的亲人,却因我当了右派,于是不再是依靠对象,而成了右派家属。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遭克扣。他们只得忍气吞声,以泪洗面。由于我思想上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不免在言行上时有流露,我被认为“不认罪”。为此挨了不少的批斗,以至摘了帽子都没有及时向我宣布。
文革中,我一个人成立了个“孺子牛战斗队”,参加文化大革命。我的大字报和批判专栏,篇幅短小精悍,语言犀利泼辣,受到不少群众的喜好。为此却遭到另一派群众组织的攻击嫉恨。
1967年,我以“小卒”为笔名发表了对驻阆部队支左声明的长篇评论文章。大字报一贴,轰动城乡,一时间附近的县市都纷纷广为传抄散发,流传川北。为此,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我被定性为“没有改造的右派分子”,再次遣送农村劳动改造,直到1974年才收回学校,让我重新执教。
撰稿人:罗光远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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