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曾经三次东征高句丽。（网络图片）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千古明君，其文治武功和政绩一直为后世所传颂。唐太宗登基即位之初，因亲眼目睹过大隋王朝的兴亡，所以经常把隋炀帝杨广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与下属的行为。他留心吏治，选贤任能，从谏如流。在用人方面唯才是举，不计出身，不问恩怨。作为一代英主，他深知隋亡的原因，所以非常留心接受隋炀帝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造就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辉煌。只是在东征高句丽这件事情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隋炀帝杨广一样征战不止。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历次外族入侵都是从中国的东北方或西北方入侵之后就可以成功地与中原王朝对抗，秦国本身兴盛于西北，汉高祖刘邦出汉中之后也是先占关中地区再与项羽逐鹿于中原；此后来自于匈奴和突厥的边患侵扰一直让大汉帝国烦恼，“五胡乱华”也使西晋王朝四分五裂，无法在中原立足；宋太祖虽然也是一代英主，因为没有彻底剿灭北方的边患，结果北宋亡于东北方的金朝，南宋偏安于江南亡于北方的元朝；后来大明王朝也重蹈覆辙，亡于来自东北方的满清。因此，纵观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不能简单地把隋炀帝征讨高句丽视为好大喜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国家的生死存亡之道他当然不能不加考虑。
隋文帝杨坚时期，高句丽曾经多次侵扰过隋朝边境，杨坚派兵讨伐却失败而归，自此他没有继续用兵。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即隋炀帝即位后的第三年，杨广旌旗结彩带着后妃百官北巡蒙古草原，在启民可汗的牙帐见到了通使于突厥的高句丽使者，即宣旨要求高丽王来朝，“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结果高丽王迟迟不来朝拜，隋炀帝于是着手出兵征伐。公元612年，隋炀帝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正式开始。因为长途征战，士兵士气低落。在作战的路上有的将很重的粮食都扔掉了，等到后来缺少粮食时无法再坚持作战，只好退兵。半路上又遇到了高句丽军队的伏击，结果大败而归。第二年，隋炀帝又一次出兵，这次刚到达前线，后方就出现了杨素的儿子杨玄感的反叛，洛阳被重兵围攻。杨广听到消息，赶忙退兵救援洛阳。第二次征伐又以失败告终。杨广在614年又发动了征讨，这次在平壤附近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句丽的军队，高丽提出罢兵言和。杨广知道无法彻底击败高句丽，也表示同意。三次对高句丽的战争致使隋朝士卒伤亡惨重，国力大衰。
尽管如此，此后的唐王朝前仆后继，对高句丽的征战持续不断。唐贞观十九年三月，唐太宗李世民至定州(今河北定县)，语重心长地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朝四次出师未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乃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瞰肉饭，虽春蔬也不之进，惧其烦扰(百姓)也。”他一面召集侍臣和留守太子交待事项，坚定诸臣之心；一面看望生病士卒，并托付州县治疗。因此士民争参征役。李世民从定州出发，亲佩弓矢，手结雨衣于鞍后。又自定州沿途设置烽火台，每隔十里一烽，达于辽东城。并与太子约定，克辽东时，举烽以闻。李世民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在安市城碰到了顽强的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还朝。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唐太宗第二次举兵东征，讨伐高句丽。唐太宗令李绩为辽东道行军总管，率陆军3000人，会合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而进。令左武威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总管，领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进。水陆两军都编配有习水善战的士卒。李绩率军渡辽水，焚毁南苏(今新宾境)等数城，于五月而还。牛进达率水军万余人攻入高句丽境内，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皆战无不捷。七月，攻破石城(今辽阳东北)，深入积利城(今平壤西)，高句丽兵万余人出战，唐军斩首敌军约两千余而还。当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12州的工匠，造大船数百艘以备扩充水军征用。此间西部边境发生了征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等战事。再加上12月，高丽王使其子莫支离任武来唐谢罪，唐太宗只得许之，未能一鼓作气将其灭之。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一月，新罗国王病死，唐太宗封其国王妹妹为乐浪郡王。唐太宗又命右卫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万乘楼船战舰，北渡北海湾再击高句丽，进破泊灼口(今新义州附近)，俘获甚众，为翌年大规模进攻作战作准备。六月，唐太宗欲乘高句丽困疲之机，准备来年发兵30万一举灭之。为此他再次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朝议认为，大规模进军必须粮秣充足，仅依靠畜力车运满足不了需求，必须造大船实施水运。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道伐木造舰，舰大者长33米、宽17米。所造舰船沿江而下，自巫峡抵江州、扬州，向东出海集于莱州。八月，唐太宗又命越州督都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唐太宗又命陕州刺史召募勇士，莱州刺史李道裕运贮粮食和器械于乌湖岛(今蓬莱县东北250公里外)以备东伐。但不幸的是翌年春天，唐太宗生病不愈，于五月而驾崩，时年53岁。第三次东征未竟遂罢。
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他改取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的战略，一则孤立较强大的高句丽，二则拓宽了进攻高句丽的通道。唐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了历史的最好机遇。他先后发兵50万人，征战10余年，最终取得了彻底平定朝鲜半岛的胜利。公元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西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唐高宗将高丽划分为九都督府，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由薛仁贵督兵2万镇守，自此东北方面的外患彻底消除。
中国历代王朝对外的防御或进攻，分若干个战略方向。为对付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向北一般是战略防御方向；东北和西北历来是中原政权的主要战略方向，强盛时取攻势，衰弱时取守势；向南对岭南诸国，一般取攻势。故而隋王朝四次对高句丽用兵，有其正面意义。在隋炀帝之前已有隋文帝派汉王杨谅东征，而且代隋而立的唐朝以英明皇帝著称的唐太宗也数次征伐高句丽，唐太宗以“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为辞，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讨高句丽，其决心与隋炀帝竟无二致。由此可见，隋炀帝三征高丽并非完全是好大喜功之举，亦非隋朝亡国之主要原因，而是作为一国之君必须面对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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