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和平的岁月
五、惊动全市的“投毒案”
1952年岁末，工作组一边继续向广大农民灌输科学种田，强调密植增产的新思想新观念，还对土改中一些遗留问题进行处理，重点在漏划成份上，此项工作叫“土改复查”。比如一些本属地主成份的却划成了富农；又一些本属富农的却划为中农。经过几天来的调查了解，确定全乡有三户应划为地主的划成了富农，本来地主和富农之间界限就很糢糊，关键在干部掌握的分寸上。用句老话说，叫“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但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所以大家“宁左勿右”。打死一个地主不如一条狗，处决一个反革命尤如拍只蚊子。
“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这些小年轻人，恨不得把农村中所有的有钱人都划成地主才够劲！作恶不但出于无知，更重要是时代的情绪。这个情绪就是中共的政策，毛泽东的方针，狼奶哺出的狼崽。
有个姓王的自耕富农是乡里出了名的“恨铜匠”（四川方言，吝啬鬼之意，一辈子省吃省用，赶场天不上茅房，把大便拉在片荷叶上，带回家扔在自己田里。他家里一年四季很少吃次肉，老婆娃儿穿得像个讨口子，他挑谷子可以肩挑四五百斤，没个长工干得过他。这样的人应不应该划成地主，在全乡工作会议上发生了争议。我力排众议，坚决支持个别人的意见说：“说他穿得破呀，不吃肉呀，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地主的本质是用土地雇请长工剥削农民，他占有二十五亩好田好土，又长年请着长工，栽秧打谷还雇月合（短工），他不是地主谁才是地主？”
陈崇阳看了看大家，终于忍不住发表意见说：“据我了解，他那二十多亩土地，是临解放前才买的，还不到三年啊！”
一场争论就要拉开，巧好李捷区长来检查工作，听了汇报后表态支持我的意见。他正色道：“同志，别忘了我们是革命干部，革命干部首要的是立场问题。我们宁肯左一点，也不能右啊！右了就会犯立场和方向性的错误。”
结果王姓富农递升为地主。在没收他家财产那天，全家呼天号地，悲情动天。家里什么也没有，破衣服，烂棉絮，分给农民农民都不要。后来年终工作总结中，老陈在鉴定里有一条“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写了几次入团申请也没被批准，听说在反右斗争中他几乎划成右派，不过平安一生活到老死。于是我发现党和组织上，为什么相信我？就是在任何时候都站在左的一边，立场是干革命的关健啊！
如果一个人一旦同“右“字沾上边，这一辈子就完了。但做梦没有想到，我这么“根红苗正”的“左派”，不但和“右“字沾上了边，还成了一个十足的“大右派“，甚至还“反革命”了，不知该怎么解释？
就在那个争论的当晚，我们下村归来已是下夜一点，大家喊肚子饿，炊事员因急事回家去了，便自力更生烧火炒饭。男男女女，嘻嘻哈哈，七手八脚，在厨房忙碌起来。没有菜怎么办？老徐提议吃油炒饭。“干豇豆“自然主厨，煎油炒饭显得十分内行。
“梦觉”嘴馋肚子大立即响应，在柜里找了半天没找到油，老徐转眼看见案版上有一大盆油，他用鼻子一闻嘻得大声叫喊：“我发现新大陆了！好香的油，又稠又浓。“说着将半盆油倾在锅里，立即满屋油香透鼻大大刺激了胃觉。未等“干豇豆”刘家惠停住手中锅铲，大家一窝锋上前疯抢。“梦觉”抢得最多，吃得最多，饭后大家高高兴兴回房睡觉。“梦觉”和我睡一屋，他睡不着，老在床上翻来复去，不到10分鈡自个儿说：“心里怎么这么难受？”
我笑着骂：“谁叫你抢得最多，不撑才怪。”“不对，不对，我难受死了……”话未完，他哇的声张口呕吐。
“好臭，好臭……”我仍笑着逗乐。不一会，隔壁屋的老陈、老徐，也都呕吐起来，哇，哇，哇地叫过不停，我因吃得少是最后一个呕吐的人。
此时，我们第一反映是中毒。哇哇的呕吐声惊醒了来乡检查工作的李捷区长，他翻身跳下床查看现场，立即作出判断结论，说：“定是阶级敌人投毒，马上封锁现场，向公安局报告，赶快叫卫生所派人来抢救！”
真不愧是久经革命烽火考验出来的老干部，他镇定自若，指挥在场的乡干部，先调来附近村里民兵，把乡政府团团围住，凡通往各处要道路口派武装把住，一面亲自摇电话向市里报告：“凤凰乡工组遭阶级敌人暗算，现有七八个人处在生命危险中……”
不到两个小时，区上、市上的公安人员，卫生医护人员，分乘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赶来。
警笛呼啸，车灯晃动，人声哴哴，煞是热闹。经过简单的检查与化验分析，很快得出结论：食物中毒。再一查那炒饭的不是食用油是桐油。原来下午炊食员从供销社买来桐油，准备用于油漆厨房用具，老婆突然生病便慌忙赶回家，将这盆桐油放在案板上，我们分不清什么是桐油、菜油，用来炒饭吃下肚子。这下弄得在场的人笑不是，哭不是，气不是，怄不是，区长李捷更尴尬。为了不致让此事传为笑话，对外严格保密封锁消息，仍说成是：“阶级敌人投毒，想毒害工作组。”六、白赔的眼泪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川西平原阳春景色远胜江南，黄灿灿菜花千里一色，绿油油万顷麦浪翻波；黄鹂枝头唱，蝴蝶飞花间，溪流白似银，翠柳兰如丝。在这美丽的日子里，我喜欢骑着单车在田间地头奔跑，像只鸟像只鹰，享受大自然的美！
在这如诗如画的岁月，我们更向往老大哥苏联。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听说那里工厂林立，烟囱如林，城市遍街汽车奔跑，农村铁牛耕田，收割用康拜因机，一切自动化。人民生活幸福得不得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住在高楼大厦里，牛奶面包任吃随喝。多美妙，多幸福，我们做梦都想看苏联，恨不自已也是苏联人。毛主席教育我们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哈，明天是什么？农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城市，鲜花盛开，绿草茵茵。这就是人们日思夜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啊！
我常常骑着单车在田间愉快的奔跑，一路哼着轻松的歌儿：菜花开来麦苗儿黄，拖拉机到了咱农庄！太阳笑来风儿唱，幸福生活似密糖。快快成立农业社，学习苏联心欢畅。嘿嗨，嘿嗨，学习苏联心欢畅……
为此，我们视苏联为榜样，视斯大林为领袖、导师，深深地热爱和尊敬。这认贼为父的理念，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苏联文化的影响。那时苏联的电影、苏联的小说，比比皆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无脚飞将军》等书，都是年青人必读的文艺作品，特别是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小说，人人看得如痴如醉，个个读得发疯发狂，书中主人翁保尔•柯察金，那段“至理名言“记得滚瓜烂熟，下少人写在笔记本上或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作为人生座右铭：
“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而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当你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庸庸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在你临死的时候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已经献给人类最壮丽的的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里顺便说一句，书中的这位保尔，现实生活中的该书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临死之前却是这样对人说的：“我发现，我们建成的一切，和我们宣传的刚好相反”。悲乎！）
除此，还有个时髦的亊儿就是加入中苏友好同盟协会，在灰制服的上衣口袋上，佩戴着一枚小小的有中苏两国国旗的纪念章，以显示自已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
就在这一年---1953年3月5日的下午，工作组全体人员在大厅学习和看书，“梦觉”突然惊惶失措，慌慌张张含着眼泪从寝室跑出来高声喊：“不得了，不得了，同志们，告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全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领袖，我们敬爱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大元帅逝世了！”
大家听着这一喊，一时不知所措，怔怔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信非信地相互说：“真的吗？真的吗？这消息是听谁说的？”
“梦觉”自参加革命来，就从家里带个半导体收音机，不论走到哪里都放在身边，经常免费为我们提供中央的决策信息，此时为了证实他报告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即忙扭开收音声的按纽，立即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个女播音员哀婉、凄切、悲凉的声音：
“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统帅，中国人民最忠实的朋友，斯大林同志因病于今日上午北京时间八点四十五分，不幸在莫斯科国家医院逝世……”
接着是沉重揪心的哀乐，在场的人一下哭了起来，哭得比死爹死妈还伤心，抽抽答答，泣不成声，我也莫明其妙地跟着哭起来。不一会儿，大家自觉地在手臂上缠上青纱，胸前挂上小白纸花，心情悲痛，颜面凄切。这伤伤心心地哭，有声有泪地泣，全是出自内心真情，决非装摸作样，更非虚假。
但为什要哭？要流泪？到底他的死与我们有何关系？谁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说清楚。现在想起来也真笑话，一个外国人，还侵略过中国的外国人死了，却去哭他，你说滑稽不滑稽？白赔眼泪，白赔情感么，想不到几年后才知道他竟是世界上最残酷、最专横、杀人如麻的暴君。
在他死后的1956年3月，苏共召开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以大量的无可置疑的事实，揭露了斯大林在执政期间许多鲜为人知的罪恶。他首先把列宁的遗嘱封闭起来，不让老百姓知道遗嘱的内容。列宁说：他“不讲道理地滥用权力”，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党的总书记这个位置上调开”。
1923年3月5日，列宁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你反对我的言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请你斟酌。”(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6卷第618页。)在1924年5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斯大林十分紧张，意识到在代表大会上宣读列宁的遗嘱对自己十分不利，他积极进行幕后活动，要求列宁生前的战友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助他一臂之力，结果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没有在代表大会上宣读，斯大林得以继续在苏共十三次党代会上当选总书记的职务。
在他执政期间，从1936年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19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再后1938年，是布哈林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
“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治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以及几乎全部海军最高指挥员共35000多名红军高级指挥员。德国军事当局曾提醒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名纳粹领袖回答说，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最优秀的部分已于1937年被斯大林消灭了。任何人都看得明白，无论哪一次战争，无论哪一国军队，都没有像苏联军队那样，在与法西斯德国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遭到如此惨重的打击。
不少资料表明，从1928年开始以“人民革命”、“历史真理”、“祖国安全”、“人类理想”的名义，一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政治镇压血腥屠杀，斯大林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把成千上万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艺术家、戏剧家、作家、画家、诗人、演员、电影导演，以及成千上万名区委书记、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站长、车间主任和普通教师、普通宗教信徒，被关进集中营，死于非命的至少有二千万到六千万人之多。
中国古代臭名昭著的暴君秦始皇，曾经焚书坑儒，活埋了四百个儒生。古罗马的三个暴君，尼禄，提庇留和苏拉，曾经把两万罗马人杀死。据说最残酷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所长托马斯•托尔奎马达，曾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并烧掉六千八百六十具逃亡的或已死去的异教徒的模拟像，此外还判处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终身监禁、没收财産和穿一种名叫“圣宾尼陀“的耻辱服。伊凡雷帝时沙皇特辖区制度使几十万人丧命，在这一制度最猖獗的时期，莫斯科每天有十至二十人被处死。法国雅各宾恐怖时期，由革命法庭判决而上断头台的共一万七千人，大约还有同样数量的人未经法庭审讯即被定罪或屈死狱中。至于因“嫌疑“而被雅各宾派关到监狱中的人数就不知多少了，最可靠的估计为七万人。但在整个19世纪，因为政治原因被判死刑的俄罗斯人才不到20个人，被流放，被监狱关死的也就几百人，顶多几千人。但是死于斯大林之手的却高于此数的一千倍一万倍，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这已不是鲜血汇成的小溪，而是白骨皑皑的荒原了！历史上任何暴君都没有镇压和虐杀过如此衆多的自己的同胞、普通的公民、革命的精英和国家的栋梁！2003年11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向继东写的《1930年代的肖霍洛夫》一文透露：1932--1933年间斯大林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使近700万农民饿死。1933年至1940年就有近千万人被捕，100多万人处决或死在劳改营里。史学家认为，“斯大林的宝座其实是用千百万无辜者的血祭奠的。”据不完全统计，在30-50年代期间，苏联全国的政治犯和判刑人数，多达380万人，其中近80万人被判死刑，死于劳动教养营感化营、监狱（包括刑事犯）共96万人。当时全苏联人口仅有一点八亿，受害人数高达百分之三。
据了解，当时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团都发有报告文本，在各国代表团中立即引起强烈的反映，率团参加大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贝鲁特，就因过去完全按照斯大林模式行事，惊惧万分，自知难逃波兰人民的惩罚，不几天就猝死在莫斯科。当毛泽东得知《秘密报告》内容后，曾感慨地说：“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斯大林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呼吸这样的空气是不行的，他已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成吉思汗。”“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其实，比赫鲁晓夫作报告早十多年，便有一个人深刻揭露斯大林统治时期存在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
1935年6月，他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曾两次见过斯大林，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调查，回到法国后他写了《莫斯科日记》。罗曼•罗兰是一个进步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伟大的良知，他担心《莫斯科日记》的发表会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临终前他嘱咐自己的《日记》在50年之内不得发表。在《日记》中他列举苏联独裁专制过头，自由民主不足。并尖锐地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苏联正在出现一些自称为国家和民族卫士的共产党员及其领导者们，他们不顾一切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这些人表面工资并不高，但享有金钱之外的种种特权(住房、食品、交通工具等)，并有给亲朋带来方便的无形影响力。罗兰认为“这个党已经获得控制最高权力集团的权利，一个特殊的共产党人贵族很可能在党本身不知不觉的情形中形成”。“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正在向腐败下滑”。
(2)个人迷信严重。斯大林酷似罗马皇帝，他的肖像如山如海在人群中漂浮着。一切大小成就，功劳必须归于斯大林—个人身上，其它的人只能把自己贬低到一钱不值的地步。罗兰称对斯大林的崇拜已“成为一种宗教般的礼仪“，人们已被训练成木偶，工具；罗曼•罗兰将列宁和斯大林做过比较：当“列宁看到墙上自己的形象，便勃然大怒：'这使我感到厌恶。到处我都看见自己的猪脑袋。'而斯大林则相反，他有自我欣赏、自我欢呼的癖好。”；
(3)肃反扩大化，排除异己，乱抓滥杀。罗曼•罗兰问：“为什么你们对政治犯是那样残酷无情，对冤假错案却幸灾乐祸不足挂齿？”
(4)不民主，人们不敢说心里话，在苏联“谁要是坦露心灵，谁就等于出卖自己；”
(5)相当多出身不好的青年感到没有前途，处于半麻木状态，无形中就不人道地形成一个为社会所遗弃的阶级。罗兰认为苏联的个人迷信并非真的来自群众，而是领导自己制造出来并加以维护的。最后，他写道：“苏联那样干下去，肯定是干不好的，一定要出大乱子，要崩溃的。……”历史最终证明了罗兰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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