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宣传标语（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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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4日讯】中国实施苛严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将近半个世纪，计划生育对传统文化冲击巨大，对世道人心侵蚀广泛，对社会嬗变影响深远。
虽然计划生育的决策者在高层，但直接执行野蛮计划生育政策者，显然是基层干部，包括实际不在干部编制之列但我们往往称其为干部的村干部。这些基层干部，未必能从内心真正认同苛严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些基层干部，本身就受严厉的计划生育的影响，只能生一个女儿，对此也是心有怨怒，至少其内心对计划生育政策是多有腹诽，甚至于一些村干部自己本身或家人就有偷偷摸摸的超生行为，但在对他人执行野蛮政策时，却是不遗余力毫不手软。特别是一些村干部，与违反或抗拒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本来就是邻里乡亲朝夕相处，或者就是同属一个家族，但在施行类似于牵牛赶猪拆屋这样的暴力手段时，往往会充当急先锋的角色。
这些基层干部之所以在执行手段恶劣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肆无忌惮，当然与政府为其撑腰壮胆有关，也与其自身利益有关。普遍来说，为了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基本的手段就是“恩威并重”四个字。“威”主要是针对民众，采取各种手段威逼，对官员的“威”，则是表现在政绩考核上，将计划生育执行不力者，实行“一票否决”。“恩”则是针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官员，用“利益”来进行诱导。以前的巨额计划生育罚款，后来的巨额“社会抚养费”，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通过层层返还的方式，变成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者的“奖金”。以前，在很多县、乡的计生部门，虽然是一个很讨人嫌恶的单位，却是一个颇有油水的“肥缺”。因此，在利益驱动之下，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到计生部门工作，而且在利益驱动之下，执行各种野蛮的手段，手腕就能硬得起来。可谓是，痛骂任人痛骂，计生我自为之。也正是因为如此，计生罚款也好，社会抚养费也罢，虽然数额十分巨大，却一直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近年来，在网络舆论上，出现公开社会抚养费的强大呼声，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本来只要公开账目，就能说清社会抚养费到底抚养了谁的问题，但有关部门却一直采取“驼鸟政策”来予以回避。估计，这个社会抚养费的账目，是公开不得吧。
从考察世道人心的角度看，基层干部在执行暴力政策时心境如何？是否有良心的拷问，是否有于德有亏的内心自省？确实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这对当代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审察，是一个很好的标本。遗憾的是，即使在当前自媒体泛滥的时候，至少我是没有看到，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官员勇敢地站出，坦陈心迹，剖析自我。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蛙》的主人公“姑姑”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送子娘娘”与“杀人妖魔”如此对立矛盾，却统一存在于万心一人身上，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读《蛙》，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也能看到小说主人公灵魂深处极度痛苦的残酷。
莫言是体制内作家，莫言也只有管笑笑一个独生女儿。有一次，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莫言坦言，在女儿出生之后，妻子又有过怀孕，只是迫于计划生育政策，怕自己的工作受到影响，而选择了人工流产。莫言向来低调内敛，但在那次电视节目中，我们从莫言的言谈神情中，明显能够读出，莫言对自己没有让自己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憾恨之意。
莫言早就是国内的知名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更是一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细心阅读莫言作品的人也迅速增多。一些人认真读过莫言的小说，似乎才如梦方醒，原来莫言通过小说抹黑中国，更有甚者，甚至指斥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靠抹黑中国来给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舔菊”，搞得好像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很不光彩似的，直接痛骂莫言为“汉奸”者，也大有人在。
其实，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的《蛙》已经获得过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中国的最高文学奖。《蛙》涉及“计划生育”这一敏感内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蛙》能够获得“茅盾文学奖”，我们只能作出正面的理解，在中国文坛上，所谓的“体制内”并非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如此不堪，而是具有包容、宽松的特质，终归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们是“高级黑”吧？即使可以说“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们“高级黑”，评委会上面还有上级，他们又不是傻子，“高级黑”能够“得逞”？其实，对于《蛙》，对于莫言这位“体制内”作家，不仅是一些国内读者不理解，一些外国读者也感到费解。德国《南德意志报》书评说《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会不理解作家何以被认为是位“体制内作家”。这充分说明，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奖，莫言自身的才华和努力只是其中一个因素，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莫言遇上了开明、宽松的好时代，给了莫言良好的文学创作环境。
毫无疑问，莫言的《蛙》不但涉及计划生育这一敏感话题，而且《蛙》的主人公万心在杀婴无数后痛心忏悔。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痛心忏悔”，让人对莫言心生痛恨，而要指斥莫言为“汉奸”。然而，硬要说莫言的小说是抹黑中国，实在是误读。恰好相反，应该说莫言的《蛙》，美化中国的成份更大。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人，从政府决策者，到执行政策的基层官员，再到协助执行政策的专业技术人员，甚至可以到参与执行政策的底层市民、村民，明知其恶，在行动中，是否有过些许的迟疑？内心是否闪过一丝抵触情绪？这些都很值得怀疑。进而，我们可以追问，中国人真有忏悔吗？
而且，不仅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基层官员是这样，在其他行业部门也应该是差不多。比如城管，在城管执法中，真正冲在一线的，大多是城管中的协管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城管“临时工”。他们本来是工资收入不高，社会地位偏低，说他们处于社会底层，也不为过。可是，这些城管“临时工”，是大部分城管暴力的直接制造者，在对同样属于弱势群体的商贩拳脚相加暴力相向时，往往是毫不迟疑毫不手软的。就是因为城管“好使”，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习惯于将城管当枪使，创卫时指使城管去“挣面子”，拆迁时指使城管去“拔钉子”，乱摊派乱罚款时还要指使城管去“捞票子”。某些地方政府把城管视作豢养的“打手”，而城管也往往乐于充当“打手”，屡屡施暴的城管，特别是城管协管，有过忏悔吗？有因为施暴而良心不安吗？至少，我是没有看到过。
王朔有一段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话：“中国人是猪，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光知道埋头赚钱，谁死都和自己没关系。一旦伤害到自己了，马上就惨叫，叫得简直哭天抢地，然后一个大白馒头扔过去，立马又蔫了，别人喊的时候，他依然埋头吃喝！”
以这个视角来观察公权力的种种野蛮，看看政策执行者在利益驱动之下对他人施加暴力手段而毫无恻隐之心的情形，再想想他们毫无忏悔怙恶不悛的可怕现状，对王朔的“猪论”细加考量，我们应该会心有戚戚然吧？
王朔还有一个段子在网上广泛流传：“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只要诱之以利，“见利忘义”就变成人们的“理性选择”；“有钱不赚是傻子”成为人们奉信的人生信条，为赚钱“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在所不惜。当这样的世风民情成为普遍现象时，王朔把中国人比作猪，话虽然说得难听，但话糙理不糙，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人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核心，是爱；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的儒家文化的核心，则是善。持中西文化融合论者则认为，爱中应有善，善中必有爱，爱和善，是相通、相融的。
《三字经》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就道出了中国式道德的意旨：弘扬善，是教化的核心要义。如无善，则不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道德判断。
崇善的基本路径：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善果、乐善。最终归结为：止于至善。这是为人处世，修养身心的最高境界。
完善人格修养，善是根基。善心是是做人的根本，是善行的前提，是善行的原驱动力。一人有善心，则一人不为恶。全社会人人有善心，则全社会不为恶。有善心，再有善行，则善行锦上添花；有善心，虽无善行，但不会祸及他人与社会；而无善心，则难有善行。无善心而施善，往往是另有所图，即常被人们称之为“伪善”、“假善”。
为人处世，观人察事，我们的头脑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念头，有善念也有恶念，而这些不同的念头，闪念之间，有时会把一个人引向不同的方向。善念是万善之门，心存善念，它会引导人走向真善美的境界；恶念是万恶之源，心有恶念，它会引导人走向假恶丑的深渊。如果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坦诚的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需要常存善念，对心中闪现的恶念，要十分警惕。
善念，来源于善心，植根人的深厚修养。西游记中有一诗云：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相知；善恶如无报，乾坤必有私。心存善念，屏弃恶念，还在于人应该心有敬畏。
作中国人道德的核心内容“善”，在传统文化逐步消解的过程中也随之逐渐消散。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消解，完全是受计划生育的影响，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诸般恶政恶行，至少已经难以看到“善”的影子。失去了“善”这个核心灵魂，中国传统文化难免就要“失魂落魄”。“失魂落魄”的传统文化，又将如何复兴？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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