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因为勾结苏联政府参与中国内战,被张作霖处死。(网络图片)
中共编撰的高中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135页在介绍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段落写道:“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被捕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没有交待事件的具体原因和结果,似乎张作霖在呼应蒋介石。
事件复杂的背景是,列宁夺权后,希望在欧洲搞颠复各国政权的世界革命,失败后转向东方,企图建立由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帝国(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一方面与中华民国建交,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扶持国共合作“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同时利诱、扶植冯玉祥从内部对北洋集团进行瓦解。1926年,苏联在冯军的军事顾问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嫁祸傀儡执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孙中山“以俄为师”,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就公开宣称:“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一八”后,舆论界批评群众领袖,指责他们应当对惨案“负道义上的责任”。刚刚开过刀的梁启超在医院接受《晨报》采访,痛责段祺瑞后说:“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们并不反对民众运动,但也得有相当范围。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轻的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当期的《清华周刊》有两篇文章,批评群众领袖把“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让年轻人为自己的政党主张出力、流汗、流血,甚至送命。
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爆发。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基、奥列格・戈尔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张作霖指责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收买大学生闹事”是指“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7月)
获得证据后,张作霖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复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苏联间谍活动在8个国家被曝光,其中就有中国这一事件。斯大林让中共利用蒋介石:“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克格勃全史》第121页)
本来,蒋介石1923年9月至11月对苏联考察后,就认清了苏俄的真相和对中国的野心(蒋中正:《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曾推崇苏联的蒋介石为何在访苏后改变一生政见?》,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1年1月11日;颜昌海:《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反共》),逐渐开始疏远苏俄和中共,因此而被苏俄嫉恨。苏联顾问甚至开始策划干掉蒋介石;此后,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中指示:“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国民党发现,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虽以个人身份加入,却秘密地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活动。中共组织严密,党员凝聚力强,人数虽少,但在国民党内部,不论是中央还是基层团体,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疑惧,”(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蒋介石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各地领导工农制造暴乱、“当北伐于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加上张作霖将苏联资助和操控国共两党的阴谋曝光,舆论哗然,一片反苏声浪,为了表示与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于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力清党。汪精卫由于对共产国际认识模糊,与蒋介石产生分歧,在武汉另立政府。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为了取得汪精卫的支持,在没向中共中央传达之前,居然把6月1日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密电副本给汪精卫看了,主要内容如下:一、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制造混乱。二、动员二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加上两湖五万革命工农,建立自己的军队。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团结,共产党员要尽可能多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四、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国民党右派军官。然而,罗易忽视了汪精卫是国民党党员,汪精卫如从恶梦中惊醒,于是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公开反共、清共。
中共编撰的高中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2页写道:“日本侵略者见张作霖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阴谋在东北扶植新的代理人,就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真相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就企图分裂整个东北,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后,自然和张作霖成了死对头。1926年秋季,苏联特工策划暗杀张作霖失败,苏联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于是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并在其后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没料到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马上导向苏联,而是易帜加入国民党。抗战后,苏联通过被收买的前日本首相冈田启介,指使其弟子、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伪造《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致使由于没有佐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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