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称中堂 晚清重臣李鸿章(图)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昔洋人有称，向中国开战，实同李鸿章开战也。可见李鸿章在近代中国历史之影响，真“五洲万国之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他是清廷的发言人，是一个忍辱负重的时代在一个个体的“微观”体现，王国维所谓“千年巨变”，则李鸿章的时代正是“巨变”之肇始。梁启超称：“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二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满洲人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李鸿章传》）

愈有影响者愈有争议，所谓谤满天下者未必不为伟人。有论李鸿章是权臣，比之霍光、曹操，或张居正。在小时候，中国大陆课本上直称李是卖国贼，诸如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土地、赔款，丢尽中国人的面子，没有骨气。那时，一提起是安徽人，总会有人笑话，你们安徽不是有个李鸿章嘛！甚至“李鸿章”三字成为骂人的话（安徽方言似“你混账”），可见盖棺论定也未必可靠。时过境迁，今日之李鸿章已非当日之李合肥，闻老家已重修李家祠堂故居，招徕游客成为“爱国教育”基地。《李鸿章全集》也已出版，洋洋大观。可以说，近现代历史对李鸿章的论定，是一个缺失价值标准的具体体现。同样，对孔子，对太平天国，也都体现出我们是怎样地雌黄历史，没有立场，悖谬荒诞。一切似仍在“论尤未定”着。

“迷”渐淡，历史终会在遥远的某一时代清晰起来。随着近年人们对近代史的厘清和反思，“李鸿章”仍然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点，在众多的相关“评传”中，我仍然觉得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似最简明而有深度。任公尝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斯言足令人深思也。

合肥之事，不胜叙述。且据传中一二略论之。

李鸿章之崛起，无疑在与洪杨之战，曾国藩举讨贼大旗，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真“一时多少豪杰”。梁任公所云“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淮军的劲敌是李秀成。李鸿章食言杀死苏州守城降酋，一直被人所指。同治二年十月九日，李鸿章亲自督军，以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迫进苏州城，经激烈苦战，先破外城。李秀成、谭绍退守内城，负隅顽抗。终因官兵水陆并进围城，城中粮尽，众心疑惧。李鸿章以为机会已至，遂有程学启及战争掮客戈登轻舸入城，说服纳王郜云官等人投降，以李、谭人头为献，许以二品，签下降约，戈登为之中保。他们不忍杀害李秀成，李也觉察其谋，无奈之际只有末路一条，遂乘夜遁城而逸。廿四日，谭被云官所杀，降酋八人，并千余亲军，开城迎降。此八部在城中守卒尚有十余万人。程学启以为此八人恐有后患，乃与李鸿章密谋，赏宴之际，埋以伏兵暗杀，其手下之强兵余党千余人亦戮杀不剩，血染双塔寺。李鸿章心知肚明杀降乃大忌，但更担忧叛而不降之患。太仓诈降之隐在前，难免有“虎患”之忧。所以，他默许程学启大开杀戒。遂又有十万太平军被杀。朝廷也默许李的所为，李鸿章因苏州一战之功，加太子少保。见李如此行为，戈登悔初为保人，要找李鸿章算账。

梁任公云：“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戈登于此事，不过一个战争掮客，因为一直被蒙在鼓里，待事已发，便怒不可遏，甚以国际战争惯例欲挑战李鸿章。在李鸿章眼里，戈登之流所谓“常胜军”实在是“磨难星”，这群“外国流氓”所谓之道义，纯粹出于利益，打仗兼打劫，可谓为利而战。李鸿章早就想清除这一隐患，苏州之事，可谓契机。

或谓李鸿章惯用“小智小术”，他玩了一出诸葛亮诱敌之计，可谓眼明手辣。如果说诛八将是“战略”上的考虑，以杜后患，那么，杀其千余亲兵，难免残忍。战争至此已丧心病狂，有道是：战争的胜利总是以生命为代价。但战争也是毕竟有正义与邪恶之分的。收拾洪杨残局，全赖李鸿章之功。不过，如果我们今天过于神话曾、李（尤其曾国藩，几乎将成孔子之后一人矣）也是值得反思的。

梁任公似乎对“英雄”情有独钟，他不惜以浓墨称李秀成为真豪杰。其英雄气概，自不可以成败论之。称他不但有“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更能“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之智勇，尤可称者其不杀赵景贤：“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来战争之结尾所未有也。”又：“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在这里又要强调一下，倘不是如此，长毛之残余似无立足顽抗之际遇了。姑且不论梁氏所说是否有文学色彩，然而从来人们称颂豪杰，较之李合肥苏州所为，人们难免要“怀念一下”这位壮士。其实此李非彼李。然而我们不可忽视“比例感”，洪杨之乱，生灵涂炭，我们当警觉梁氏在这里以对李秀成的个人魅力之“神话”，而氾滥“同情心”。梁氏更以“国际公约”论其社会之“内政”，恐怕要求太高。梁任公感慨“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实则历史往往也是一言难尽，常常莫名地要被“古为今用”一番。

战争结束，李鸿章转身成为一名“外交大臣”，此时朝廷已岌岌可危，内忧新起，外患尤甚。李鸿章深感国家之危机当下贫弱落后，乃极力推行“洋务运动”，如梁启超所指出的，在李鸿章眼里，“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故梁以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

梁启超批评李的另一点是：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

李鸿章的洋务，一从军事入手，以其巩固朝廷国防。二是商务，从铁路、矿业、纺织、通讯、商业、教育各方面入手。李鸿章的策略或许没有梁启超的“国民”意识超前，然以康、梁变法之思维去强求李鸿章之思想实则荒谬之极，李鸿章欲挽朝廷之困境，忍辱负重，堪称砥柱中流。其洋务思想实不愧为强国之上策也。梁氏所谓新见，最多不过“民主”之一层面，实则，科学与民主的引进，而忽视其法制与法治的传统人文精神，尤其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却被忽视。所谓民主理想同样是苍白的。

李鸿章为“卖国贼”的帽子戴了多年，说他同列强签下一系列“卖国求耻”的不平等条约。如“中俄密约”，借租土地，代修铁路等等。回首前尘，李鸿章的诸多设想和举措何尝不是今之“改革开放”之先声呢？只是时代不同，李鸿章以失败而告终。当然，我们也没必要给他来个几几开。